“中国要求提升领导地位的呼声与美国为维持现有地位所作的努力之间，存在一场零和博弈。这是一场关于民心的战争，民心所向将决定谁将最后胜出。正如中国古代哲学家所预言的，施仁政者王天下。”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以《中国如何才能打败美国》（How China Can Defeat America ）为题在纽约时报（2011-11-20）上发表文章如是说。阎教授文中的主要观点是，美中之间的竞争在所难免，这场对全球霸权的争夺，谁胜要看谁更有符合道义的政治领导力。中国应该实行仁政在国内建立能够感召国外民众的治理模式，在外交上也要向他国实施人道主义政策，在政治上重要职位要按候选人的品德和智慧选拔，同时还必须在世界范围内选拔所有符合标准的人，从而提高执政水平，增强“符合道义的政治领导力”。我认为，阎教授对形势判断有误，他所说的美中之间的对全球霸权的争夺还言之过早，同时，由于他看不清中共政权的本质，他的增强中国“符合道义的政治领导力”的三项建议只能是对牛弹琴。
一、中美全球霸权的争夺现在还言之过早
阎教授于文中说，随着中国对全球经济影响的不断扩大、军备能力的不断增强，美中之间的竞争在所难免。这场对全球霸权的争夺是要看谁更有政治领导力。从阎教授的这些言论中可知，他说的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对全球霸权的争夺，但是从目前的世界局势来看，应该说出现这种局面还言之过早。我认为中美对全球霸权的争夺要十五年以后才会开始，三十年左右才会白热化。
从全球来看，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少数几个欧美工业化国家，代表西方强势文明，一直主导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在2000年以前，美、德、英、法、意、加和后来兴起的日本等七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全球经济的增长也主要来自这些国家。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总合贡献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已经超过美、日、德、英、法、意、加等老工业化国家。”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林毅夫在《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11月4日在北京大学·北京论坛发表演讲，全文发表在光明日报2011-11-14上)一文这样说。尽管世界经济格局已发生了这样的重大变化，但是中美之间的力量还是十分悬殊的。正如林毅夫在同一篇讲话中所说的：“2008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的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1%，说明中国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间的技术差距还很大，在这个差距缩小前，中国还可以继续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根据麦迪逊的估计，中国在2008年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相当于日本1951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日本在1951-197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9.2%，台湾地区在1975-199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8.3%，韩国在1977-1997年间年均增长速度则为7.6%。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相同，据此中国应当还有维持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在1971、1975和1977年时，人均收入分别提升为美国的65.6%，54.2%和50.2%，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50%，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国相当。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
实际上,美国国家实力雄厚，是当今的唯一的超强国家。关于超强国家的标准，应该说，普遍接受的是：(一) 政治因素，拥有一个强大的民主制度，能够动用大量资源去实现全球政治目标；(二)科技因素，拥有强大先进的科技力量;(三)经济因素，出众的经济实力是超强国家的必备力量;(四)军事因素，超凡的军事能力，相对无懈可击、有能力阻止或有能力造成巨大破坏，并且拥有镇压及影响全球的统一军事力量;(五)文化因素，它必须有很强的文化融合性，适合各个文明的生存与发展。美国是民主国家，美国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力量，美国经济占世界总量的31%，美国有不可匹敌的军事力量，军费占世界第二名到第十五名的总和，美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当今，在全球范围内也只有美国符合这一标准。
美国国土面积超过962万平方公里，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其人口总量也超过3亿人，少于中国和印度。美国是全球多元文化的国家，几乎囊括了全球各地的移民。美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支付联合国百分之二十二的经费。美国是世上最大的经济体，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4.3万亿美元，占全球生产总值的23%，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13.9万亿美元，占全球生产总值的27%，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14.6万亿美元占全球生产总值的31%。美国吸引众多跨国公司与金融机构在国内设立总部，在众多行业中占领优先位置，拥有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拥有发达的农业与消费市场，对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有巨大影响力，美元是世上最有影响力的储备货币和可兑换货币。美国军费为全球第一，是第二至第十五名国家军费的总和，美国拥有世上最多核武军备，美国拥有世上最先进的军事科技与军备，并在世界多国设有常驻军，随时可以到全球任何地方执行任务，美国一直在研究与发展太空科技，继续发展太空飞机，美国是建立国际太空站的主要国家之一，从2004年1月开始，美国的两部火星探测漫步者正在探索火星的表面。美国文化对世界有重大影响。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就高居全球第一，而今天的美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等众多领域拥有的庞大影响力更是其它国家所不能匹敌的。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进入了迅猛的工业化时期，在这过程中经历了社会转型，从此，美国一路领先于欧洲。美国的不断进步主要取决于如下三个方面：(一)公众批判和抗议，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黑人争取平权的民权运动、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和60年代“反文化”抗议运动;(二)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的优势，美国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的优势仍将是其它国所不能及的一大强项;(三)企业精神和个人独创性，过去美国靠企业精神和个人独创性发展并发达起来了，今天，美国的“新边疆”是全球经济，并且仍在不断开拓，其企业精神和个人独创性在当前的信息时代比传统工业化时代更加能发挥优势。
而我们中国呢？ 我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到2010年翻了四番多，达到5.88万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从1.8%增加到9.3%，人均总产值也已达4000多美元。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活力不断释放，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2008年达4.4万亿美元，2009年达4.9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三，接近排名第二的日本，2010年国内总产值达5.74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并成为全球拥有最多外汇储备的国家。我国拥有核武器，并具备发射卫星及载人航天飞船等一切大国所拥有的能力。今天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现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之间的经济联系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日益紧密。
不管怎样统计，中国的经济确实是高速增长了，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比如，严重的环境污染、有毒食品泛滥、经济结构畸形化、低技术低附加值、贫富两极分化等等。用具体说来，就是：(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严重失衡， (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坚硬、庞大的中国房地产泡沫；(三)个人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四)在自然资源的消耗方面，能耗水平分别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2.5%、21%和45%；(五) 在废弃物的排放方面，伴随自然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其必然结果就是废弃物的高排放。再联系到其他的方面，比如，政治专制、人治模式、漠视人权、官员贪渎、道德沦丧，等等，不一而足。面对这些问题，人们不禁要问：我国要健康、持续、快速发展，该怎么办?要努力奋斗使我国在三十年内成为现代工业社会里的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超强国家，该怎么办?
我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到2010年翻了四翻多，达到5.88万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从1.8%增加到9.3%，平均没十年翻了四翻。美国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14.6万亿美元，占全球生产总值的31%。就经济总量这一项而言，要赶上目前美国的水平，按现在的发展速度至少要用十五到十八年，其他的方面比如军事、科技、文化等还不算。所以，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还言之过早，从现在起我们如果努力奋斗，可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与美国并驾齐驱，成为与美国一样的超强国家。所以说，十五年左右与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才会开始，三十年后才会白热化。
二、符合道义的领导力从何而来？
阎教授说，“两国政府都必须明白，这场对全球霸权的争夺，不是比谁更能砸钱，而是要看谁更有政治领导力。”“政治影响力的关键在于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的核心属性是符合道义的领导力。从长期来看，那些坚持依道德规范行事的统治者往往能赢得最终的领导权。”“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政治家只该关心军事和经济实力。实际上，道义对塑造各种政治势力的国际竞争并决定谁胜谁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阎教授在些言论看来，他在这里特别关注的是“符合道义的领导力”，当然，阎教授所讲的领导力是领导世界的能力。我们知道，领导力是把握组织的使命及动员人们围绕这个使命奋斗的一种能力。领导人有三个必备核心：专业知识、管理技巧及领导能力。卓越领导力学院首席执行官、亚太领袖发展协会创办人陈建宏表示，作为未来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中国急需一批拥有国际化领导力的领导者。那么“符合道义的领导力”的“道义”如何理解呢？现代汉语小词典注释为“道德和正义”。道义责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种同情与怜悯，是一个群体或国家在危难和发展中得以生存和发达的重要保障，更是今天和将来我们建设现代民主化世界超强国家所需要的。
我认为，我国将来要领导世界，除了应具备的硬实力，比如经济、军事和科技等外，还应具备软实力，比如阎教授讲的“符合道义的领导力”即是一个方面。很显然，阎教授感觉到这一个“符合道义的领导力”太重要了，他呼吁领导人要塑造这种能力。比如，他举例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但这位残暴的皇帝早早断送了他的王朝，比起后来的汉武帝实在逊色许多。后者将法家的现实主义和儒家的‘软实力’相结合，实现了从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86年长达50多年的统治。”他举这个两个例子无非是想说明“从长期来看，那些坚持依道德规范行事的统治者往往能赢得最终的领导权”这一结论。可是，从他的文章里可知阎教授不知“符合道义的领导力”从何而来，所以他的关于争取民心和增强“符合道义的领导力”的“实行仁政、实行人道主义的外交政策和从世界范围内选拔所有符合标准的人才”这三大建议是无法落实的幻想。那么，“符合道义的领导力”到底从何而来呢？
历史以来有三种较为典型的政治制度，那就是君主制、一党制和多党民主制。世界历史上，君主制是常态， 在我国历史上的君主制下，君主宣扬的是君权神授，他把国家视为自己的私产，即通常所说的“朕即国家”，由于实行世袭制，君主死后要由自家人来继承大统，在一般情况下，君王都比较精心打理自己的产业。王朝出明君或昏君还是暴君全在于继承者的血统、性格和智慧。皇统继承人仁慈又聪明就是明君，智力低下就是昏君，性格残暴就是暴君。明君理朝社会开明，忠勇之士较多，虽然各级官员由朝廷任命，但是由于政权是皇家的，所以君主任命官员还多多少少看重人品、才能和政绩。在君主制下如果出现明君的时候，就会出现 “符合道义的领导力”，出现昏君和暴君的时候，就没有，由此可见，君主制不能为王朝持续提供这种能力。
专制制度是指独自掌握政权的统治制度，专制制度有各种形式，但最主要的有君主制和一党制两种典型形式。就我国而言，一党制是从1928年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开始一直到现在。1949年中共获得全国政权，建立起中共的一党专制，中共的一党专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毛泽东的绝对个人独裁时期，邓小平的相对个人独裁时期和现在的寡头统治时期。
毛泽东时代中央政权由毛独裁，但政权由于无法传给下一代，他对国家不是精心打理，而是不断折腾，政治运动不断，杀人整人的事经常发生。 邓小平时代，实行改革开放，逐渐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央邓小平掌握大权，实行相对的个人独裁。在地方，与中央各部门一样实行首长负责制，尽管也有很多监督机构，但形同虚设。 现在的中央实行的是寡头制，主要领导有任期限制，大事得由中常委集体讨论。地方实行首长负责制，主要官员也有任其限制，通常都是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大大小小的官员几乎都没有责任心。
在一党制下，由于官员的权力来源于上级任命，毛时代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只要思想和毛泽东及其把持的中央保持一致，会拍马屁，就有升迁的机会。邓小平时代由于实行市场经济，要升迁除了思想和邓小平及其把持的中央保持一致以及会拍马屁外，从地方开始，还得花钱，也就是用钱买官。实行改革开放到现在已有三十三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绝大部分是用钱买卖上来的，从法律的角度看，他们几乎都是罪犯。由于实行一党制共产党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由于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和政府监察机构受同级党委领导，所以不能对同级领导进行有效监督，由于除了中共中央常委实行寡头统治外，其他部门和地方领导实行首长负责制，总揽了部门和地方的主要权力，想做好事还是坏事全由领导自己自律，其结果只有是坏事做绝、官僚主义泛滥和腐败横行。在这种制度下，连道义都没有还谈什么符合道义的领导力！
随着历史的发展，政治历史已指向“主权在民”，世界各主要工业化国家都已民主化，而民主国家由于有多党制下的反对党制衡、有选举下的选民制衡、有三权（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下的制度制衡、有言论自由下的社会舆论制衡，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责任心较强和具有道义精神，腐败较少，没有制度性腐败，所以只有这种制度才能提供持续的符合道义的领导能力。
三、阎教授的三大建议是对牛弹琴
阎教授于文中提了三大建议，我认为这是对牛弹琴，不切实际。比如，他建议说：“那中国如何才能赢得世人之心呢？按照中国古代先哲的说法，要先从国内做起。实行仁政首先要在国内建立能够感召国外民众的治理模式。这意味着政策的重心应该从优先发展经济转向构建和谐社会，消除目前巨大的贫富差距，用传统美德取代拜金主义，同时消除政治腐败，维护社会公平公正。”
阎教授对我国儒家提倡的“仁政”情有独钟，但是在我国历史上实行仁政的时期也只是在有明君出现的时候，而大部分历史时期由于出现昏君和暴君，所谓的“仁政”变成了残政或暴政。但是现在是一党制时期，有可能实行阎教授所说的“仁政”吗？从阎教授的如上的话可知，他所说的“仁政”其内容无非是：从优先发展经济转向构建和谐社会，消除巨大的贫富差距，用传统美德取代拜金主义，消除政治腐败，维护社会公平公正。而这些弊端正是一党专制制度带来的，而要在实行阎教授所讲的“仁政”就首先应该铲除一党专制。
所谓“一党专制”，无非是号称掌握国家权力的一群人代替人民统治国家，而拒绝通过周期性选举等宪政机制对人民负责。一党专制首先会变卖这个国家的所有财富并归为己有，党棍（统治集团）实际上在利用国家机器攫取巨大垄断利益，不断制造两极分化。它本能地嫉妒并压制不合官方主流的学说和独立于其控制之外的组织，从而有效扼杀会取代它自己的政治和道义力量。 它让社会失去理性，不仅因为它任意设置言论禁区，使民众不可能从建立在真相基础上的有意义的辩论中训练说理的习惯，而且它自己就是专横的典范。它让恶法盛行，让良法失效，让法官成为傀儡，让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成为门面。专制和法治本来就互不相容，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专制都是法治的对立面；法对统治者有利就实施，不利就搁置。在一个腐败已经渗入毛细血管的社会，相对的清廉会因为阻碍腐败而被冠以“腐败”之名遭到清算，哪有什么公平正义。
阎教授建议说：“在外交上，中国也要向他国实施人道主义政策，这样才能与仍然占据霸道（权）地位的美国抗衡。”他说：“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比中国好。美国有超过50个正式军事同盟国，中国一个都没有。”他还说：“中国也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崛起，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例如，就像美国在欧洲和波斯湾所做的，中国在帮助较弱的国家时，要与周边国家共同建立类似上海合作组织的新地区安全机制。上合组织是一个地区性联盟，成员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一些中亚国家。”
阎教授说这些话的意思是中国也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崛起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在帮助较弱的国家时要与周边国家共同建立类似上海合作组织的新地区安全机制，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国也要向他国实施人道主义政策。一个对国内人民都不实行人道主义政策的政权，会向他国实施人道主义政策吗？
一党专制就是一群没有政治人格的臣民和政治权力过度膨胀的党棍（统治者）构成的一对共生体。党棍骑在臣民头上作威作福，唯唯诺诺的臣民则任由统治者压迫欺诈。不仅泯灭国民的自由人格，摧毁了他们的内在尊严，并使他们心怀恐惧地匍匐在它的阴影之下。在全能政权的对面，是一群无能的人民，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丧失尊严和耻感。官员不以剥削欺诈人民为耻，人民不以接受奴役为耻；人民的卑贱懦弱纵容了官员的骄横无耻，官员的飞扬跋扈加固了人民的恐惧臣服。一个不讲理的政权培育了一个不讲理的民族，犬儒、势利、暴戾、权力崇拜成了社会每天呼吸的空气。在这样的国度里会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吗？所以，阎教授说的“在下一个10年，中国的新领导人将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苦痛的一代人中诞生。他们不屈不挠，很可能将政治原则放在比物质利益更重要的位置。这些领导人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向相对较弱的国家提供更多安全保护和经济援助。”那是弱智，张为迎说过，公务员没有思想，我想顺着他的话说，党国体制下的文科类教授弱智。
阎教授建议说：“政治上，中国应该从德治的传统中汲取营养。政府的重要职位需按候选人的品德和智慧选拔，而不能只看他们的专业和行政能力。中国还必须打开大门，在世界范围内选拔所有符合标准的人，从而提高执政水平。”他说这段话的意思主要有两点：一、政府的重要职位需按候选人的品德和智慧选拔；二、在世界范围内选拔所有符合标准的人。他说：“中国历史最辉煌的时代，也就是公元7世纪到10世纪的唐朝，有一大批外国人身居朝廷要职。中国今天也应该这么做，同美国竞争，吸引有才华的移民。”历史上，能做到这一点，那是那时实行的是君主制又正好出现开明的君主。现在实行的是一党制专制，在一党制之下，最高领导人由少部分人指定，各级领导人由上级提拔，能上去的人，不是马屁精就是贪污受贿的罪犯，都是道德败坏的人，由他们来选拔人，他们会按候选人的品德和智慧选拔吗？一党制下，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选拔官员受到制度、集团和个人利益、意识形态等等的限制，国内的人要参与选拔还会受到限制，他们有可能到国外去选拔所有符合标准的人吗？
阎教授由于不知道“符合道义的领导力”一党制不能提供，所以他提出的“实行仁政、在外交上向他国实施人道主义政策和在政治上政府的重要职位按候选人的品德和智慧选拔，还必须打开大门在世界范围内选拔所有符合标准的人从而提高执政水平”这三大建议初衷虽好但现实中实行不了，只能成为“空中楼阁”。
2011-1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