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点儿关于饥饿的文字已经很久了。
好多人不理解我的想法儿，甚至怀疑地打量我，是不是神经系统出了障碍。也有了解我的人，那是报刊的编辑们，好几个人向我约稿时又郑重强调，“文字不要太激烈哦，要符合我们的风格。可以写。在我们能发表的范围内，你要体谅我们的难处。”是的，我体谅他们的处境，我们的心智也许一天天变得自由起来，我们的外在世界却像锁链一样，我们身不由己。虽然做起调查问卷来，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意识到他们生活的不自由，他们常常对于己无涉的事表示出深刻、勇敢、自大，而很少追问自己生活的人心和社会秩序。海南的单正平，一位优秀的文化评论家，倒是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说文章写出来后先给他看看，他害怕饥饿，他害怕“普天之下，莫非暴民；率土之滨，莫非暴行”的饥饿局面。可是，时间的推移已使我“随遇而安”，我虽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并非切迫于言的人，但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多么重要，自己的文字就能见证一个时代的真相和正义。况且我自己还是一个饥饿中人，纵然有从文字中写出了“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的好例，但文字从来是我的负担、梦魇，是我穷窘而率真的生命状态的原因。虽然我似乎很早就知道自己获得了内心的某种自由，但迄今为止的全部岁月，我总是在也不得不挣扎然而徒劳地为外界生活的同样自由而斗争。在这种状态下，可以说，文字是我的奢侈，我像一个贵族而非玩主厮守着不该守护的东西。管它呢，不管日子如何，它确实会给我们一点儿安慰。不过，“饥饿”在我这里徘徊了一年之久，迟迟没有从隐身处走出来，化为文字。我既感到痛苦又无可奈何。在饥饿的日子里－－虽然按许多参数定义，我不仅不属于饥饿者反而已是“混”得不错的人了－－我痛切地感到，饥饿被忽视了，淡出了我们的视野。我甚至神经质般地认为，在我的周围有一个阴谋，一个要掩盖有关饥饿真相的阴谋。而时间这么久了，难道，连我也在掩饰我们生活中的饥饿吗？
可是我知道，饥饿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新起的巨大建筑挡不住我们的饥饿，日进出千千万万的股票证券消灭不了饥饿，好莱坞大片、ＶＣＤ、可口可乐、流行歌声……掩饰不了饥饿。我知道，最为严重的，这饥饿，似乎赶不走的饥饿是我们中国的。几年前，一位跑到美国去研究爱因斯坦达十多年之久的自然辩证法学者回到他的中国四川的老家，他“惊讶”地发现，他的家人，他的乡邻还在用锄头种地。他真是洋气十足啊，他竟不知道人世的沧桑并不一定遵循辩证法则吗？在我们先人发明冶铁技术以来，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竟使用了几千年而无半点儿改进。我还知道，最深刻的，这饥饿不仅是现世的，而且是涉及过去和来世的；不仅是底层的，而且是全民的。饥饿不仅跟下岗工人，跟绵延千年一成不变的农村相关，而且跟城市新贵，跟香车美人和拥有这些财货的巨富相关。
饥饿是我们民族的灵魂。虽然孔夫子说，食色性也。虽然我们这片土地上也曾上演了女人祸水般的历史传奇，但女人情爱几乎从来只具有物品财宝象征的意义，浪漫爱情是在欧西民族和荷马史诗里铸就的精神和人生境界，对中国人来说，吃是第一位的，食是中国人的灵魂。
我们从不讳言饮食。从远古起人们就知道“饥者歌其食”。汉人说，“民以食为天”。《周书》里介绍八件国家大事（“八政”），第一就是食－－我们今天的政府领导人也经常把粮食、农业问题挂在嘴边，使得老百姓对“无农不稳”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经济术语听得耳茧子都出来了。《礼记》中说，“夫礼之初，始自饮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病苦，人之大恶存焉。”春秋时代的大政治家管仲认为治理老百姓（“牧民”）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有饭吃（“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足则知礼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曾将这一经验庸俗化地传授给了前来向他求教的泰国领导人差猜，差猜苦于国内的共产党的游击战争，毛泽东指教说，给老百姓一口饭吃，他们就不会跟着泰国共产党造反了。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则有名言：有饭大家吃。中国老百姓吵架时常证明自己立论做人的坚实，“我信什么？我信吃饱了肚子不饿。”鲁迅也说，“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他曾经把自己的某种观点称为“唯饭史观”。鲁迅没有深究的是，这种“我食故我在”的存在哲学只有在我们民族社会里表现得充分、彻底和完整。
饮食是我们的生存实质内容，也是我们的汉语本位。书面语言不用说，毛喻原先生，一位孤独的思想者，在《汉语的诡谬和险情》中对此有过卓越的论述。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见面打招呼时也总是说“吃过饭没有”；我们问一个人的工作：“混得如何？”－－你混的那口饭好不好吃？羡慕一个人的职业：“他多滋润哪，吃香的喝辣的！”对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则会指责他：“你干什么吃的！”对行为异常的人会嘲笑他：“吃饱了撑的！”晓之以利时会作通牒：“吃不了兜着走！”至于吃亏、吃得开、吃不消等等，饮食的语言几乎成为汉语表征事物的全部手段－－这一情况只有在原始人中才普遍存在，但各民族在其远古时代也并不全部以“吃”喻一切，他们中很多民族是以身体的感觉移情于对外界的认知－－我们的语言思维还停在原始阶段呵。
我们这么重视吃，不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食物，虽然毛泽东主席曾因为徐水县领导“收获”的粮食“太多”，教导他们一天吃五顿饭可以解决“粮食太多”的问题。但我们如此把吃饭等同于“活着”，重要原因其实是我们的粮食不足。《救荒本草》、《野菜博录》之类的著作在我们中国植物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观音土、榆树叶之类的东西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史上占有重要篇章。圣人所关心的那种“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苦，荒年不免于死亡”的普通民众生活，从远古到如今，都未曾彻底改变－－我们承认在十数亿国民中尚有近万万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我们今天的农村地区如有地方通上了自来水和电讯设施常会作为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重要新闻播出，以让老百姓有机会感谢政府的“德政”，“吃水不忘挖井人”。老百姓如此悲惨，那附着上层的士大夫们－－今天用布丢的话是不具有“权力资本”“货币资本”，但掌握着“符号资本”因而成为统治阶级的地位较低的合伙人，即文化人－－在某种情形下也难免饥饿之苦。“君子亦有穷乎！”是的，文化人也会有饭碗不保之虞。那些杰出的人物，孔夫子、陶潜、曹雪芹……的穷窘都为人周知；我们古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据说死于醉酒，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则实实在在地死于饥饿，一种饿久之后的暴食从而暴死，我们当代的诗歌大师穆旦也曾有七八天饥饿差一点饱死的经历。……这些令人痛惜的事实比起民众的饥饿来，仿佛是遍布我们民族之林的惨淡哀苦之音的征象。史不绝书的大饥荒不说，历史上累见不鲜的“人相食”“吃人肉”事件也不用细数，即使在当代，在毛泽东让他的人民每天吃五顿饭的三四年内，人民就饿死了数千万。从南到北，都有了“吃人肉”的事件；即使在今天，在我们的一些城市地区，也有人因饥饿而死去。
但同时，我们自认为最有资格谈饮食文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吃在中国，味在四川”。这自豪、炫耀就说明我们已是吃到了一个怎样高级的地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食之不足。晋人王济用人乳喂养小猪，说是这种猪肉蒸着吃味道儿绝美；石崇则是以美姬劝酒，客人不喝酒就斩杀其姬。这种流风所及，使中国人骨子里有了一种“虐食”的病态心理，虽然“君子远庖厨”，但中国人极爱吃“猴脑”“醉虾”……今天的中国也到处有这种不输于古人的“豪性”食客，他们“公款吃累了”，南北大菜吃厌了，会到海外海吃海喝；暴发户们则以几十万一桌菜竞赛演下了当代中国人的饮食“风采”。而被誉为“吃在中国，味在四川”的巴蜀之地，被拐卖的妇女数目在国中也是首屈一指。一方面是民众、同胞的生存艰难，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上层精英的颓废；一方面是人相食，同类相残，一方面是吃到深处的烂熟、追新猎奇。这种失去人性的饮食文化使得我们民族巨人鲁迅眼里的中国是一大厨房，中国文明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中国的历史不过是一部吃人的历史。
所有这些饥饿的现象是怎么来的？它们是必然的吗？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是由很多因素组成的。这其中，由土地，地形、地貌组成的地理环境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法国大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把地质构造、海陆格局、气候形势、资源禀赋列为影响人类生活的长时段因子，这些与人类的生物和社会活动节奏相比几乎是静止不动的控制因子，在布罗代尔看来，支配了喧嚣激荡的人类短期过程，正是这些沉默、隐蔽的力量深刻而持久地影响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它们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和文化传统。这在今天已成为比较文化学的常识。许多人在研究古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的特点时都指出地理环境的重要作用。美国俄罗斯历史地理学家亨利•赫坦巴哈则说，俄罗斯人民在大草原继续生存并且终于征服这个大草原，是历史上伟大的给人深刻印象的事件之一；没有自然屏障的茫茫的草原瀚海不仅激发了一种远达天涯海角的冒险精神，而且形成了俄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俄国在欧亚大陆所处的中心地位允许并且甚至鼓励它朝着相反的方向－－欧洲和亚洲－－退却和扩张交替更迭。西方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些是形成和推进俄罗斯救世主义和帝国扩张主义的主要本质因素。
具体到我们的土地国情。我们已有了极丰富坚实的证据破除我们“地大物博”的神话，乃至任何一个稍有感性的人都明白我们人多地少的严重性。翻开中国地形图，中国人生活的绿色、浅色面积的微少令人惊叹，国土面积虽然还算广大，但黄色、竭色的地块那么多，那样庞大的人口聚居和劳作的土地那样少，气候，地形地貌条件都不算好甚至可说是恶劣，这片土地上生养出的人会有怎样的性格和文化习俗已不难想见。近乎无限庞大的人口要从有限稀缺而恶劣的土地上获取生存资源，使得中国人似乎永远处于一种饥饿状态中，造成了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和中国人饥饿型的人格。由南到北，当我们穿过十万大山、南岭、红壤的丘陵，山地占９７％的云贵川大地，危乎高哉的蜀道、秦岭、西北干冷的草原、荒漠，我们会想到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世代栖居者的心理，在本分、知足外，还有对天地敬畏的信仰情怀。但是，在这些积极、健康的因素之外，我们得承认土地资源对中国人生存的制约使中国人形成的一种依附型的文化心理却是致命的。是啊，饭都没得吃了，哪里还有一点儿人的尊严、自由和信心？人只能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依赖外界：自然、主人、技术或别的什么。哪里还有性格与外界签订建立某种平等的关系契约？一切都想吃下去，因为自己有可能饥饿或被吃。饥饿是原因又是结果。人与人、人与外界的关系由此形成，以自己为中心，一圈圈推演开来，在忠孝节义的差序格局里清清楚楚地标明一个人该奉献或可以抢掠剥削的程度。一个人可以对自己的孩子无微不至，却能够对别人的孩子毫无同情；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房子收拾干净，却对自己制造了屋外的污染无动于衷。人们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能生存下来，这里不存在浪漫想象，人们很难独立，他们必须依附一个身外的力量才能有生存的实在感。在无数的城镇村庄，我们可感受到某种凝固的岁月静止的痕迹，人民则要么冥顽麻木，要么投机狡黠。与土地资源丰富或濒海的民族不同（他们更擅长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的心地、人际关系似乎都简单，当稍微复杂时，他们就似乎应付不过来，要订立契约规则来界定），中国人穷尽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可能性，他们每个人奇异地早熟，他们生命中的大部分都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研究文学的人指出中国人少幻想，研究哲学宗教的人指出中国人少玄思，都是看到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现世实际的一面。中国文化是一种地道的农民文化、饮食文化，中国人很少耽于空想，很少关心超验的东西。中国人很少以为自己是活在永恒的历史里，他们都清楚地感受到当下生活的全部内容，在凡俗的现世中他们力求自己是一个胜利者，至少做一个头脑明白人（精神胜利法的实践者），他们都说人生“难得糊涂”，因为精神的胜利使他们看透了“造化的把戏”。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历史没有目的，生活毫无神性可言，我们不参与一个更高的恒定的自然演进（殊不知，神性或历史更大地报复了我们，我们为神弃绝。黑格尔因此得意，中国是一个没有时间的民族）。这些无数学者论说过的中国民族特性都能在其土地资源导致的饥饿中找到最初的因。无所谓社会是否公平正义，只要有规则，还能依附，就是治世，太平盛世，因为人们还有地种，还有工作，可勤勉地劳作，可以完税纳粮，日子和生命就该知足感谢了。而一旦失去了依附的力量，人们几乎是不得不公开地抢掠，夺取别人的资源拚命挤进人肉的筵席占一席位，这些饥饿型的人，其贪欲胃口就无限地膨胀又无望地难以满足，因为大家连游戏的规则都没有了，生活在这种乱世，中国人的生存不幸是多重的，而且这不是少数人的不幸，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不幸。鲁迅认为依附型的中国人只有两个时代：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也是中外史学家关注的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原因如此简单直接：饥饿．人的食欲、吃的本能冲动。弗洛伊德发现的性本能现象在我们的土地上上演了上千年（当然我们表现的不是狭隘的男女关系的性本能，而是食欲的饥饿本能。女人在我们的理论、实践中不过是衣服、是容器，为了女人而不尽忠孝节义在我们看来就是对自己或对外界无礼），弗洛伊德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我们看到他的见解在我们民族社会的历史中得到了最惊人的证实，即野蛮残酷、饥饿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铲除不掉的。人们辛苦创造出来的文化、文明、大地上的建筑总是一次次地翻转、毁灭，被吃掉，成为“废都”焦土。中国人还没有渡过“口腔期”呵。
这似乎是值得同情的。因为某种外在的、客观的、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导致饥饿的人生状态，所犯下的人的原罪原苦是值得理解的。但是，由这种人生状态而进展到生命的饥饿型人格，由这种人的原罪而导致的虚无而非忏悔自省的主观意志，是大大值得诅咒的，因为其逻辑并不充分。正如我们古老的格言所倡导的，勤能补拙，我们自我标榜是一个勤劳的民族，为消除饥饿而勤于劳作当然是人的健康美好的品德。但事实上，勤劳从来没有成为我们的品德、我们的意愿。我们也自我标榜是一个最讲礼仪的民族，但事实上，礼仪从来是做给别人看的，在我们心底里，我们最看不起礼仪。我们已惯于把我们本质中匮乏的东西当作我们不断炫耀的东西，正是我们生活中不曾发生或很少出现的故事如愚公移山才出现在我们可怜有数的教育文字中。浅近的态度使我们从来“得过且过”，从来凑合着过日子。我们少有把自己的血性、情怀、心智、体力乃至生命奉献给我们的家、我们脚下的土地、头上的天空、周围的环境。以至于经历了几代、几十代、上千年的劳作，故土仍只是一片土，只不过更加荒芜；饥饿仍然存在，只不过演变为奴隶的依赖和奴才的虚无。我们有空闲却不去绿化我们的家园，我们出门就会踩一脚泥巴和扬一身尘土；我们有时间却不去修直我们的道路，我们顺坡而上，一个小小的土丘会使我们上坡下坡经历坎坷（愚公在哪里？）；我们有体力却只用来内讧，凌辱他人；我们有智慧却不去关心我们的同胞和未来，“丰饶的富足”和巨大的饥饿相依为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直到更大的饥饿吞食掉这大地上的建筑、人民、国家和文化。
真的，由饥饿的原罪反省，地理环境和众多的人口并非我们世世代代陷于贫穷饥饿的必然原因。这是自然的历史被人为切断后的变异，是人性的历史被扭曲后的异化。在先民的记忆中，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个丰饶的黄金时代－－这绝非指所谓的汉唐盛世；如无数历史学家揭露的，这些盛世的实际情形不过是老百姓不受天灾人祸的影响而有几年饱饭。也已经有人在称谓我们今天的时代：小平之治，而类比于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和开元之治。而真正见识过盛世场景的钱穆说：三世汉唐，无有其盛。一个中国的历史学者这样在美国社会面前低头，不难想象他内心的酸痛－－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个非常美好正常的童年，那是无数圣哲先贤礼赞过的大同世界。那时人们还没有呈一副饿相，要吞吃宇内，说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时百花盛开，杨柳依依，气候温润，草长莺飞，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人们勤劳、勇敢，应和大地的节律，成就爱情和生命。闻一多从文学中就敏锐地发现了人性的灿烂自然，他神往诗经时代是“五百年歌唱”。是的，一个数百年内都在歌唱的民族怎么会处于饥饿状态中呢？一个时代的文化是由全民创造的，而不是仅由上层精英创造的，由人民歌唱出他们的自由、愤怒、爱恨、日常的欢乐。那以后，我们几乎再也没有了民间社会的歌唱，我们的人民失去了原生创造的能力。我们口口声声“礼失而求诸野”，但在上层精英的自大面前，民间永远成为上层的摹本，成为仿效追赶上层的对象。我们难以确切知道历史是怎么中断的。自然气候的变异和人世争战的极端发展，使得人性中最卑劣的恶意欲念，如懒惰、怯懦、自私，与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禀赋勾结起来，成为我们的生命本质，成为我们的民族性格，我们的生活再也没有歌唱、欢笑，因为我们再也不认真立人、做人、成就不朽，我们不立德、立功、立言。这些成熟的民族文化心理大大影响了生活其中的人们，即由饥饿与卑劣联盟酿成的虚无美酒反过来使饮者更为卑劣，世界更长久的如同恒定地陷入饥饿之中。我们数千年累积的文明却让每一代人都要为生存的必要条件重新组合、争夺。
“你们要改悔，存一颗勤勉的心”。
诚然，我们西汉时期亩产就达到２００斤，我们今天不少地方出现了吨粮田。报章上“黄金宴”、“牛奶浴”也炒得火热。但这些“卫星”并未结束饥饿的历史，也未改变全民的饥饿型人格。在文明上升阶段常常伴随创造的激情，而在文明下降过程往往出现夸富斗富，成为腐败没落的征兆。西汉时人均粮食高达六千斤。逢盛世，进化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处乱世又退化到以人为食。敌对双方捕获俘虏分而脔之，还用手推车载着盐渍的尸体当干粮。史书记载，晋惠帝是个白痴，天下有饥竟问何不食肉糜？东晋时代，赶上大灾荒，士族中人身着罗衣，怀抱金玉，关着门整家整家地饿死，他们连掘食草根的能力也丧失了。唐末黄巢起义，战乱遍于南北，长安出现过人肉市场。“人诣市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积骸骨流血，满于坊市。”市中卖人肉，一斤值一百钱，犬肉值五百钱。那时人只有生物价值，而且是低于牛羊豕的生物。我们今天也许能专心做好一件事，我们的领袖从来是厚颜地吹嘘说极权专制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能集中精力办一两件大事。可是由于自私，我们未能以同样的精神对待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不去种树、修路、维护社会道德风气，以至于我们的自然环境一天天恶化，我们的社会环境一天天败坏，我们的生活质量一天天降低，我们今天也有不少地方产粮不足２００斤．我们以占世界７％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２２％的人口，但我们以占世界４０％的农民供养着占世界２２％的人口，这是骄傲，还是耻辱呢？我们在“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中就感恩造化了，但别人“开发西部”时是以上百千亩的荒地为人生施展的舞台，这能说我们勤劳勇敢吗？我们几十代人都靠肩挑手提种地，但别人几代人就完成了围海造地、滴灌农业而让后人在技术的支持下不断受益，这能说我们智慧吗？
如果说，人口、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因素是中国人饥饿的重要原因，对人口、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的控制而进行的争斗是中国历史治乱循环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根本原因。战争年代，延安人尚能“丰衣足食”，而和平年代的延安人都不得温饱。而且，随着技术天才的发展和现代农业成就的无限的可能性，随着生存和文明观念的启蒙，中国人是能够摆脱饥饿的阴影的，中国人的人生状态应有所更新了。中国人的人生游戏到了修改规则的时候了，中国人的饥饿循环到了被打破加入世界文明进程创造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时候了，中国人到了重铸民族灵魂和民族性格的时候了。
在一些城市里，我们见面的问候再也不是“你吃了吗？”，我们平时聊天也很少涉及饮食而更多地涉及男女、政治、尊严和自由，我们从事的职业也渐渐不是出于吃饭的需要而是出于兴趣爱好或精神寄托，我们的生活也不再关注什么事业而只是为了生命和爱情。一个体现了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歌唱的时代也许会经由我们的努力来重新降临到中华大地上。
问题恰恰是，从更全面的角度看，我们已有摆脱饥饿的一些条件，我们已有了一些摆脱饥饿的现象，但饥饿仍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生活。由于我自己难以深刻地叙述这一为饥饿变本加厉摧残的时代奇观，我只好在美好的前景上想象和抒情。假如容许讲论我们所确知的和看见的，那么，我知道，“中国铁路面临过剩危机”，很多铁道工人将要失业了；我同时看见，无数的人买不到一张车票，无数的旅客拥挤在火车上的过道和厕所里，无数的城镇村庄还没有听见火车的声响，这是饥饿，还是我们时代的咄咄怪事？我知道，有许多“小人”，其泽经过四五世而斩而进入到一个富贵的阶层；我同时看见，他们那么顺从地认同他们新依附的阶级，他们已是上流，是统治阶级的新来的合伙人，他们毫不经意地把自己的来路和出身忘掉了，他们忘记了来处穷窘状态中对人世的同情和良善的心地，好像他们从来就是人上人。我知道在一些地方例如东北，最好的道路建筑仍是日本占领时期修建的；我同时看见我们当代的大多数人物事件不过是一种土，参与不了自然的演进，我们以为已经占尽了便宜，“这辈子值了”，我们即使终究逃不过一死，但我们跟自然也打了个平手，但是，中国可是一个没有时间的国家呵。我知道我们的很多见多识广的上层精英移居西方，他们争抢什么呢，但在西人“丰饶富足”而空空荡荡的商店、机场里，那挤作一团的准是中国人，而且只有三两个人，他们得到了什么呢？我知道我们很多人的感觉好极了；我同时看见“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他当时已是近九十岁的老人了，他在重重升平盛世的气氛里到南方示威游行，在那为史学家称说的“南巡讲话”中，他对年轻的一代科技人员说，“要快呀，穷了几千年，你们要快干”……这些纷然杂陈，似乎不可通约言说的事物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饥饿。这都是饥饿心理展开的社会内容。我知道，今天是饥饿；我也看见了，今天是饥饿。
真的，饥饿存在着。只要我们想一想就不难理解这一事实。因为饥饿是匮乏的产物，一个拒绝劳动、工作的人就会有劳作的饥饿并从而获得无劳动成果的饥饿，一个在精神进境之路上停步不前的人也会出现生命的饥饿，一个从来少对外界付出的民族心理自然会有饥饿匮乏的恐惧。只不过这些饥饿表现形态不同，有的是物的，有的是心的，有的是精神思维的。只不过有的人对一类表现形态敏感，而对另一类毫无知觉罢了。只要有一劳永逸、不劳而获的念头就没有摆脱饥饿的纠缠，只要有人阔变脸之类的今是昨非就没有摆脱饥饿的追逐，只要人们不去超越眼前的口腹之欲而将更长远牢固的建设注入日常生活的琐屑活动中，人们就仍具有饥饿的心理；只要人们还以种种名义，哪怕是辩证法则、民族未来或全体人的长远幸福而对眼前的人事无动于衷，人们就仍具有饥饿的思维。饥饿是我们心中的恶，由于我们不加节制不加任何考虑地放纵它的要求，从而使我们犯下了罪孽。在我们不对这原恶、原罪加以审视之前，饥饿是不会从我们和我们民族身上消失的。尤其是，我们刻舟求剑或缘木求鱼的饥饿思维方式使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摆脱了饿相，因为时代似乎不具有了历史上饥饿产生的条件，此时饥饿恰恰找到了它在当代隐身生存的人格形式，那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虽然不再开口闭口涉及吃的，但我们见面时所问候的，“你谈朋友了吗？”“你混了博士文凭吗？”“你盖小洋楼了吗？”“你买车了吗？”“你升官发财了吗？”“你贪污腐败占便宜了吗？”……我们仍然在以吃为标准，一脸饥饿相，把自己当作一张大嘴，吃尽流行的一切，我们饥饿的心理很少在关心地问候彼此，我们在想什么呢，我们创造了什么吗？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饥饿的农民、失业工人还在控诉，一个感觉良好的经济学家可能就是饥饿之母，一个得意洋洋的企业家可能就是灾害渊薮，一个流泪替天行道的政治家可能就是荒年之王。
由于性格和遇合的奇妙，我与我们民族当代第一流的文人学者们有些交往。尽管因为性格的内向，我跟他们的接触多半停留在如水的清澈里，我还是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最深邃的内容，或者忧国忧民，或者畏天悯人，正是那种宗教般的忧患情怀使他们在历史巨变的转折关头所显示出的如炬目光超越了一切俗世的名利。我知道这些不多的一个民族的精英在生命自我呈现过程里所收获的不多的思维成果于我们浮泛的时代是何等的重要，在一个信息爆炸因而其实毫无信息的时代，这些人的存在真正连接了过去和未来，真正代表了人类的目的和方向，真正昭示了生活的凡俗和壮烈。可是，由于偏见，由于阴谋，由于世俗总是喜欢末流，由于一流从来为主流社会和民众风向所淡漠，这些罕见的民族正大的声音为喧哗与骚动的世界淹没得如同无声无息。人们似乎从来不知道世间有这么一个清凉真挚深刻的存在，人们完全为政客与明星迷惑住了，甚至从人生真理的角度讲，他们也信仰起国民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来。他们素朴的心灵很少从朴素的层面质疑外在世界为他们设置的一切。当上层社会苦口婆心地向他们呼吁稳定、秩序和理性时，他们很少想过那貌似为他们服务的一群是否在生活游戏中遵循了稳定、秩序和理性，他们倒是再一次相信名词，把自己投入到一种忘我的奉献中，历史就在这种荒诞无行的状态中悲剧性地展开，在这其中，只有少数人，只有我们民族的最优秀的人物，无助地感受、注视着这一切。
我想起了何家栋先生。这位《把一切献给党》《刘志丹》《我的一家》《赵一曼》的执笔者，把一生的时间献给了一场实验，到了晚年觉悟出人的异化和扭曲。他曾经跟我说，他不能去想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社会，因为他一想起这个国家来禁不住要流下眼泪。他终其一生都在思考：我们的立国精神是什么。历史上有过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刻，而中国五千年历史不过等于一天，几千年都是在使人不成其为人中轮回着。如果放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旗帜，我们就成了无所依皈的漂泊者。我无言以对。我为我们老大的民族感到了怎样的一种愤怒呵。我们常常问起，人呢？人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没有人，没有李大钊所说担当道义的肩膀？一个十数亿的民族，需要先知时却没有人在旷野里呼喊，需要人权时却没有人说出真相和正义。我们忍受了太长久的苦难，我们经历了太长久的饥饿，应该有人来写中国人的人权宣言，应该有人来写中国人的契约，应该有我们民族的杰佛逊、华盛顿、甘地，应该有我们今天的孙中山、鲁迅……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自己的管理者之间，应该有一种全新的关系，一种温润饱满的和谐。难道大家就这样在一种瞒和骗中，在一种做戏的末日般的饥饿与抢掠里共同茫然走向不可知的前方未来？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何家栋先生终于不能释怀，就像佛家的故事，森林失火，群鸟围观，鹦鹉到小河边以翅沾水，飞洒其上，如此往返不已，众鸟嘲笑，何家栋先生说，他就像那鹦鹉，因为在林中住过，不忍而尽心而已。看见了芸芸众生中的虚无假面，何家栋不能禁止自己发一声问，“举起了投抢”，虽然对当代社会文化现象的清理批评，他是那样期望有更年轻的声音，他宁愿敲敲边鼓，或者休息，但事实上“万马齐喑”，他只得亲自披挂，上阵，一洗知识、文化和战士的耻辱。他批评的人和现象，决非个人私怨，而是公仇。他批评民族现代化进程中一再出现于今犹烈的瘟疫－－那毒害了我们民族自尊和文化之花的民族主义，他悲悯那些玩世不恭的恶少和妄想为万世开太平的才子，以为他们煽动民族狂热，那如王济、石崇一流一样的豪性，不过是吃了几天饱饭旧病复发。像鲁迅一样，何家栋先生以为此类赞美国粹主义者是受了“畜群意识”的蛊惑，“当得永远的诅咒”。何先生的至痛情怀有如陈独秀当年痛斥那些唱爱国名词高调者：此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我因此常常愤愤不平地想起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因此常常伤感地注视我眼里的每一个中国人。但是，我今天不羞于承认我的笨拙，我难以把我知道和我感受到的呈献出来（我年轻时写诗说：当无限量的词汇向我涌来／亲爱的，正如这黑压压的人群在我心中／我只能向你呈献我的悲哀和感动），虽然我与那么多最优秀的人物有着交往，可是我难以用我的方式，一种文学的，从而也是最富于人性的文字把他们深刻的思考表达出来。从更较真的方面讲，如果我坚持我的人道主义，我的同情悲悯心，如果我坚持我对民族当下的危险看法，如果我要努力使人摆脱饥饿的威胁，如果我要参与迎接一个富足自由的时代，我应该从行动上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是的，今天我从事的“事业”是怎样一个徒劳的事业呵，它是农民们所说的“无用功”，是工人们所说的像真的一样的假模假式。这也是当代中国人大多在从事的“事业”，仅仅因为这些职业、事业尽忠、尽孝、守节、守义，仅仅因为这些在我们均衡的饥饿的民族共同体里各有其位，各有其名利，有着每一个体获得实现和承认的机制（鲁迅说，奴隶还有其更弱的妻子可吃），这些如同西绪福斯推巨石上山一样荒诞行为符合我们的懒惰、饥饿的心理而让我们演绎了一生。我们到单位闲话一天算工作了一天，我们把垃圾般的文字装扮成报纸、书刊算有了名利成就，我们在虚拟社区里忙活一次就在妄想症里以为自己了不起，我们在寄生领域里劳累了一会就以为对别人功莫大焉……生命和时间被耗掉了，社会财富也在耗竭而没有足够的积累，饥饿的力量却在悄消地滋长。而与此同时，正如许多利用公费到国外的观光客们回来也不得不承认的，那些发达国家的最美丽最娇贵的年轻人是怎样在玩命地工作又潇洒地玩乐呵；那些据说奉行“种族歧视”的人却在对不属于他们的人支付，同事，布施，相亲相爱；那些最富贵的人走到底层中间，走到非洲黑人中间，真诚地帮后者提高生活水准和生存质量；那些最贫穷的人在享受他们的阳光、海水，在歌唱他们的爱情……
我因此相信饥饿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它纠缠着我们。人要在事实王国里成为他文字或思维世界里想是的那一类人是艰难的。我再一次声明，我从不把自己看得有多么重要，以至于连我都打上饥饿的烙印无力自拔而感叹集体的命运，但确实，倘若都指望别人牺牲（让别人被吃掉），我们还有希望摆脱饥饿的阴影吗？——你是否以为自己就应该是个旁观者或看客呢？你认真对待过每一个求助于你的人吗？你是否对一个陌生的然而休戚与共的人给予过援助？……在行为世界里如此渺小之时，我甚至迟迟没能为饥饿写几行字，这情形连同我对饥饿的看法都让我有一种羞耻的悲痛。因此，在忍受这么长时间的煎熬之后，虽然我算不得什么，但我还是要把我确知和我看见的讲述出来，虽然我的生活一天天变得好了起来，外在世界一天天对我表示出友好的神态。所谓“虽说吃了你的饭，话还是要说”，因为这是真相，这是正义，这是文字呈献它本来的涵义。即文明、文字是属于全体人的，不仅只属于政客、明星、学术大师，而且属于所有的人；不仅属于这一代人，而且属于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不仅属于这一群人，而且属于那一群人。只要想想在循环治乱的饥饿世界里，我们的先人总结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不难理解，我在这里所说的话，我对掌握着“符号资本”的社会中上层所演说的内容并不是什么空穴来风（因为言语符号总是只有社会的有闲阶层，先知先觉或后知后觉的阶层才有机会接触，我只能把自认为真相的文字呈给他们）。如果这些人不把个人的命运与全体的命运联系起来，如果他们对人的不自由不敏感（有一天他们会有相似的命运），我们这个集体，我们生活的家园就很难摆脱饥饿的占有和征服命运。我不希望大家回避这个问题，这个我们心中的“狼种”，我们与生俱来的原罪。我想起令人尊敬的索尔仁琴尼，他“大胆地”预言未来世界的文字将有上层人的与下层人的等多种文字，然而他在“古拉格群岛”上更多地觉悟出世间的恶行源于我们心中的“狼种”。是的，民族和类的不幸不仅仅是因为出了某些恶人，而且是更深地与我们的人性的极黑暗处相关。对于我们中国人的饥饿文化尤其如此。澄清、省思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并不仅仅只要我们关心一下平民底层，关心一下流臭汗的生活就够了。我们还要时时关心我们自己的生活，在我们与实在的饥饿现象异质而同构的环境、心理和形式。因为在平常的日子，在我们为短暂一生所作的自我规定里，饥饿的本能作为不可根绝的和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保持紧张状态的力量而存在于我们最内在的本性中，它能够创造文明，但随时能冲破脆弱的文明堤岸，露出狰狞的面孔。也许我们如此时时自反，我们能找到一种在人们的公共生活中压制这一本能的形式，能以智慧和理性看护我们的本能并引导其伟力创造出文明、文化和财富。就是说，如果饥饿的现象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它就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这就是我们对对待饥饿的态度。如果我们的底层生活在贫困线上，有一天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或我们的子孙身上。诚然，人们会说我的想法儿杞人忧天，是弱者的呓语。但愿如此。但愿我的一切都是错误。不过，一个生活的共同体有一种恶耗，有一个旷野般的呼告，有一个不受欢迎的声音总是有益的。正如我们知道的，乌鸦、猫头鹰之类的“恶鸟”让我们警醒世界的丰富存在，免去了我们过分的得意。假如我的声音是一种“恶声”，它也应该有自己的位置。真的，我但愿如此。但愿我所说的饥饿是一场梦魇，我所叙述的既缺乏事实世界的支持又缺乏逻辑学理的支持。我以一年之久的时间艰难地写下这关于饥饿的文字只是在还债，文字迄今为止还是我可亲的朋友呵，我欠了文字的一笔债，如果现代汉语里欠缺有关饥饿的文字，毫无疑问，它是不完整的，它不是文字的全部。我说这些话所感到的自豪丝毫不下于我所感到的悲痛，正如我为身处的时代所感到的悲痛不下于我所感到的自豪一样。但愿我们的历史远离了饥饿的道路，但愿我们重新身处一个歌唱的时代。但愿我写下的文字与饥饿的时代一起成为过去。
但愿。
1997年12月于湖北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