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被逮捕，中国曾出现过令人鼓舞的“思想解放时期”。它有两个分支：一支来自中共高层，主要表现为1978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及其后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畅所欲言；一支来自民间，即社会各阶层对政治、社会、文化、经济问题的热烈探讨，特别是对毛时代思维的尖锐抨击和民主意识的觉醒。那时的思想解放为后来的经济改革创造了舆论气氛。但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受高层纵容的思想解放只可能是短暂的。时至今日，不但青年一代对25年前的思想解放已一无所知，而且在“正史”里和公共舆论空间中也不容易挖掘出多少那时的回忆。这段思想解放其实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举足轻重的一环，它为此后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经济改革铺垫了道路。同时这段思想解放也显示出自身的局限，高层利用它达到夺取权力的政治目的后，“打破精神枷锁”的口号就被锁进政治策略的柜子里，结果中国又渐渐被重新纳入言论管制和思想禁锢当中，以致于如今不少学者转而为维持“精神枷锁”申辩。分析思想解放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博弈，对比目前思想界的一些议论，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一、1978年到1979年：党内高层短暂的“思想解放”

由于“文革”中毛泽东把思想禁锢推向极端，把专制主义推向顶峰，社会各阶层中蕴蓄着转向思想解放和民主主义的迫切要求。1978年，在邓小平“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1]”的鼓动下，饱受“文革”迫害的高层政要急于把蓄积已久的怨言一吐为快，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大胆放言，因意犹未尽，又召集与理论工作有关的“务虚会”，继续鸣放。这些会议有言必录，不设禁区，共编写发放了700多期简报，总字数达150万字以上。其中比较含蓄的声音是：“建国快要30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阻挡不住的。”而比较透彻的言词则指出：“文革”不能三七开，必须彻底否定；支配“文革”时期局势的不单纯是所谓的“四人帮”，实际上是一个“五人帮”；应该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取消毛泽东思想，只提马克思主义。会上的议论涉及到对“文革”的定性、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评价、批判毛营造的个人崇拜、反皇权主义问题、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人治与法治问题、建党原则和体制问题、思想禁区问题、以言获罪问题、民主问题等等。那时思想解放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中共高层的思想解放突破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僵化理解，否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冲击了有关社会体制的守旧意识和闭关锁国观念，为结束毛时代的基本政策作了铺垫。那时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说法，矛头指向毛泽东的继位人华国锋所坚持的“两个凡是”，为“文革”中被罢黜的当权者重新掌权寻找理论依据，为中共最高权力结构的改组寻找适当理由；那时对毛泽东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批评视此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为“文革”中已临绝境的中共统治寻找出路，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寻找再生资源。

按照中共的传统思维，高层的这次思想解放属于“发扬党内民主”的范畴。例如，谭震林称，这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第一次畅所欲言的会议[2]；叶剑英则说，这是党内民主的典范[3]。他们所说的“发扬民主”就是由上峰特开绿灯，对属下恩赐说话机会；在恩许下，发言者则指点江山，纵论世事，似无忌惮。透过这种“民主”的表相却不难发现，它或者是为权力争斗造势，或者是为积怨散发开窗。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发难，呼吁为老干部平反，老干部们群起响应，由此为邓小平复出和夺取华国峰的权力开路；在务虚会上，众口争论“文革”忧患的语境，类似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关起门来“出气”，为改变高层权力结构造成舆论。但是，即便是这类“党内民主”姿态，也仍然令高层的一些领导者担忧。当“务虚会”上出现忧国忧民的言论，同时北京的“西单民主墙”上要求民主的呼声在“务虚会”上得到同情和支持时，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说：“现在的情况，很多和五七年初相似[4]。”他利用批发文件的权力，把叶剑英所说的“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一语从会议简报中删掉[5]。这反映出党内的保守势力对当时形势的估计和对“发扬民主”的抵制态度。在保守派呶呶不休，施加压力的同时，邓小平发动的对越战争也受到了民间的批评，魏京生贴在“西单民主墙”的题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大字报直指邓的独裁本质。于是，魏京生被捕，“务虚会”刹车，邓小平以一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会议闭幕辞宣告党内高层民主就此止步。这篇讲话是一道意识形态戒严令，对党内外的“异己”思想发出了严厉警告，同时重申毛泽东式“舆论一律”的命令，再现思想禁锢的紧箍咒。这种“思想解放”的局限性反映出中共本身的特点。它的指导思想是以暴力为手段，不惜以群众的鲜血为代价来推行其政治目标；同时，为了维护极权体制，实施严密的思想控制与组织控制，不惜扼杀推动社会进步的民主生机，不允许党内或社会上自下而上的切实监督。其高层领导人有时作出某种“民主”姿态，是服务于和服从于其上述政治需要的；一旦发现这种姿态有违初衷，随时会刹车倒退。

这一高层的思想解放时期虽然很短，但从中还是出现了一些愿意告别专制制度的党内觉醒者。他们在这次高层思想解放中相当活跃，其政治诉求与民间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要求汇合，在推进80年代的经济改革和思想启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合流才是中共这次高层思想解放的价值所在。

二、民间的思想解放和启蒙

“文革”结束后，民间的批判之音已不可扼止。安徽省小岗村的农民私分土地的秘密协议和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公开呼吁，就是例证。同时，境外各种学术理论和文学艺术冲破思想封锁，潮涌般进入国内，从“内部发行”的“灰皮书”到公开出售的国外思潮译丛，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从萨特到哈耶克，从行为艺术到摇滚音乐，对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而知识阶层中许多人在此震撼下深刻猛醒，出现了要求民主、自由的冲动。

民间思想解放的声音集中表达在1978年的北京“西单民主墙”，在那里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批评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查封《中国青年》复刊号的举动。接着，众多被迫害者纷纷以大字报形式申诉“文革”中受迫害的冤情，有的人甚至聚众演说，向公众说明自己受害的事实，得到围观者的同情和支持。此后在“西单民主墙”上陆续出现了批判“文革”和毛泽东的文章和演讲，诗人黄翔还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的木板墙上刷出大字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不少大字报发出令人们颇感新鲜的要自由、要人权的呼喊。魏京生针对官方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鲜明地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现代化，可算是当时最早的政治制度改革要求。

“民主墙”的存在是一次追求民主、自由的演练，由此诞生了一批民运青年，加快了新时期民间思想解放的行程。他们组织的民间社团、民间沙龙、民间刊物不断涌现，拓展了民众话语的表达空间。例如，“探索”社认为社会主义是“封建君主制”；“中国人权同盟”发表了“中国人权宣言”；《沃土》杂志刊载了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发出了自由主义的先声；上海的“民主讨论会”指出“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贵州的“解冻”社提倡“学习基督教精神”，建立“以孙文学说为核心的新国家”。这是冲破思想禁锢后民间发出的虽然稚弱却颇为大胆的心声，其震撼力惊动了高层。与此同时，一些高校举办“圆明园沙龙”、“民主论坛”等活动，以活跃思想、扩大视野。北京大学的“民主沙龙”还邀请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去演讲，可见当时的开放程度。不少人针对四项基本原则提出种种驳难，从深刻的理性层面揭穿专制的本质，启发了民众意识的觉醒。

在民主和自由思潮推动下，民间经历了一次新启蒙运动。社会敏感群体──青年学生是首先被启蒙的一代。众多学子从长期的奴化教育中警醒，领悟到个体存在的价值因而要求表达独立意志，于是产生了种种独立的思想。1987年1月的一项调查显示，那时的大学生普遍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政治力量强制推行的结果；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资本主义制度腐朽，是纯理论说教；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落后，是“文革”的根源和民主政治的障碍；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化和民主政治建设起思想禁锢作用，毛泽东思想是斯大林主义和封建农民意识的混合形态[6]。对青年一代自幼在政治灌输下养成的盲从、无知状态而言，这些认识无疑代表着质的突破。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大学生民主、自由意识的形成引导他们参与各种活动。例如，“文革”后复校的中国人民大学大部分校舍被第二炮兵司令部和政治部占用，1979年秋天该校学生因不满此事久拖不决而自发决定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并在中南海新华门前静坐请愿，事后第二炮兵司令部、政治部交还了校舍。这是1949年以后第一次大学生自发组织的到天安门和新华门前的抗议游行。后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学生也因校舍问题而游行请愿。此后大学生的政治性活动越来越活跃。1980年，北京海淀区几所大学的大学生发动了竞选区人民代表的活动。1985年，北京大学约万名学生为抗议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准备到天安门献花圈纪念“九一八”，该活动后来受阻，最终只有300多学生抵达广场，而当局则宣布广场戒严，《北京日报》指责学生“动乱”。1986年底，18个省、25市相继爆发大学生的游行示威，要求民主、自由，先后历时一个月。胡耀邦总书记不久即被党内保守势力逼迫下台。1989年北京的全民性民主运动的爆发就是80年代的启蒙和历次学潮启迪熏陶的自然结果。

那时民间的思想解放大体上可分为两派。一派的社会理想比较温和，主张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思想史上的学术流派应受到尊重，也尊重中共的历史贡献，认为其社会作用应通过法制程序重新确认；民主的实施宜循序渐进、由下而上，直到中央的直选；中共与政权要严格分开，党理党务，党筹党费；主张兑现宪法确认的公民权利，加强对各级政权的监督机制；经济上实行多元化等。另一派的社会理想比较激进，主张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保障人权、经济私有化等。这两者既有区别，又相契合，形成了那一时期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

三、80年代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较量

“文革”时期专制主义的反人性与残暴性在10年浩劫中充分暴露，其欺骗性日益衰微，号召力丧失殆尽。1988年金观涛指出：“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两大遗产之一。[7]”失败的原因不能不追溯到它的推行者。毛泽东承认，他对社会主义其实“不甚了了”[8]；邓小平则说，搞了40多年社会主义才发现，“社会主义是什幺，……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9]。事实上毛泽东推行的社会主义不仅不是国人幸福的源泉，反而是灾难的渊薮。“大跃进”饿死了数千万人，“文革”又掀起全国性动乱，人民饱受苦难。“文革”后人们不仅对毛泽东的一系列政策嗤之以鼻，对专制主义也有了深刻认识。

挣脱专制主义禁锢的被耽误的一代，此时如饥似渴地寻找新的视野，了解一切可能找到的新的信息和新的思想。在80年代，钦本立主编的《世界经济导报》、何家栋主编的《经济学周报》，倡导体制创新，抨击改革阻力，成为鼓吹自由民主的论坛。戈扬主编的《新观察》、王若水和王元化主编的《新启蒙丛刊》，也经常针贬时弊，探讨理论。正是在新信息、新观点、新思维、新文化的不断涌现的浪潮中，新的思考的一代成长起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埋葬专制主义、壮大民主事业视为自己的理想。当时的团中央书记曾经说过：这些年青人同我们想的不一样，各校党委对这些人很难做工作，因为读书不如他们多。这个评价说明，旧思维抱残守缺、不思进取，而新思维则广泛吸纳、锐意探索，两者相差悬殊，何者更有影响力，于此可见。

从总体看，在80年代里专制主义基本上取守势，只能被动应对民主自由思想的挑战。它既找不到新思维、新观念来调整自己的思想体系，也无法用陈旧的说教争取人心，只是颁布了两个文件（即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和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制性地框定了官方许可的意识形态边界。这些说法把中共的领导和现行制度解释为历史的选择，回避了现代专制主义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共夺取天下、建立新制度固然是事实，但以农民造反为特征的这场革命其实不过是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翻版；它与历代农民起义后用新的专制统治替代旧皇权的模式之主要区别在于，在共产国际扶持指导下的中国革命采用了苏联模式的现代专制意识形态包装。尽管官方话语也声称会实行“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或“最广泛的民主”，但制度的现实却是党权高于一切，民权只是虚设，而最高领袖独裁则在毛泽东时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个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举国上下每天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部分地继承了毛泽东政治遗产的邓小平后来也告诫过执政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幺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10]。

80年代里民主自由的启蒙思潮吸引了国人的注意。描述“文革”时期10年浩劫造成人间苦难的作品，如“伤痕文学”、“干校文学”、“知青文学”、“冤狱文学”相继问世。它们揭露了“文革”对亲情的扭曲，对心灵的涂炭，对青春的蹂躏，对人性的毁灭，催人泪下。一些作家还进一步探讨“文革”灾难的根源，如白桦的剧本《苦恋》及据此拍摄的《太阳与人》描写了教授与画家在“文革”中亡命芦荡，后来教授被捕，画家饿死，临危前在雪地上爬行拖出巨大的问号，质问苍天：谁之罪？青年一代诗人的朦胧诗创作也表现出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制造的无端仇恨和杀戳的厌恶和困惑，他们呼唤失去的童真与爱情，哀叹“我的钥匙丢了”，深感“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反腐文学作品也受到社会的关注，如抨击以权谋私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和揭露高干父子强奸保健护士的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因主题尖锐而成为社会评论的焦点。苏晓康等作家大胆探索中国传统文明的局限和西方文明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写出了政论电视系列片剧本《河殇》，中央电视台播出该片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反思“文革”罪恶，呼唤民主自由，是这一时期文学的最强音。

在思想界，许多学者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个主义”框框提出了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所长苏绍智提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门科学，不是包罗万象的‘科学的科学’”，“任何一门科学都有特殊的条件和局限性，只能适用一定范围”[11]。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天文物理学家方励之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应当改造[12]。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郭罗基指出：“让人讲话不过是一种开明专制，并没有改变专制的实质。”“人民有权就各种政治问题广泛地发表意见，进行讨论。”[13] 王若望则认为：“党的领导是封建统治的延续，是一党专政，是老头集团统治。”“要实行多党政治。”[14]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还系统地论证了中共统治的国家是实行专制制度的帝国[15]，引起了一系列讨论。《人民日报》著名记者刘宾雁指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能够像样的说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以充分展示的而且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国家、一种制度。这样一种模式，现在还拿不出来。[16]”尽管邓小平以及政治保守势力一再用“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压制空前活跃的思想界，但官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里民主自由启蒙思潮的挑战，始终无法从理论上有效地回应并赢得人心。相反，党内一些理论家也参与了思想启蒙活动。例如，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周扬、《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勇敢地肯定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道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异化问题。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由于专制主义制造的种种悲剧引起了社会上强烈的不满，在各级干部当中也出现了对专制的批评。比如，“文革”时期辽宁省当局迫害女党员张志新，她被捕入狱多年后被枪决，临刑前甚至被割断喉管，此案真相于70年代末曝光后，曾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批评，有的中共党员公开表示反对以思想治罪，要求兑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当时党内一些人的批评已经由个别方面深入到整个制度层面。当时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就认为，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可以防止因国家领导人滥用权力而严重破坏法治，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治使共产党的领袖可以滥用权力而不受任何制约，可以任意践踏党章、党纪和宪法、法律[17]。这样的主张体现了制度观念层面与专制主义的决裂，并且要求进行政治改革，从专制转向民主。

80年代党内高层也有过比较开明的领导人，反对保守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启蒙思潮的压制。80年代前半期的总书记胡耀邦抵制过邓小平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胡耀邦的继任赵紫阳在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期间也明确地反对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的“动乱”定性。但这样的开明领导人最后成了专制的打击对象。

中国的社会转型必然产生动摇专制主义的思潮和社会基础，对于民间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力量来说，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中共中下层党员认同自由民主，又能出现愿意实行开明政策、向民间靠拢的高层决策者，民主运动的进展就可能相对顺利一些。虽然90年代以来启蒙思潮的声势远不同于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思想解放时期，但当前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比20年前更加虚弱了，改革过程前期人们的天真意愿已经被打破，制度约束下的深层政治社会矛盾帮助大家越来越准确地认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今后中国还会出现另一次“思想解放”。

【注释】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9页，第3卷第137页。

[2] 凌志军、马立诚，《呼喊──当今中国的5种声音》，广州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92页。

[3] “胡耀邦与西单民主墙”，载《争鸣》2004年第4期。

[4] “胡耀邦与胡乔木”，载《怀念耀邦》，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

[5] 出处同注[3]。

[6] 《十年学潮纪实（1979-1989）》，北京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38-139页。

[7]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情态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584页。

[8] 《求索中国：文革前10年史》（下册），红旗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775页。

[9] 出处同注[3]。

[10] 《21世纪环球报导》，2003年3月3日第20版。

[11] 《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11月24日第11版。

[12] 《十年学潮纪实（1979-1989）》，北京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37页。

[13] 《人民日报》，1979年11月14日第3版。

[14] 《十年学潮纪实（1979-1989）》，北京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36页。

[15] 转引自《人民日报》1989年9月21日第6版。

[16] 《十年学潮纪实（1979-1989）》，北京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36页。

[17] 《1949-1989年的中国》第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7-8页。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 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