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揭示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活动的自觉能动性，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和最高理想。然而，从恩格斯到列宁，哲学上的“自然哲学”倾向，使列宁在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与马克思存在差异，并对日后苏联哲学的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斯大林以政治权力和特定的哲学模式强势介入哲学领域，造成苏联哲学向否定自由从而否定自身演变的必然逻辑。苏联“解冻”时期领导人和哲学界挽救苏联哲学的努力，并未使其从旧框架中“突围”出来。而苏联哲学长期充任当政者“强迫自由”的政治工具，最终导致其曲终人散的历史命运，为后人看待哲学与自由的关系留下了深刻教训。
关键词：自由 苏联哲学 斯大林哲学模式
在一定意义上，哲学是关于自由的智慧。20世纪初，俄国人以革命行动造成了从俄国向“新俄国—苏联”的转变，因为他们由衷地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引领他们走上自由和解放的真正道路。然而，20世纪末，在同一块土地上，却发生了苏联向俄国的反转。随着苏联解体，那种挂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下简称“苏联哲学”)也被人民毫不吝惜地抛弃。苏联哲学与苏联同样的历史命运，不能不令人反思，它在苏联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进程中究竟担当了什么角色？起了什么作用？探讨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哲学与自由的关系，以及哲学在何种历史情境下才能发挥启迪智慧、引领自由的作用，具有耐人寻味的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身后：“争取自由”的思想变异
探讨苏联哲学的历史命运，必然要追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哲学思想。这是索解苏联哲学产生、确立、定型真实过程及其历史影响的重要思想史前提。
众所周知，马克思并非先研究自然，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再研究人类社会，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其哲学的重心始终落在历史领域。因为，在他看来，彻底的唯物主义不应该脱离历史，不存在从一般唯物主义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桥梁。所以，其哲学始终以人类历史性实践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当然贯穿着辩证法，但却经过了“历史、历史性实践”的中介，因而不是一般唯物主义，也不是一般辩证法，更不是“辩证加唯物”的“主义”向历史领域的“推广”。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下，马克思试图揭示人的历史本质、历史价值，阐明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活动的自觉能动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人类解放的道路。对于马克思的理想来说，抽掉了自由就等于抽掉了灵魂。因此，尽管他在哲学建构中，把理想社会的物质生产保留为必然性的领域，但是，这种必然性的领域所支撑的人类生活，仍然是自由的天地。
遗憾的是，上述思想并未得到充分展开，马克思“卸下经济学的重担”后写一本哲学书的想法[1](P32)始终未能实现。作为马克思理论事业的主要伙伴，恩格斯是马克思哲学最权威的阐发者。虽然他和马克思政治观点高度一致，但在哲学上却存在很大区别。马克思颠倒黑格尔哲学，主要源于后者把现实的人幻化为“自我意识”、把人在现实世界中的能动活动幻化为“绝对理念”运动。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把奠基于历史性实践的“现实的人”，以及人活动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作为哲学的真正对象。但是，恩格斯却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出发，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归结为主张“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与主张“精神第一性”的唯心主义的关系。这样，所谓颠倒，无非是把“绝对理念”置换为“物质”罢了。马克思的总体概念是历史性实践，恩格斯的总体概念是由自然、社会和思维构成的整体，他要探寻“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2](P484)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具有同一个基础，即人类实践史。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则从物质世界三大领域抽象出永恒运动和普遍联系。如此，历史性实践失去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成了认识论中的局部问题。自由只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隐去了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本来意蕴。虽然1886年发表的《费尔巴哈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顾准先生注意到，该著作实际上放弃了《反杜林论》带有黑格尔神秘主义痕迹的“思维至上性”。[3](P411))，但是，恩格斯明显的自然哲学倾向，则对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表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达到了同时代的先进水平，但不论是在文献上还是在基本观念上，他都依托于恩格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既有工作并由此前进。这就决定了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唯物主义的阐述是恩格斯式的。此后的《哲学笔记》虽然表现出趋向马克思的某些变化，例如，不再像《唯批》那样，把“主客体统一”指认为经验批判主义的特征而加以批判，反而肯定“主体和客体的一致”属于马克思主义观点。[4](P243)但从总体思路上看，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用他自己的话说，依据的仍然是“恩格斯的说法”。[5](P104)
思路上沿袭恩格斯，使列宁在许多重要观点与马克思存在明显差异。一是哲学“推广”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明确肯定物质先在性，回答了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呈现了《反杜林论》的唯物主义原理：世界物质统一性、物质运动及其形式、意识对物质的依赖、辩证规律及其在宇宙各领域的贯彻、唯物论在历史理论中的贯彻……。他要求“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6](P311)这种“推广论”成为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经典解释，成为斯大林哲学的直接起源。只是，斯大林对此说得更明确：“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7](P424)由此，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初始性和独立性看不见了。二是思想“灌输”论。马克思始终立足于社会演进与工人阶级整体觉悟提高的互动，指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将促进工人阶级对它的批判意识，随着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社会主义自觉意识也将高度成熟，那时革命将是水到渠成，发展趋势将推动“自由人联合体”出现。他尽管很强调理论和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但直到晚年仍坚持革命只能由人民自己推动，政党不能人为地“制造”革命。与此不同，列宁总是围绕其策略主张强调富有自觉性的主观意识和组织力量的历史创造力。他认为，工人运动本身不会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而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只能由其握有者从外面灌输给工人，握有“自觉意识”的革命家在革命中起着高于“阶级群众”的主导作用。“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8](P406)三是革命“转变”论。马克思考察社会主义革命，完全以他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分析为基础。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设计出来的理想，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使由于各种因素作用，理想在社会条件成熟前得以产生，也无法改变历史客观进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9](P418)这是深邃远大的历史眼光。而列宁，则从上述“灌输”论和“革命家组织”论合乎逻辑地推出革命“转变”论。它意味着，有了“自觉意识”，革命家组织就能改变历史发展一般进程，代替资产阶级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再把这一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自觉性使历史进程缩短。亦即，当“自觉意识”出现后，先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现在变成了“自觉意识”追求理想的铺垫。一句话，“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10](P228)沿此逻辑，社会主义不仅能首先在俄国取胜，而且还能实现跳跃(阶段)式的发展。[11]
但是，上述观点差异，并没有妨碍列宁对马克思哲学的进一步思考。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自己及党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很不满意，为此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研究，但并没有为学者们提供某种必须遵从的“研究原则”，而是保持了令人尊敬的沉默。他说：“忽视高深知识的问题，只会便于骗子手、蛊惑宣传者和反动派愚弄那些只学过字母的人。”[12](P424)但是，革命的胜利，就像搬道工虽把飞驰的列车转上了新轨道，而历史惯性依然存在，旧官僚被打倒，新统治者身上又显现出旧统治者的影子。新政权并未像马克思当年设想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13](P435—436页)也未如列宁所希望的，让人民真正过上民主生活，通过自己的代表管理国家事务、维护自身利益。列宁思想被迅速教条化。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民主(专政)不应“以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为满足”，[14](P617)于是，1918年1月6日开幕仅一天的立宪议会即被解散。毋庸讳言，超越议会制民主，确实是无产阶级民主的题中之义。问题是，当时苏维埃制度能不能实现对议会制民主的内在超越？尽管考茨基从反面立场警告：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15](P125)列宁后来也认识到这个痛苦的真理，指出若不改革，我们就会在社会主义基础尚未建立以前灭亡。但是，历史已经不可遏止地走上了一条歧路，权力集中成了一个基本方向。
二、世界观圣化：“强迫自由”的政治工具
这里的“苏联哲学”，主要指列宁身后的苏联时期在国家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如前，列宁哲学虽然在俄国革命中发挥了很大指导作用，但与恩格斯哲学一样，带有明显的自然哲学倾向，而苏联哲学就是在这种理论前提下开始体系建构并定型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等于“马克思哲学”)的特殊形态，其产生和形成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苏联政权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换句话说，它不仅是靠理论本身，而主要是“靠政权”确立起来的，其地位也“靠政权”来维护。这种“先天不足”在得不到“后天”的补救和改正的情况下，为它后来朝否定方向演变留下了隐患。
1924年列宁逝世。斯大林以列宁思想与路线继承者的身份成为党的领袖。他在与第二国际理论家和本国党内一批老资格革命家的论战中，高扬“列宁主义”旗帜，声称衡量一种学说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看其方法能否催生成功的革命。十月革命胜利了，所以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16](P192-199)这种逻辑显然存在问题，因为具体革命的成功并不能证明指导它的“主义”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这无疑是睿智的，它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马克思主义正统性问题巧妙地引向革命实践问题，借以巩固自己领导权的合法性。其实，斯大林所谓“列宁主义”，不过是以其政治实用主义方式对列宁思想的选择性诠释，本质上是斯大林的“主义”。他回避列宁关于理论与实践辩证互动的观点，突出理论对实践的依从关系，弱化甚至取消理论的独立性，使之成为政治的附庸；在哲学上主张根据苏联经验和“列宁观点”(主要是《唯批》)来理解、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默认阿多拉茨基等人依据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切割、重新编排甚至篡改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混淆哲学的党性原则与政治的党性原则，把后者绝对化，主张哲学党性原则本质上只是后者的特殊表现，对持不同意见者完全否定，甚至一棍子打死，把曾得到列宁支持热衷于纯哲学研究的梁赞诺夫送进劳改营。[17]
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就哲学战线形势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号召人们向思想对立派“开展全面的批判。主要的问题是进攻。向所有的方向、向没有进攻过的地方进攻。”[18]他开了党的领导人政治干预理论争论的先河，是苏联哲学彻底政治化的重要标志，造成了难以消除的后遗症。正常的学术探讨从此停止，许多哲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被扣上“反革命”帽子遭到镇压。[19]1931年1月，苏共通过“联共(布)中央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以党的名义对当时占据苏联哲学界主导地位的德波林学派进行了清算。这场清算，标志着“列宁(即斯大林)主义”的彻底胜利，苏联哲学从此进入斯大林哲学模式一统天下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苏联于20世纪30年代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为斯大林“12月9日谈话”的在场者，米丁主持编写了代表官方观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由此，“两个主义”合为一体，在苏联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义语，后来斯大林的“经典之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便基于米丁教材之上。
实际上，米丁教科书与德波林派哲学在学理上并无二质，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后者的变形。[20](P205-219)但关键问题在于，两者的研究模式很大差别：德波林派研究“脱离政治”、“脱离实践”，所以是“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而米丁则将斯大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张系统化并提升为特定的研究模式：意识形态先行，哲学为政治服务。具体讲，即先有某种理论，再按理论制定方案，如“集体农庄”蓝图，然后进行思想发动，组织人民向计划的蓝图迈进。这里，意识形态走在一切社会变革之先，全部实践依计划进行。不允许一切有悖于此的做法，无所谓自由可言。或者套用卢梭的话：若有人不服从“代表自由”的“公意”(集体精神、最高理念等)，那就有理由强迫他接受这种“自由”！[21](P29)资本主义是“生长”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创造”出来的，“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愿意的跟着走，不愿意的拖着走”，斯大林和党的一切行为都天然合理。进一步讲，米丁教科书包含三个原则：一是有成功实践基础的苏联党天然拥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地位；二是“列宁(斯大林)哲学”确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继承并代表其最高水平；三是革命理论形成发展是由一些杰出的政治(和精神)领袖独自完成的，斯大林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作出真正贡献的第四个政治(和精神)领袖。这三条原则将“列宁(斯大林)哲学”非历史地设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目的，不仅颠倒了历史与现实、源与流的关系，而且有意识地制造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这种逻辑是苏联哲学研究陷入停滞和衰退的根本原因。
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这无疑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唯其如此，不仅是因为它为后人提供了多少真理或谬误，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所确立的思想模式从根本上影响了此后50多年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的认识与理解。该书第四章第二节即“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唯物辩证法有如下基本特征：一是自然界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普遍整体；二是自然界是运动发展变化的；三是事物发展是量变到质变，是前进和上升，不是循环或简单重复；四是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而把以上唯物辩证原理应用于研究社会及其历史，就得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比前述，不难看出，“两个主义”不仅是对马克思哲学的扭曲，而且把哲学从一种人类深层的智慧运动变成了类似“圣经”式的训诫。[22]当斯大林将这一训诫体系作为马克思哲学强加给19世纪的马克思，强加给1938年的苏联人民时，人们看到了一种非(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哲学模式的盛大加冕。这种模式不仅有违哲学的自由本性，而且成为强迫人民接受斯大林式“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工具。1947年6月，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关于哲学与哲学史研究的讲话，[23](P10-14)再次以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同样的方式洗礼了每个苏联哲学工作者，使教条主义研究模式深入他们的脑海，除了它人们再也不能按照其他模式思考和研究问题了。随着斯大林哲学模式统治地位的巩固，以“两个主义”为基本特征的苏联哲学上升为“国家哲学”，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各门社会科学正确与否的评判标准，而且成为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天文学等几乎所有自然科学的评判标准。在随后的“科学批判”中，上述自然科学竟被依据所处社会制度不同划成“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科学；许多学科观点，如物理学量子论、摩尔根遗传说、有机化学共振论、宇宙学碰撞说等，都因与苏联哲学的评判标准不符而被斥责为“反动的唯心主义”或“伪科学”。
三、走向列宁山：“告别自由”的精神祭品
苏联哲学诞生在社会和人文发展水平较低的俄国，用列宁晚年的话说：“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25](687)苏维埃要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文明的前提”。[25](692)他显然认识到：革命可以在几天内取得胜利，但创造必要的“文明的前提”却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然而，列宁身后的苏联领导人并未理解为社会主义创造“文明前提”的极端重要性和艰巨性，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不求甚解、急功近利的态度，从而始终未能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髓和实质。
1953年斯大林逝世。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抨击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其初衷或许是好的，但随后发生的包括波匈事件在内的一系列重大事变，使苏共领导人很快发现：在斯大林被祛魅之后的“解冻年代”，在各种外来的和国内的思潮面前，原本“牢不可破”的苏联理论与实践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基础松动了，原本“坚如磐石”的苏联哲学和意识形态一下子变得弱不禁风。[17]苏联理论工作长期浮在表面，满足于虚假的繁荣和表面上的舆论一致，用出版“经典著作”和各种“应时”、“跟风”理论作品的数量来证明普及和“灌输”马克思主义的成绩，而对马克思主义并未在人们头脑里扎根熟视无睹。在统一的“苏联哲学”名义下流行起各种思潮和流派，除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见解外，还存在现象学、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等西方思潮。这些思潮大量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对教条主义的惩罚。同时，以往被压抑的民族和社会矛盾也开始暴露并日益尖锐。时代似乎走到了新的拐点：不管是赫鲁晓夫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已经“解冻”的春天再转回到冬天，用斯大林那种“强迫自由”的办法显然已经无济于事。
在这种形势下，当局被迫开始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的深入研究，目的是要通过理论竞争，捍卫和重新确立苏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和正统性。这样，“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应运而生，建构有苏联特色、根本不同于西方各种思潮的哲学新模式的问题也提上日程。1962年出版了两部得到官方肯定的标志性著作：拉宾的《围绕青年马克思思想遗产的斗争》和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据称，拉宾着重从方法论角度阐述了什么是“列宁(而非斯大林)的研究原则”，并将其升华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26]奥伊则尔曼则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提供了样本，系统表述了当时官方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本质与过程的观点。[27]苏联哲学自以为恢复了当年列宁的“研究原则”，扬弃了斯大林哲学模式。实则不然，且不说列宁在哲学上早就与马克思存在差异，单说苏联哲学在“非斯大林化”运动中的变化，也算不上与以前的斯大林哲学模式有什么“不同方向”。事实上，由于苏联哲学本身固有的逻辑，加上斯大林的长期灌输与训导，哲学界在思想模式上已彻底斯大林化了。除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提供的那种教条主义研究模式外，官方哲学家已不再知道或无法驾驭别的什么研究模式了。[17]所以，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领导人和哲学界都没能从根本上从旧的理论框架中“突围”出来，在“非斯大林化”运动中逐步建构出来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新模式，本质上仍然只是一种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哲学模式。
斯大林哲学模式对苏联哲学来说是致命性的内伤。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内伤不仅没有得到根治，反而积下更多的问题和失误，使苏联哲学自始至终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高度政治化。哲学的本性是批判，对现存事物肯定的同时也包含对它的审视与批判，而苏联哲学在产生、定型时期就泯灭了这种品格。政权支持使它取得唯我独尊的地位，它则自觉从属和服务于特定的政治需要，对现实采取回避、粉饰和辩护态度。它越是变成政治工具，就越是失掉自身的独立性和学术性，养成对政权的过分依赖。它不懂，理论终究要靠正确、彻底和魅力征服人，反之，一旦失去政权支持就将无法依靠自身存活下去。二是严重教条化。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作风及其许多理论错误，他对哲学领域的横加干涉，给从幼年走向成年、从雏形走向定型关键期也即最易受侵害期的苏联哲学造成了极大危害，使其研究方式受到了极大扭曲。一个人代替所有人思想，理论发展权只属于一个人，用党的决议等方式规定什么可以研究和什么禁止研究，实际上等于废除了正常的学术研究和讨论。固守教条，使苏联哲学在日后改革年代，因找不到有哪个现实问题自己能够解决而陷入积重难返的困境。三是异常虚弱化。不断进取，敢于迎接挑战，探索解决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在创造中存在和发展，是永葆哲学生命力的基本条件。但是，上述政治化、教条化却从根本上窒息了苏联哲学的任何创造力，扼杀了它的生命力。它在人为的封闭环境中，在无真正对手、从而总是不战自胜的情况下，沾沾自喜于不受任何“挑战”的特殊地位，逐渐丧失了通过与其他思潮竞争求生存的本能。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使其在千万次重复唯心主义体系是“不结果实的花”之后，终于有一天发现，自身在变化了的形势面前，反而怎么也开不出新的花朵、结不出新的果实来了。
于是，20世纪80年代，在旧有轨道上无计可施的苏联领导人开始改革。1989年，戈尔巴乔夫提出：鉴于以往教训，不能把社会主义说成某种具体模式或蓝图，再用暴力迫使现实生活就范；社会主义应是一种价值目标，至于以什么形式体现它，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这实际上是对苏联以往意识形态先行、强制人民“自由”做法的彻底否定。但是，和斯大林当年一样，他从另一个极端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实用主义。明眼人一看便知，他实质上已经放弃了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然而，这还是不能挽救苏联。人民已不再接受他代表苏联许诺的“自由”，而是要“告别”这种“自由”了。长期积累的问题和矛盾最后总爆发，终结了苏联，也终结了苏联哲学。
苏联哲学和苏联一道曲终人散，是世界哲学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今天，当人们回顾苏联哲学数十年在苏联政权下所充当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或许会像走在莫斯科大学基下的列宁山上一样，心中产生某种复杂而沉重的思绪：走到这一步，毕竟要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作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断违背自身本性的哲学，这或许就是它的宿命。哲学的本性究竟是什么？或许：第一，如果像马克思所说：“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28](P20)那么，哲学就不应该成为强制大众接受某种“国家的自由”的工具，它更应关照和促进那存在于“国家机关之下”的社会和人的自由。第二，如果像解释学所说，著作意义由作者规定，文本意义则由读者诠释；这并不意味着读者可以随意发挥，发挥总是在特定语境中的发挥；作品的意义归根到底还是要靠读者来阐释，合理性在于不同读者之间互相交流，避免对经典的独断解释。那么，类似于苏联哲学的那些哲学，就不过只是对经典的一种阐释，此外，还可以而且应当有其他不同的解释。第三，如果真如人们所说，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那些重大事件的价值往往要经过一定时期的历史积淀，在被与诸多其他事件联系起来时，才能被充分揭示出来。那么，人们就有理由希望，存在于现世的哲学能真正记取苏联哲学的教训。切不可一边“总结”它的教训，一边重蹈它的覆辙。
来源: 《理论探讨》200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