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本报编发此组报道：《弃子》和《天亮前死去》。两文的主人公，一个刚出生便被其生父盼着速亡，一个是因为不愿拖累家庭、而在医院卫生间悬梁自尽的中年农妇。两个一生一死的悲剧背后，是困难家庭在重病袭来时不堪一击的社会现实。

梦想过上有尊严生活的年轻父亲，和敬业的医生，就一个孩子的生死产生分歧。在人性和医德之下，摆着最根本和最残酷的问题：钱。

陈立决定去揍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在五天前救活了他的孩子。

五天来，这个第二次当父亲的中年男子，处于一种对未知命运的极度恐惧中。2011年11月8日早晨10时许，恐惧被一纸诊断书所点燃，并迅速化为愤怒：他的儿子被确诊患有“缺氧缺血性脑病”，他开始痛恨让这个孩子以及让这个孩子存活于世的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生罗军。

攥着诊断书的拳头，冲上了深圳市第二医院住院部的七楼。罗军正坐在办公室里与患者聊天。

“你这个没有医德的狗屁医生！”陈立迈步向前，挥出的右拳把瘦削的罗军从椅子上撂倒在地。陈立冲上去补了一脚。罗军跑出办公室，陈立冲了上去，又将其扑倒在地上。两个人纠缠在满是临时病床与待产孕妇的走廊上。

短暂的错愕后，罗军的同事方才反应过来，将两人拉开。“我要和一个傻瓜过一辈子了！”陈立隔着人群，对着罗军大骂，“我说过不要孩子了，为什么还要给救回来！”

右手和膝盖开始流血的罗军，看清楚了揍他的人是谁。罗军也愤怒了，吼叫着往前冲：“你这个父亲可以不要小孩，我这个医生不能见死不救！”

妇产科里近百个孕妇和家属、医生与护士，看到了离奇到近乎荒诞的一幕：一位医生因为救了别人的孩子而被打；一位父亲则因为自己的孩子被救而打人。

警察随后赶来，将两人带至华富派出所调查。陈立在警方要求下写了一封道歉信，在信里他虽然承认“打人解决不了问题”，但更多的仍是对医生的暗暗埋怨：“罗医生多次向我强调，孩子生下来会是个有脑病的孩子……我说小孩我不要了，但罗医生仍全力抢救。”

“如果见死不救，那才真是医生失职。”莫名其妙遭人毒打，让罗军感到委屈和愤怒，“他不是人！更不配为人父！”11月10日，罗军再一次拨打了报警电话，告知警察“辛苦抢救回来的一条小生命，我希望能够安全成长”，并直言“担心陈立会掐死孩子”。

“脑瘫”击穿了父亲的心理底线

“脑瘫”这个词把陈立“打懵了”。他模糊产生了“不要这个小孩”的想法。

孩子出生前，陈立一直认为迎接生命是“一次美好的旅途”。然而，婴儿坠地的那一晚，让他陷入混乱，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在脑子里埋下了根”。

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男子，其实已有一个4岁的儿子，是与前妻所生，在湖南湘潭老家由母亲带着。2008年离婚，去年再婚之后，妻子王静很快就有了身孕。陈立所等待的是第二个孩子，在他看来，这也是人生的“又一次启程”。

11月3日凌晨3时左右，妻子突然腹痛得厉害，陈立连忙开着那辆5000块买来的破烂二手车，哐当哐当来到了医院。

罗军是当晚的值班医生，他立刻发现了问题：胎儿的心跳缓慢，胎心率仅为正常水平的一半，3度污染的羊水棕黄而浓稠——这些都是胎儿窘迫的先兆，脑缺氧、酸中毒等危险亦将接踵而至。罗军告知陈立：孩子需立刻抢救，由于极度缺氧，最终可能会有脑瘫。

将“最严重的可能性”告诉病人，对于医生罗军来说，是一种职业习惯。是“最安全且负责”的做法。但他同时强调，最严重“不代表一定会发生”，“婴儿的顽强与求生意志往往超乎大人”。

然而，对于正处于慌张状态的陈立来说，“脑瘫”这个词闪电般地把他“打懵了”。在他不多的医学知识里，脑瘫意味着长达一生的四肢瘫痪、智力低下、口齿不清，也即等同于——白痴，傻子，废人。

罗军拿出一张产科同意书，递到陈立手里。陈立说，那时他已模糊产生了“不要这个小孩”的想法，但脑子里同时闪出了几年前那个要剖腹产，但老公拒签手术单的孕妇李丽云。报道里母子双亡的可怕后果，让他“哆嗦着”签下了同意书。“到了医院，老婆孩子的命就在医生手里了，什么东西我都会签的。”

陈立说，在由7楼至23楼手术室的电梯里，罗军当着妻子的面，又一次提起胎儿过度缺氧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脑瘫”这个词再一次刺入他的耳朵，彻底击穿了他的心理底线。

手术室内外

他害怕每个月“需要几千乃至上万元治疗费用”的脑瘫儿，会将一家人连同孩子自身重新拖回“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从医十一年的罗军回忆，即使经历了一千余例手术，这个凌晨所进行的仍是一次“最为困难、颇多曲折，却不少奇迹”的“搏斗式抢救”。而手术室外的陈立，则度过了一生中“最漫长、难熬、痛苦”的夜晚。

凌晨4时许，王静被送入手术室。罗军当时判断，由于脐带血栓，导致了胎儿缺氧，而一旦缺氧超过八分钟，婴儿即会死亡。罗军决定实施剖腹产，尽快取出婴儿。然而这时，产妇的宫口却幸运地迅速打开，具备了一切进行顺产的条件。

半小时后，一个男婴诞下，4斤半重。

胎儿全身娩出后，罗军为他揩干羊水，采取保暖，并进行国内通行的新生儿健康状态评估——阿氏评分。好运并未延续：新生儿的呼吸与心跳均不正常，全身苍白如纸，评分仅2分，属于3分以下的重度窒息状态。

情况危急，遵照惯例，罗军示意护士告知家属陈立，就立即转入对孩子的抢救中。直到今天，他仍对一个细节印象深刻：由于极度缺氧，孩子完全失去了肌肉张力，但小小的四肢仍微微地颤动着，嘴巴张大，极力地想要吸气。

“即使是再虚弱的孩子，也有呼吸的欲望。”罗军说，那时脑子里就一个念头：我要救活他。

而此时，孩子的父亲陈立则呆立在走廊外，往昔今日的种种困难“就像跑火车”一样，在他脑子里呼啸而过。他反复权衡，艰难地“想要做一个决定”。

原本，陈立把即将诞生的第二个孩子，视作生活的全部希望，如同他作为家中次子所承担的。陈立曾有个哥哥，初中还没读完就跑出村子，想到新疆打工，中途走丢了。父亲绕着中国转了好几圈，没找到，回来吐血，没过几年就死掉了。母亲支持着他读完大学，而他也担着母亲的全部希望：一定要出人头地。

2002年大学毕业后，他就来到深圳，在一家工厂搞设备维修。每个月3000块。干了几年，结了婚，生了孩子，却愈发觉得“活得像行尸走肉”。他也曾想回家，开个网吧，种种菜，一家人悠哉悠哉。但每次一想到患着冠心病、整日望子成龙的母亲，就只能作罢，继续回到那间500块钱房租的小屋。

他最终还是崩溃了。2008年，媳妇惹哭了母亲，他愤怒地离了婚。心情糟透，就干脆连工作也辞掉。整日“呆在黑屋子里”，无所事事。自闭了大半年之后，才好不容易“决定重新开始”。

抱着“宁做创业狼，不做打工狗。宁愿睡地板，也要做老板”的心态，陈立和朋友在2009年合作开了一间小公司，出租电脑。后来，还在网上认识了现在的老婆，并迅速结婚、孕子。

如今的日子，其实也不能算好过。借钱买电脑，出租给企业，刚收回成本，电脑就贬值、损耗到不能用了。只能一直借钱，并一直还钱。妻子常笑他是“负翁”——“资产永远负数、人生正在贬值的老翁”。

但陈立总想：“总算是个新开始，不是么？”他盼望着孩子能健康降生，公司的业务也能慢慢稳定。他未曾想到的是，医生一句“脑瘫”的判断，就能如此轻易地刺穿了他努力涂抹的坚强外壳，透出生活本就脆弱不堪的晦暗底色。他害怕每个月“需要几千乃至上万治疗费用”的脑瘫儿，会将一家人连同孩子自身重新拖回“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他害怕本就“丧失了稳定保障”的生活，会因孩子“不稳定的将来”而愈发摇摇欲坠。

手术仍在继续，但父亲已经决定放弃。

“你们不要抢救了”

奇迹出现了，孩子的鼻翼轻轻翕动，开始了自主呼吸；血液恢复循环的作用下，皮肤颜色也迅速转红。

等了大约半小时，哐当一声，一个护士打开门，走出来，告诉陈立：“你老婆生了一个男婴，但状况危急，没有呼吸和心跳。”陈立以为孩子不行了，叹了口气，说：“小孩我不要了，你们不要抢救了。”护士愣了一下，说回去告知医生，走回了手术室。

他说，听见关门声，就好像听见“心里有一块地方塌掉了”。

是罗军让护士出来通知陈立的。这仍然是他“把最坏的可能性告诉家属”的职业习惯。但在传话的护士通过数道安检严格的铁门进出手术室的五六分钟，“死亡意愿”送抵手术台的途中，手术台上的抢救仍在继续。

这五六分钟，也是救治新生儿缺氧的关键时期。时间窗一旦闭合，婴儿将窒息而亡。罗军想要救活这个孩子，还有另一个重要理由：在他接生的一千多个孩子中，只有一个孩子夭亡，原因同样是脐带血栓引起的婴儿窒息。

罗军回忆，遵循以往熟练操作的流程，他首先是清理呼吸道，采取15度头低足高位置，以减少咽喉、气管的弯度，并用吸痰管轻插咽部清除粘液及羊水；紧接着，气管插管，在喉镜直视下用低压吸除羊水，再用导管缓慢插入婴儿声门下，抽吸呼吸道深部的羊水及分泌液，使呼吸道通畅并促进自主呼吸；最后则是心脏按压，采用双拇指法按压胸骨中部，每分钟90次……

很快，罗军看到了让他心潮澎湃的一幕：孩子的鼻翼轻轻翕动，开始了自主呼吸；血液恢复循环的作用下，皮肤颜色也迅速转红，几乎一瞬间，“像一个奇迹”，罗军说，一个苍白的孩子变得红润起来，像个饱满的苹果。

阿氏评分也达到了6分。因为气管插在嘴里，孩子没有啼哭，安静的手术室里，罗军听到许多人长吁了一口气。他抬头看着儿科医生、麻醉医生、助产士，彼此会心地笑笑，心才放了下来。“孩子救活了”。

“我不敢杀了小孩”

“你多次说过，孩子生出来，是个脑瘫。那你让他自然夭折了，我可能就痛苦一阵子。”

当护士告知陈立“停止抢救小孩”的想法时，罗军的第一反应是“错愕”：“孩子还没放弃，家长就先投降了。”随后他将陈立的想法视作荒唐：“孩子已经活了，如果我再把孩子的气管拔掉，那等于我杀了这个孩子。”

护士抱着孩子走出手术室，准备转往新生儿病房继续治疗。走廊外，陈立看见了让他同样错愕的一幕：“小孩活生生地出来了。”陈立回忆，那时他一下呆住了，“只能接受现实”。

因严重缺氧而导致的脑瘫，并不能立刻被发现并确诊，甚至需要观察数周乃至更长时间。这让这位父亲在随后十余天里陷入了极度的焦虑中，每一天都会找到罗军及儿童医生，问：“我儿子的大脑有没有问题？”

其后五天，陈立共见了两次儿子。第一次是做超声检查，他脱孩子的衣服时，孩子只“哇”地哭了一声，下一秒居然就睡觉了。他一下慌了：是不是脑瘫的表现？

第二次则是11月8日的核磁共振检测，看到“重度缺血缺氧性脑病”的诊断，陈立多日积累的情绪瞬间爆发，并最终导致了与罗军的冲突。

如今在家里，陈立觉得妻子也会同样整夜睡不着觉，甚至会偷偷地上网搜索“脑瘫儿治疗”、“福利院”的相关信息。在外地打工的岳母也赶来照顾小孩，不时的，老人也会拿个小铃铛，在儿子面前摇晃，看他的眼球会不会跟着转动。

陈立仍然觉得罗军“没医德”：“你多次说过，孩子生出来，是个脑瘫。那你让他自然夭折了，我可能就痛苦一阵子。过两年，我老婆休养好了，重新要一个健健康康的，全家人就不一样了。”

对此，罗军感到愤怒：“我只是在说‘可能性’，并没有下最终结论。倒是你这个父亲先判了孩子的死刑。”

按照深圳市规定，如果要放弃救治患有严重畸形缺陷等疾病的新生儿，必须有计划生育办公室的相关鉴定，或是深圳两家三甲医院的检查报告。

罗军后来上网，发觉一些人也在骂他：要“体谅陈立的难处”、“养活脑瘫不容易”、“长痛不如短痛”。

觉得“很委屈”的罗军，想到了佛山的“小悦悦事件”。他问：“就像小悦悦一样，她已经被碾压，可能残疾了，那我还需要去救她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们为何还要去唾弃那些路过的人见死不救？”

有一天，7岁的女儿知道了这件事，问罗军：“爸爸，你为什么欺负别人的爸爸？”罗军回答：“爸爸没有欺负他，爸爸是因为救了一个孩子，然后被别人的爸爸欺负。”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陈立、王静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