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创造出版奇迹，单册销量超过毛选。1962年，胡耀邦发给全国团干部会议代表一人一套“为什么”，他说“每个人要从中学点知识”。“文革”中，这套受杨尚昆、胡乔木等肯定的书，被批判为“鼓吹‘知识万能’的毒草”。恢复高考时，它又成为1978届大学生集体感谢的珍贵参考书
鸟为什么会飞，鱼为什么能在水中游，天空为什么有彩虹，浪花为什么是白色的……，这些天真而不乏诗意和哲理的问题，不知道多少人小时候曾经问过，并且在一套百科全书中得到亲切活泼的解答。这套书就是《十万个为什么》。不久前，上海少儿出版社宣布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将于2012年底上市，这是这套丛书第六次出版。
自1961年出版以来，这套单纯的儿童科普书，经历了科技发展最为迅猛的50年，也经历了中国政治与文化风云变幻的50年。书中的“为什么”几经增删、修改，既随科技发展而成长演变，也打上中国特色的政治烙印。编写它的科普作家和编辑们，命运也因这部书发生了几次转折……
书名来源于英国诗歌
1949年11月，文化部设立了科学普及局，新中国迎来第一个科普高峰。195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1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普积极分子。参与科普创作成了一种“时尚”，更是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与工农相结合的进步表现。以华罗庚、钱学森等大科学家为代表，一大批科学工作者为科普写作和宣传投入重要精力。
当时出版社无论大小，几乎都参与了科普读物的出版，但出版的主要是给工人农民看的实用技术类科普书，少儿科普书则严重短缺。时任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第三编辑室主任的王国忠回忆：“1957年的‘反右’运动，知识分子不愿动笔，怕自找麻烦。1958年‘大跃进’之风，出版社也刮起浮夸风，出的都是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书，我自己也干过三天编一套书的蠢事。不少违背科学规律的事情让我醒悟……觉得还是得脚踏实地对少年儿童宣传、传达最基础的科学知识。”
说干就干，上海少儿社决心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这套书，赶在1959年10月前出版，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第一个问题是要确定一个叫得响、传得开的书名，编辑们经过几天讨论，淘汰了“你知道吗？”“知识的海洋”等本土标题，一致同意借用苏联作家伊林写的经典科普读物的名字：《十万个为什么》。伊林这本书出版于1929年，在苏联广受欢迎，在我国也大为流行，到1949年3月，开明书店已将此书再版了9次。
“十万个为什么”也并非伊林的原创，而是来源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诗人约瑟夫·吉卜林诗歌中的一句：“一百万个怎么样，两百万个在哪里，七百万个为什么！”这首诗译成俄文后却变成了“十万个为什么”。据懂俄语的科普作家叶永烈分析，这是不同语言的数字表达习惯造成的，俄语中“十万”形容数量很多。
这一书名在几十年的实践当中被证实大获成功。很多读者回忆，小时候真的仔细数过目录，根本没有十万个“为什么”，只有几千个。
叶永烈用“为什么”做提亲礼物
第一版的组稿比想象中艰难得多，刚起步编辑就意识到为国庆十周年献礼不现实。第一批作者是上海一所师范学校的7位老师，他们花去将近一年的时间辛辛苦苦完成6万字初稿，但写得跟教科书差不多，根本不适合儿童阅读。
年轻编辑洪祖年业余时间担任两所小学的课外辅导员，他突发奇想，向孩子们征集问题！有了好问题才有好答案。这个想法立刻得到赞同。编辑室印制1万份问卷，散发到几十所中小学、少年宫、少年科技指导站。“人是不是猴子变的？现在猴子还能不能变成人？有的小孩为什么会长白头发？路边大树的下半截为什么要刷成白色？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问卷回收后编辑们惊喜万分，大人熟视无睹的问题，只有孩子的眼睛才能发现。
编辑也自己找题目。负责生理卫生分册的潘勋照专门到上海各大医院请教。上海市牙防所所长贾维霖曾留学美国，是当时中国一流的牙病专家，他对潘勋照讲：一天应该刷牙两次，早晚都要刷；孩子晚上饿的时候，别拿饼干给他们吃，因为饼干会粘在牙齿上，对牙齿的破坏比糖块还厉害……这些常识后来都被编入生理卫生分册，该册一直是销售量最高的分册。“文革”时期，第三次修订，潘勋照又来牙防所请教贾维霖，却被告知，贾所长已跳楼自杀。
有了第一次组稿的教训，编辑们认为应该不拘一格起用作者。编辑曹燕芳想到，她当时手头还编着另外一本书，叫《碳的一家》，文字生动活泼，作者是北大化学系大二的学生叶永烈。曹燕芳打算让这个年轻人写几个“为什么”试试看。
叶永烈自幼爱好文学，考上北大不久，父亲和哥哥都被打成“右派”。为了完成学业并分担父母压力，他利用课余时间写科普散文赚稿费。他写的几篇“为什么”样稿令编辑非常满意。叶当时才20岁，给比自己小几岁的读者写文章很有感觉，而且他从小就是苏联《十万个为什么》作者伊林的忠实读者，模拟“偶像作家”写作，自然手到擒来。
曹燕芳索性把“化学”分册大部分题目都交给叶永烈写，天文气象、生理卫生等分册也慕名而来。1961年出版的5个分册，共947个“为什么”，叶永烈写了326个，是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写作量最大的作者，获得了可观的收入——一个“为什么”稿费5元，在当时，1600多元绝对是一笔巨款！很多年后他才知道，别的作者的稿费都是每篇10元。这是少儿社有意“保护”他，以免他成为“第二个刘绍棠”。1958年，“神童作家”刘绍棠被打成“右派”，罪名之一是“年纪轻轻就在北京城里买下了房子”。刘十几岁就开始大量发表作品，稿费收入高，竟招致“贪图安逸享受”的批判。
对于当时的叶永烈来说，《十万个为什么》带来的收入尚在其次，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他从一个普通大学生一跃成为科普作家。1962年，叶永烈回老家，认识了年轻俄文教师杨惠芬，情投意合，他上门提亲时送的礼物就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少年才气尽在这套轰动全国的“大部头里”显露，杨家深为赞许。一年后，叶与杨结婚。
胡耀邦倡议全国团员学习讨论
《十万个为什么》从1959年开始筹备，1961年4月至10月出版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农业和生理卫生五个分册，一上市就引起抢购热潮。本是为少年儿童写的书，却吸引老中青几代传看。应读者要求，1962年又增编3本分册：地质矿物、动物和数学。8册一共收录问题1484个，总计100万字。
到1964年4月，《十万个为什么》发行了584万册（73万套），其中还供应印尼华侨2万套。1964年，全国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口有2.4亿，相当于每40个识字的中国人就有一册“为什么”。
1962年召开的全国团干部会议上，在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倡议下，与会者人手一套《十万个为什么》，胡耀邦说：“每个人要从中学点知识”。会后，全国团支部开展活动，组织团员一起阅读和讨论“为什么”。
几千封读者来信飞向上海少儿出版社。丛书上说菠菜豆腐不能一起煮，因为会产生草酸钙，对身体不好。很多读者来信问：“我们单位食堂都这么做呀，到底行不行？有办法避免危害吗？”还有老科学家来信：“为什么月到中秋分外明”？这个题目很有问题，月亮在中秋节不一定就是最明亮的，倒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1964至1965年间，根据读者来信提到的问题，编辑室把丛书作了全面修订，出版了第二版。在审稿人名单上有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茅以升、钱崇澍、苏步青……
鼓吹“知识万能”的毒草
第二版“为什么”发行了200万册，也许本可以发行更多，但出版一年多以后，“文革”就爆发了。《十万个为什么》作为“竭力鼓吹‘知识万能’的毒草”受到严厉批判。一本小册子这样写道：“（该丛书）博得刘记黑司令部的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胡乔木、胡耀邦等的‘钦定’和‘赞赏’……胡耀邦踌躇满志，竭力吹捧《十万》……《解放日报》以头版地位发表了题为《培养孩子爱科学》的社论。众所周知，为一本书而发表社论的只有一九六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而《十万》竟能与之并列，且声势更大……是可忍，孰不可忍！”
“为什么”的编辑和作者，这一时期事业和人生也从高峰跌入谷底。1970年10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令上海14家出版社合并成一家。少儿社被合并，包括丛书主编王国忠在内，大多数工作人员下放劳改。叶永烈所在单位的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标题是：《十万零一个为什么——质问叶永烈》。叶凭借“为什么”少年得志后，投入更大热情在科普写作上，被批为“追求成名成家”、“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下放到“五七干校”种了三年水稻。近20年后，叶永烈将当年写的全部的“为什么”收集起来出了一本新书：《十万零一个为什么》，也许是为了纪念这段艰难的岁月。
严厉的批判抵挡不过读者的狂热需求。大约在1969—1970年间的一天，上海市工宣队一名负责人突然找到王国忠，说“现在书店没书卖，你得把《十万个为什么》重新修订一下出版。”王国忠和几名编辑就这样中断劳改，回到工作岗位。
“文革版”让编者有一种负疚感
1970年9月，第三版（俗称“文革版”）开始陆续出版，计划出23册，后因“文革”结束，最后两本没有出。“文革版”黄皮封面上方是工农兵高举红宝书，下方写着分册名称。
钱学森的儿子钱永钢曾对叶永烈说，他家里有过两套《十万个为什么》。一套是1962年的初版，上中学时爷爷买给他的。父亲钱学森看到这套书很好，规定他每天看五十页。另一套是“文革”中，父亲亲自买给他的“文革版”。父亲看了又放下，嘱他还是读老版，因为写得生动。
“文革版”被迫添加了很多政治因素。比如每个问题的回答都要首先引用毛主席语录和马恩著作。当时全国掀起“备战备荒”运动，这套给孩子看的丛书也特别写到：
“如果在开阔地遇到原子弹爆炸，一定要迅速卧倒，减少人体受冲击面积，同时收腹、垫胸，张开嘴巴以免损伤耳鼓膜，面朝下、闭上眼睛，可以避免烧伤面部、保护眼睛。”
就是这样一套远不如前两版精彩的“文革版”，在书籍极度匮乏的时代，8年时间里出版发行多达3700万册。编辑曹燕芳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她碰上过好几位大学毕业生，人家对她充满感激，说都是靠着读《十万个为什么》，在恢复高考时考上了大学。
全国人民读一本书的时代过去了
“文革”结束，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上海少儿出版社恢复重建，马上就收到大批读者来信，要求修订再版《十万个为什么》。曾经年轻有为的编辑们，经过十年浩劫，分散在各个岗位，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大不如前。他们一生事业几乎全系在“为什么”这块“金字招牌”上，纷纷回到少儿社三编室，在“文革”前版本的基础上推出了第四版。仍然是黑色的封皮，但内在细节有许多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每个“为什么”后面都注明了作者的名字，以表达新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第四版《十万个为什么》与同期诞生的《上下五千年》《365夜》三足鼎立，成为20世纪80年代几乎家家都有的青少年必读书。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弓箭说：“上小学时家乡闭塞，买不到这套书。同学有，于是借来，手抄了四本。至今还记得抄的是植物、动物、生理和天文。”
第四版卖出了3000万册，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遭遇科普退潮。下海经商潮冲击着科普读物，“盗版”也开始流行起来。时隔近20年后，1999年，上海少儿社才推出了第五版：“新世纪版”。丛书第一次有了广告语：“十万个为什么、一辈子用得着、几代人忘不了。”这一版不再像以往单册陆续推出，而是装在精美的盒子里整套售卖，对于这时的大多数家长来说，为独生子女买下整套精装丛书已不是难事。少儿社发起了时髦的“签售”活动，年近花甲的叶永烈虽然已淡出科普领域，也参加了活动，短短两个半小时里签售了近五百套。据出版社统计，新世纪版迄今售出721万册。
新世纪十年，科技发展速度比过去几十年要快不知几倍，第五版今天看来也显得落伍。今天的孩子已能运用网络迅速寻找答案，按部就班阅读百科全书的时代似乎过去了。《十万个为什么》梅开六度，在社会上引发的怀旧温情比创新激情更多。
第六版创作团队吸收了“科学松鼠会”成员，这批80后作者认为，要尽可能讲述一个问题的研究进展和来龙去脉，一题不限一答，让孩子自己去分析和辨别，引起他们思考。老版的编辑已步入暮年，有的定居海外，有的已经谢世。植物分册的编辑汪嘉锡临终前立下遗嘱，将所有写《十万个为什么》和科普读物的稿费捐给南京植物园设立科学基金。
“全国人民都读一本书，那肯定是有问题的。”现任上海少儿社社长李远涛说。今天恐怕已经不可能有任何一本书再创《十万个为什么》初版的奇迹。第六版在市场上的业绩难以预测，但可以确定的是，相比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版将很大程度上从政治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回归少儿科普读物的本质，编辑和作者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小读者和家长也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
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2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