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过过去三十年间的高速经济增长，外界对于中国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中国是否会随着“中国崛起”而对外扩张，以及中国政治是否会实现民主化两个问题上。但是对于后者而言，与民主化的期望相反，最近中国日益重视民生主义的政策路线，这要求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变化。
本文将这种倾向定性为民生主义的抬头，围绕如下几个层面进行了分析。首先，作为成功的改革之负面结果而生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日益成为严重威胁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这是民生主义抬头的背景。其次，随着中国第四代领导集体的上台执政，在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提出了人本主义之政策路线的新战略构想，这是民生主义抬头的另一个原因。另外，在这样的政策基调下，现实中中国政府最近采取了何种与民生相关的有意义的政策措施，本文将对相关的主要事例进行介绍分析。
在结论中，将提出几点有关中国的民生主义政策路线在中国政治中究竟预示着何种含义的焦点问题。包括作为新的指导理念的民生主义的意义问题，在中国出路与对策的摸索过程中而出现的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再发现再评价问题，中国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上的意志与能力问题，以及绕过民主化的民生主义的适当性问题等。
关键词：民生，民生主义，贫富差距，民主，以人为本，小康社会，发展战略，幸福，民生指数
Ⅰ. 引言
随着中国跻身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围绕未来中国是否能够保持持续发展的问题，相关学者与专家之间多少存在些争论。持消极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作为高速经济增长的副作用而出现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不但削弱了中国的经济竞争力，甚至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而持积极肯定态度的专家学者则认为虽然有一定的问题，但中国具备很好地解决那些问题的基础和底气，至少在近期发生严重问题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在这样相反的观点阵营中，关于中国未来的乐观论高度评价中国表现出的经济成长活力，其关注点主要在于至今为止中国展现出的发展成果。与之相反的悲观论则在承认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却十分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
虽然确实存在着关于中国经济的此种争论，但大部分观点都认为在经济总量上中国最终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且，以这样的经济实力为基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日益突显出来，对于最近中国采取的相对进取性的对外行为和立场表示担忧的声音也不在少数。
但是对于海外的中国政治研究者而言，有关中国的最大的关心事项则莫过于“中国何时将以何种形态发生根本性的政治变化”这个问题。亦即中国是否会实现民主化可以说是中国政治研究中的终极话题。因为民主和民主主义是普世的价值与制度，民主化是非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必定经历的一个阶段，而处于改革开放和高速经济增长中的中国正是最适逢其时的。
在持西方视角的学者和认为中国是在承袭东亚发展路向的学者看来，现在中国展现出的旧体制式权威主义政治只不过是过渡时期的现象，而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必将发生戏剧式的变化。但是如果放眼中国政治实际，则可以发现与这样的先验性评价不同，在经济发展之后，中国优先考虑的最大紧急课题与其说是“民主化”，不如说是“民生”问题。中国的政策路向表现出强烈的优于民主的民生倾向。
虽然中国国内并非没有在强调民生的同时亦强调民主重要性的视角，也存在民生无法替代民主的主张，而这恰恰表明了这个问题在中国是多么具有争论性的一个问题。[1]但尽管如此，包含国家政策基调的大体上的视角则仍然展现出了聚焦于民生而非民主的趋势。这是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提出民生主义之后又一次民生主义的复活，甚至可以说是新民生主义的抬头。
本文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甚或国政管理方式的观点概要介绍中国民生重视政策的促进背景和主要内容，目的在于对此种政策促进的实效和含义做出简单评价。这将从比较的视角对东亚后发工业国家的政治社会发展模式进行更深广的理解，并对探索韩中两国的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具有有益的参考价值。
Ⅱ.“新民生主义”抬头的背景
1.成功改革的另一面
1978年后中国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的首要目标，在短期内实现了所谓的“压缩增长”。但是它的实际意义则是对于不平等之经济增长的制度性容忍，其累积效果则以各种社会不稳定现象表现出来。比如，腐败的蔓延、收入差距的扩大、物价上升、医疗•教育•住房问题、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备问题，以及就业难等问题日益蔓延，中国社会对于这些问题的不满也在逐渐增加。[2]但是由于这些不满在现有制度内缺乏被适当容纳并得以反映在政策当中的机制，民众向上级机关呼诉冤屈事因的个人或集体上访便持续不断，通过互联网络而表达集体抗议的事件也屡见不鲜。[3]
如果要指出这些悬案当中最为根本的问题，则可以最终将其归结为贫富差距问题。因为贫富差距的原因与结果正是中国社会不平等与不公正的综合现象。即使考虑到中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原本较大这一点，改革开放之后的急剧变化也足以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4]体现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1978-84年间为0.2-0.3,1985-92年间为0.3-0.4,1993年超过被视为所谓警戒线的0.4,2007年则达到0.475。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1年《社会蓝皮书》中警告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这表明现在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接近国际标准中象征两极分化的0.6水平。
城乡差距从1978年的“2.57:1”轻微减少到1997年的“2.47:1”之后，又极大地增加为2007年的“3.33:1”。而且，依据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农村上层20%的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比下层20%的低收入群体多达7.3倍，与此相反，城市的同一数值则为5.5倍，以及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比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更加严重。另外，以月均收入为标准，最高收入群体（国家社会管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与最低收入群体（农业劳动者阶层）之间的差距从1971-80年间的“3.8:1”激增为2005年的“19.9:1”。[5]
因此，按照地区来看的话，中国的贫富差距则是以城乡差距和沿海内陆差距表现出来的，而这最终可以归结为内陆地区农村与农民的相对贫困问题。即农村的贫富差距与农民的贫困问题不仅是农村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而且是中国整体的社会问题。频度日益增加而最近估计每年约10万件的所谓“群体性事件”是中国社会不安定的代表性因素[6]，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发生在农村地区。所以中国领导集体逐渐意识到这不仅是农村的社会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7]
另外，在贫富差距和社会不满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即腐败。通过职位、权力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来收取贿赂、寻租行为、挪用公款等，继之而来的是财富的积累，而这又再次归结为各群体、阶层以及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因此，虽然财富差距程度之严重也是问题，但财富积累过程并非通过人们所认可的方法或程序来实现的话，作为结果而形成的差距则更加让人难以接受，这就表现为继之而来的对于现实和社会的不满。
2. 发展战略的转变
众所周知，中国现在的领导集体是以2002年第十六次党代会与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执政起点的。作为所谓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当时新领导集体表达了符合时代新环境的新的国政认识和对于政策方向的基本构想，这在随后召开的第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更为详细的阐释。核心内容即为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和把人民作为国家政策之根本的所谓“以人为本”的原则，并促进全面、均衡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以人为本”的原则在2007年第十七次党代会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而正式写入党章，被视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素。
如果说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初期领导集体的国家政策基调是立足于先富论的不平等发展战略的话，第四代领导集体则强调追求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协调发展战略。既往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以生产力发展为目标且以沿海地区为中心的话，如今则在更加以人为中心的政策基调下谋求地区间的均衡发展。第十六次党代会上意在向全体人民均匀分配改革成果的所谓“建设小康社会”之目标的提出也集中体现了这种全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方向。
之后则实现了发展战略的进一步修正，要求从量的增长转变为质的增长，从以投资和出口导向为中心转变为以扩大内需为中心，从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转向考虑生态环境的绿色增长，等等。与此相关，特别是中国最近提出的“十二五计划”强调了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恰是中国正处于摸索过程中的经济发展战略之大转换的出发点和根本依据。[8]可以这表达了领导集体的此种认识，即民生问题的解决是实现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国家目标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并向国内外表明为了实践此种认识而需要的战略构想。[9]
Ⅲ. 关于民主和民生的政策
近来温家宝总理等中国领导人表明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并要求将其付诸实践的发言屡见报端，民间学者们也更加频繁、大胆地表达主张民主改革的立场。但是尽管如此，党中央与国家层次的变化并未能为人所感知。实际上在今年3月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也与国内外的诸多期待相反，主要领导人与其说表明了政治改革的新构想，倒不如说只是例行公事般地言及政治改革，仅止于以更加强烈的语气强调了反对西方式民主化或激进政治改革的既存论调。
现在的中国领导集体在政治改革上的基本倾向是，与扩大民主相比，更加着力于法治的强化、政治的制度化以及反腐败等问题，并以此妥当地维持和管理政治社会的安定。例如，进入今年后，外界的关心一度集中于2010年底始发于中东地区的茉莉花革命之风是否会吹到中国来这个问题上。但是中国政府通过动员强大的公法权力对于街头示威进行源泉上的封锁并尽力于舆论控制，展示了一贯的强硬应对态度。[10]而且，一方面从当为的角度强调“为了经济发展绝对不能动摇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则以实际上“中国与那些国家不同，因此大部分中国人民并不希求中东的道路”之论理做出回应。其根据则在于随着高速经济增长而来的人民对于党的支持，以及中国已经告别了一人执政的时代，正在实践合理的权力继承程序，对于人民的要求也能恰当地给予回应等。
简而言之，中国展现出与民主或政治改革相比，更加注重民生并以此为基础施行国政的趋势。如下几项政策措施作为代表性的事例可以很好地体现出中国在多大程度上重视民生问题，以及意欲通过何种方式来改善民生问题。
第一，中国政府最近在把“幸福”作为最大话题提出的同时，[11]意图制定出能够测定幸福乃至民生状况的客观评价指标并将其反映在干部人事上。通常而言，在干部人事的评价上，与改革开放之前最为重视政治思想态度相反，改革开放之后把工业生产总量、税收增加率等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指标视为最重要的衡量尺度。这反映了党中央将生产力发展视为首要任务的政策基调。但是现在由于政策被调整到更加注重民生的方向，因而出现了从“增长主义”到“民生主义”，从“GDP至上主义”到“幸福至上主义”的转换趋势。
2009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设立了“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该课题组经过一年有余的研究，设定了包括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等四个领域的多样化评价项目，并以此为根据对全国24个城市里居民的幸福感进行调查，其调查结果以《2010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的报告书形式予以发表。虽然对幸福指数进行量化时存在若干问题，而且这尚未成为中国官方的正式参考指南，但这可以视为反映中国政府重视民生问题的最新事例。[12]
实际上据称最近几年间浙江、广东、江苏、河南等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把幸福指数反映在干部人事评价上了。这些事实暗示了在以后的干部人事评价上与民生相关的业务比重将进一步增加。即在地方政府进行评价时，将不再能够以经济总量的增长率为标准对其业绩进行衡量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地方政府必须一律以中央政府的新规定为标准，绝不能促进高速增长。因为过去的落后地区仍然需要经济增长。[13]但即使如此，提高就业率和改善民生仍然很重要。
第二，虽然说不上是根本的解决，但中国政府确实从几个层面上重视起三农问题，并正在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比如，从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到2010年1月31日中央3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连续七年间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将三农问题设定为与其他任何问题相比都更加具有优先性的紧要课题，这充分地说明了中国领导集体对于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而且从2005年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而废除农业税以来，中国政府为了提高农民的福利而采取了多种措施。
第三，中央和地方政府与民生相关的财政支出正在大幅增加。从201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财政预算报告书中可以看到，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就业以及住房保障等问题上的支出达到10510亿，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18.1%，超过了12.5%的中央财政支出总体增加率。把与民生相关的其他领域的支出也计算在内的话，与民生相关的全部支出据称占据中央财政支出总额的约2/3。往下级单位去时，该比重也就更高。在基层单位，与民生相关的支出几乎达到全部财政支出的70-75%。除此之外，中国政府一方面逐渐采取措施实施扩大义务教育，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以及提高最低工资等，另一方面为了解决住房问题还在2011年新建或改建1000万户保障性住房，并以此为起点，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建设、普及3600万户保障性住房。[14]
Ⅳ. 评价与含义
上面的简要介绍揭示了与最近中国政治倾向相关的几点争论性事实。第一，中国领导集体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和“保障与改善民生”这两个主轴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并谋求由此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样的战略构想与政策方向是否意味着中国在国家发展路线上将把民生政治作为一个指导理念而使其理念化的意图？亦即，中国把民生主义路线作为新的意识形态，试图通过以人为本的精神和原则来对应当前面临的政治社会压力，这样即使没有民主化，也能够很好地巩固现有体制和统治基础。换句话说，即使无法正式理念化，对于民生的强调仍然具有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正当名分，而且，从民生在现实中是亟待解决之问题的观点来看，民生很可能被强调为事实上的国家核心价值。[15]
第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在批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式制度和政策、探索新的对应方案的过程中，与其说采纳了以西方为首的外部世界的经验，倒不如说显示出了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进行再评价并以新的形态对其进行灵活运用的强烈倾向和意志。众所周知，“民生”这个词本身就让人联想到约100年前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如果对其历史渊源进行追究的话，则不能不提及春秋战国时代《左传•宣公十二年》的记录。此外，近来中国作为核心价值、原则和目标而提出的以人为本、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理念也都起源于中国的古典与传统思想。这样的倾向是反映了中国的独创性取向，还是反映了反西方的心理状态？
第三，虽然中国为了解决民生问题而正在采取多角度的政策措施，但这些问题是否果然能够得到顺利解决仍然是未知数。这必须考虑到中国政府的意志和能力两个方面。中国政府是真正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在努力，还是为了向全国人民表明或宣传政府和领导集体是多么地重视这些问题，并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做了多么大的努力？作为政策结果有关民生的诸多问题在实际上得到了多大程度的改善和提高，也许需要通过经验根据才能对其进行事后评价。
另一方面，即使中国政府为了改善民生问题而表现出了坚定的意志、倾注了持续的努力，这些问题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克服的。增长与分配是古今中外都面临的无法两立的相互矛盾的一对关系。由此来看时，中国政府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分配正义的目标，在现有经济体制和中央财政动员能力的条件下，并非如言谈那般容易。而由于该过程最终意味着经济成果的再分配，这必将遭遇既得势力的强烈抵抗。加上大部分民生问题的产生与旧体制之属性有着密切关系，民生问题的解决因而又需要其他领域的改革和变化。
第三，虽然难以否认民生问题是当下面临的重要课题，但仅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否真的能够解决中国所有的政治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之后，即实现经济发展之后，与知识分子们认为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民主之扩大的意见相反，中国领导集体表现出了着力于民生问题之解决的对比态势。特别是知识分子们认为如果没有民主改革将难以保障或改善民生，即表象上的民生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非民主的政治体制。这样的立场差距是因为赞成民主改革的人士仍占社会少数，还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政府和人民大众的影响仍微不足道？与此相关，从外界观察者的立场来看难以理解的事实就是中国社会日益扩大的不满趋势与宣扬人民大众对于体制之高满足度的舆论调查结果二者并存的现象。
现代社会通常沿着实现经济发展之后经历政治民主化，进而追求社会福利等价值的路径而发展进化，但中国却展现出在实现经济发展之后绕过民主化而跃至社会福利（民生）的趋势。这意味着另一种不同的发展路径，还是关于阶段性目标的认知差异，即以经济、社会、政治的顺序演进？这些颇具争论性、远不确定的课题只有通过中国民生主义政策路线的实践才能得到相应的回答。
（作者全圣兴为韩国西江大学教授）来源: 北京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