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先生在北京论坛上发言）

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这本来就是人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政通人和、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有序、尚同一义、博爱互助等等，既是我国古人追求的“大同世界”，也是西方人向往的“理想国”。和谐社会是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关系相互融洽的状态，这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它涉及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公民与政府、人与自然等多重关系，涵盖了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和评判标准也各不相同。对于什么是和谐社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做过权威的论述。他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现代民主治理的角度看，和谐社会就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多元的社会、公正的社会、宽容的社会、诚信的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简而言之，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善治的社会。

实现社会的和谐需要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条件。在政治条件方面，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是善治。什么是善治？我把善治界定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管理。它有以下10个要素： 1）合法性，即政治秩序和公共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2）法治，即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准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透明性，即政务公开或基本政治信息的透明。4）责任，即管理者应当对其自己的行为担负基本的公共责任。5）回应，即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6）有效，即管理的效率。7）参与，既指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包括公民对其他社会生活的参与。8）稳定，意味着国内的和平、生活的有序、居民的安全、公民的团结、公共政策的连贯等。9）廉洁，主要是指政府官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权谋私，公职人员不以自己的职权寻租。10）公正，指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这些善治的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和谐社会的要素。

善治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共同管理，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是两者关系的最佳状态。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各国政府都希望有更好的治理。完全可以说，追求善治是各国政府的理想目标。政治生活中统治的成份日益减少，而治理的成份日益增多，这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也是执政水平提高的反映。它意味着公民与政府有更多的合作，意味着有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管理活动中来，意味着政治过程中有更的协商和对话，从而也就意味着民主程度的提高。不仅如此，政府从更多的管理领域中撤出来，让民间组织或公民自己去管理，这也会最大限度地增加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合作，减少和消除官民之间的互不信任。不断地从统治走向治理，努力实现公共管理从统治型向治理型转变，这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根本方向，也是通向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

善治与社会的稳定。社会生活的和谐，必须有稳定安宁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有条不紊的社会生活秩序。一个动荡不定、秩序混乱的社会决不能使人们安居乐业、和睦共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和谐社会需要权威和秩序，无论社会发生何种变化，公共秩序都需要有一个公众认可和接受的公共权威，它有能力驾驭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它还要求，无论社会变化如何之大，社会生活依然遵循着基本的规范。在现代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社会生活的井然有序不能再建立在“以堵为主”的“传统的稳定”之上，而只能建立在“以疏为主”的“现代的稳定”之上。传统的稳定是一种静态的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现状的静止不动，并通过抑制的手段维持现存的秩序。与此不同，市场经济和民政治所要求的现代的稳定则是一种动态的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

这种动态的稳定和有序的生活，只有良好的治理才能实现。社会的动态稳定，也就是中国人所追求的“长治久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法治(rule of law)，二是合法性(legitimacy),它们都是善治的要素。法制强调的是严格依照法律进行治理，维持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工具就是法律和制度，没有法律规范和对法制的充分尊重，就没有井然有序的社会生活。但是，仅有法制(rule by law)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需要法治。法治除了强调严格依法办事外，更强调法律是最高权威，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利，都必须在国家的法律框架内活动。没有这样一种法治，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社会其实是一个法治的社会。然而，社会现实生活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千变万化。即使最完备的法律也可能与现实的变化不相适应，从而不能很好地保护公民的利益。进而言之，要使社会长治久安，除了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legality)外，我们还需要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legitimacy），让政治权威和政治秩序被公民自觉认可和接受。从根本上说，法学意义上说的合法性应当服从政治学意义的合法性，即当法律不再保护多数人利益时，应当及时修改法律满足多数公民的利益。

善治与社会的多样性。人的需要、个性、价值都是丰富多样的，社会的多样化和生活的多元化，是和谐社会重要前提。马克思说，大自然是丰富多彩的，但人的精神生活比大自然还丰富多彩。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是可笑的，要求人类的精神只有一种色彩则同样荒谬。中国古人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是“和而不同”，即在多样性中寻求和睦相处。反过来说，“不同”是“和”的前提，没有多样性，和谐就无从谈起。多样与和谐是相辅相成的，多元化的生活是和谐生活的必然要求，社会的和谐就是对人类多样性的协调。用政治和法律的手段，遏制人们对多样性的追求和思想的自由，使社会生活变得千篇一律，这不应当是人类的理想政治状态。即使出现这样的一种状态，也只是一种表面的和谐。它不仅违背人类多样化需求的本质，而且实际上还潜藏着深刻的不和谐，最终往往会导致社会政治的冲突和危机。

多元社会事实上是利益多样化的社会，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也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在市场经济逻辑的作用下，社会利益分配或迟或早会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个人之间出现分化，不同的利益群体开始逐渐形成，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不同的利益群体一经形成，它们不仅有经济上的要求，而且必然会产生出相应的政治要求和其他社会要求。它们需要有合法的正常渠道来表达其利益要求，并要求国家的政治决策充分体现其利益需要。因此，一方面，政府和社会应当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提供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使得处于不同利益群体中的个人有机会申诉其愿望和要求；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协调各种利益矛盾，使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和睦相处。更进一步说，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社会的和谐决不意味着利益和思想的一元化，而是各种利益群体和各种思想观点同时并存，在社会生活中承担不同的角色，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和谐社会需要一种宽容的氛围和宽容的精神，要容忍各种不同的利益关系的存在，尊重别人所做出的不同选择，特别要保护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使每一个都生活得有尊严。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尤其要倡导宽容、谦让、奉献的社会公共道德，营造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社会氛围以及和睦相处的人际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社会不仅是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是一个团结的社会、互助的社会、合作的社会、个人有尊严的社会。

善治与社会的公正。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古今中外的大量事例表明，严重的社会不公，明显的两极分化，势必导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阶级之间剧烈的利益矛盾，直至暴力冲突。一旦社会的尖锐利益冲突演化成剧烈的政治冲突，社会和谐就随之失去了制度的保障。因此，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石。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这样的社会公平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

改善公共治理，特别是扩大公众参与，增强政治透明，推进决策民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是实现社会公正，提高公民满意度和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国际社会的经验证明，公共治理的优劣与社会公正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联合国《2010人类发展指数》报告表明，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和荷兰5国的公共治理状况在全球名列前茅，5国在社会公正方面表现也最为突出。丹麦的发展指数排名世界第十九，体现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只有0.247，是全球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性别平等指数全球第二，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10.3年，居民总体满意程度72%；芬兰的发展指数排名第十六，基尼系数0.269，性别平等指数居第八，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10.3年，居民总体满意度80%；挪威的发展指数排名全球第一，基尼系数0.258，性别平等指数居全球第三，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12.6年，居民总体满意度801%；瑞典的发展指数排名第九，基尼系数0.25，性别平等指数居第三，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11.6年，居民总体满意度79%；荷兰的发展指数排名世界第七，基尼系数0.309，性别平等指数居全球第一，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11.2年，居民总体满意度78%。

善治与社会的诚信。社会和谐的深层基础在于全社会之间拥有一种普遍的认同，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相互信任的纽带。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不睦，说到底是因为缺乏相互信任。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性合群的动物，唯如此才能组成社会。人类之所以能合群，是因为能够相互信任。人类若没有足够的相互信任，那么人与人之间就失去了相互联系的基本纽带，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行。正因为信任对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所以自古以来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种宗教，没有一种文化，不把它当作核心价值和基本规范。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说就是，“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立”。同样的道理也完全适用于和谐社会的建构：没有诚信，就没有相互的合作，就没有社会的团结，就不能形成普遍的认同，也就没有社会的和谐。

如何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相信信任的关系？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不能对社会事务进行居高临下的管制和统治，应当顺应“更多一些治理，更少一些统治”的政治发展趋势。国家要鼓励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与公民社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此外，政府应当从更多的社会领域中退出来，还政于民，还权于民，将更多的事务交给社会组织管理，让社会组织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职能。政府与民间组织共同管理社会的过程，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就是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过程，也是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建立和谐关系的过程。

善治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民主治理的内容不仅包括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治理，也包括环境的治理。衡量善治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良好的生态治理。无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多快，公民多么富有，政治多么民主，社会多么稳定有序，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自然环境恶化，生态严重失衡，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不和谐的。生态的善治是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要素，它有两个重要目标，一是自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二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一直是中国古人心目中的社会理想。古人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的“天人合一”问题，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用现在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老子和庄子都明确主张 “天与人一也”，“天与人不相胜”，“治人事天，莫若啬”，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充分尊重自然，平等地对待人与自然，使人与自然达到高度和谐，协调发展。和谐社会要求人类的经济发展不能超越资源与能源、生态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社会经济的增长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进而言之，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可持续发展，既是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统筹，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的平衡，也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协调。

总之，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必须协调好人与人、人与自然、公民与政府等各种社会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和谐社会当然需要人人友爱、家庭融洽、邻里团结、社区敦睦、“天人合一”，但是，如果公民与政府处于互不信任，互不合作，甚至相互对立的状态，纵使人际环境和自然环境最好，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和谐。一个和谐的社会，首先应当是一个民主和善治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