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美国跨学科研究中心—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政治人类学家
尽管生活依然贫困，但蒙古人民的生活不乏尊严与希望
蒙古国自1990年向民主制过渡，在此之前，该国经历了70年的社会主义与共产党统治。20世纪80年代中期，受到苏联“开放”（Glasnost）和“改革”（Perestroika）的影响，政府管制有所放松，使得老百姓得以对于政府进行重新思考。1989是极为关键的一年。受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以及蒙古本国教师的影响，西蒙古的大学生开始参与示威活动，以让非共产党员也能参加当地的学生组织。
由于受到学生示威的鼓舞以及柏林墙倒塌的影响，全蒙民众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这一天举行示威活动，他们的诉求是自由和公开的选举。示威的规模和人数在接下去几年持续增长。1989年冬天，绝食抗议对政府形成了威胁，领导层同意在次年6月举行自由公开的选举后辞职。尽管共产党赢得了选举，但是新的反对党也赢得足够的选区，获得了重修社会主义宪法的权利。在西方国家的建议下，蒙古公民于1992年1月写就并且通过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宪法。
民主的蒙古
新政府将经济的责任从国家转向公民个体，迫使后者自力更生。这就导致了普通老百姓必须考虑他们面临的新风险。他们将不再能依赖于俄罗斯这个“老大哥”，也不能继续依附于他们的蒙古国“母亲”。于是他们开始对他们的未来和他们的政府有了不同的思考。该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成功？一个民主政府该为其人民做些什么？诚然，如同有人曾对我说过的那样“民主意味着民有，民治和民享”，从蒙古人民将希望与对未来的恐惧融入到对民主的阐释开始，这两个问题就一直紧紧交织在一起。
学界所谈的“风险认知”即指人们如何思考未来。风险通常被阐释为可能的灾难或者至少是消极的事件。但蒙古人对未来的看法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一部分蒙古人担心他们的家庭、个人或者他们的国家在未来将陷入失败或者贫困。然而，更多人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他们相信机会、成功甚至是财富会迎面而来。在一份对1283人进行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对国家未来保持乐观者从1998年的29%跃升至2003年的41%，悲观者从38%减少至2003年底14%，其余人则不置可否。
蒙古国人愈发充满希望的态度并不与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相挂钩。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从1998年至2010年，蒙古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从530美元涨至1890美元，但很多蒙古国人不得不换工作，为谋生计重寻出路。新的经济也扰乱了社会秩序，比如说，曾经处在社会主义制度庇护之下的教师和医生在民主制度下薪酬减少，因为政府的薪资要少于企业所发放的。那么他们对未来上升的信心源自何处？
有这样几种可能性。首先，他们只是乐于见到指令性经济的自由放开。对于深受游牧文化和历史浸淫的人来说，当被告知他们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活在哪里以及该如何生活时，他们并不高兴。他们最想要的是能自行决定日常生活，而新的民主恰恰可以赋予他们更多的自由度。
其次，蒙古国人有一种强烈的自我价值——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国家。它可能来源于一种感觉，即无论男女都能做任何事情，并且随时随地照顾自己，这种意识已经深深扎根于他们的脑海。简言之，他们对实现个人尊严有强烈愿望。尽管进入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艰难的，但是这种能获得自我满足，以及政府将他们视为公民的做法是值得他们为之付出努力的。
最后，蒙古人对古老的统治者成吉思汗感到无比骄傲。于他们而言，成吉思汗是一个公正的统治者，使蒙古人在13世纪至15世纪成就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他留与后代的一切不仅是、也应该是得到全世界承认和支持的。因此，他们很高兴脱离前苏联的统治，获得他们认为作为民主国家应有的地位，因为新的身份让他们在国际社会中获得民族尊严。
蒙古人经历民主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感到快乐。199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49%的蒙古人倾向于生活在民主国家，而到了2003年，这一比例上升到73%。他们青睐民主的原因，有一个要素是他们获得赚钱的自由和机会。那些对未来经济状况持乐观态度的人们通常愿意谈论民主的好处。“正因为有了言论自由以及自由选择的权利，人们能取得成功，”一个年长的女牧民这样说道。尽管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但她认为自决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将给她个人以及她的国家带来繁荣。但同时，那些悲观者经常会说，蒙古国无法达到民主的理想。
人们相信，如果能够利用一个民主国家所具备的经济权利，他们就能获得成功。在他们看来，民主国家保证了公民私有财产的权利，以及拥有企业、从事贸易以及选择生活居所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些权利，人们认为他们就不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乐观主义者认为，民主提供了一个自力更生的机会。一个人能通过自己的方式和能力从事劳动，并从中谋得福利。
在民主制度下，财产私有化，家畜归属牧民个人所有。牲畜的增加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我认为，在民主制度下，生活变得更美好，因为学习研究的权利是自由的，雇佣不存在任何障碍，更没有所谓的被迫的退休年龄。人们能自由地表达意见。在创新方面不存在任何障碍或限制，以改善个人的生活及国家的发展。前往任何国家去学习当地的文化是可能的，亦能增加经验，促进国家的发展。更有甚者，人们还有机会吸取外国在工业、农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即便是悲观主义者也并不会抱怨民主。相反，他们抱怨的是民主的好处并未惠及每一个人。
民主的自我纠正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国家所有是零星分散的，私有权广泛存在。但是蒙古的牧场土地私有化不应该发生，因为穷人将因此无法获得土地作为私有财产，他们将处于没有土地的状态。
所有人权都被写入1992年的宪法，但人权在蒙古国是有限的。如果没钱，人们无法获取受教育机会。
资本主义民主已经改变了人们对政府在他们生活中的作用的看法。那些抽象的责任，像是制定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公路和铁路）或者经济发展，将不再被讨论。乐观的人常说，新政府通过维护法治、法规和秩序来维护人民的权益。
人们需要一个公正、公平的政府来实现经济上的成功。人们抱怨，如果不贿赂官员，就无法做他们的工作，也不能获得政府的服务，或者得到属于他们份额的私有财产。
蒙古人也会说，他们的民主政府必须继续帮助人们。有些人希望国家给退休人士养老金，以帮助他们继续过体面的生活。或者，政府应该为那些无家可归者、不能被家庭养活的孩子提供食物、住所以及教育。
老年人需要被照顾，政府养老金不够他们生活之用。在一个民主国家，养老金领取者、残疾人、孤儿和贫困人口会得到政府特殊照顾。一个民主的政府为人民的福祉着想。为改善民生以及经济安全，一个民主的政府会提供教育，保护人们的健康。
悲观者直言不讳。他们认为，蒙古政府未能履行法治的民主标准。政府应为人民付出比现在更多的努力。民主意味着贫穷，政府领导人正在侵吞国家财产。因此，一个低层次的阶级正在出现：他们变得越来越穷。
法律为富人的利益服务。富人能够凭借权力，向法律制度（法院）施加压力。因此执法部门并不一定就会秉公行事，有人就会因此遭殃。
一个民主国家是公正、公平的。社会应该公正地评价人。但资本主义政府是不公平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没有获得公平，他们被要求超时劳作，在令人不快的、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他们的薪资很微薄。贫困正在增加，贫困无处不在。
新的想法在这个国家正在进行讨论。人们认为，政府致力于帮助公民准备进入市场经济。从政府获得的帮助将增加人们在崭新资本主义世界中成功的机会。他们需要的是教育方面的帮助。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那些年，政府提供免费的托儿服务，以及从幼童至大学的教育。人们意识到，尽管蒙古已经进入全球市场，但想要这些教育需求得到满足还不是很现实。他们想要的是政府继续为游牧民族的中小学生提供食宿。
在大学层面，人们并没有要求免收学费。现在他们想要的是政府允许民办高校和专业高校能如雨后春笋般在首都和其他的城市出现——蒙古人崇尚教育——他们会投票给那些接受过公职人员培训的候选人，即便他们不同意该候选人的执政理念。人们坚信，教育是在新市场经济中通往成功的路径。因此，国民希望政府能为孩子以及他们自己提供尽可能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蒙古人相信自己的国家以及他们自己，即便是在提出批评的时候依然如此。从清朝的封建压迫到落入苏联式的镇压，他们已经经历了许多。之后他们通过和平示威摆脱了旧体制，赢得了进入资本主义世界、成为民主国家的权利。在“天鹅绒革命”之后的几年，他们历经数年的“休克疗法”和掠夺。据世界银行的标准，较之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蒙古人的生活水平仍然是贫困的。但他们已然使得自己的国家转变成一个相对稳定和安全的民主国家，且是不乏尊严和希望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