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历时30多年，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全世界有目共睹。但是，客观环境不断变化，执政党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更加复杂、繁重，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政府的治理方式，都需要与时俱进。从这一意义上说，改革永无止境。即使中国本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准，同样需要继续改革，只不过改革的内容、方式会发生重大变化而已。探讨当下中国改革若干问题的意义仅仅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最终实现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奋斗目标。

整体性是改革发展的本来逻辑

当下改革要不要注重整体性?这本不应该成为疑问。无论从哪个视角来说，改革都需要整体性原则，只不过在不同阶段改革的重心不同而已。

首先，整体性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事物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每一要素都处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整体之中。即使我们把目光仅仅局限于政治生活中，政治生活的各要素如价值、制度(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组织机构设置等也构成了特定的政治生态，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要素的相应变化。比如，价值取向或分权或集权，那么制度、组织机构设置无疑也都倾向于分权或集权。再把目光放宽些，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来看，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文化造就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基础，必然产生行政权力干预一切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已被历史所证明。市场经济的基础，决定了政府的行政权力是有边界的，从而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治理方式必将随之变化，否则我们就不必提出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不必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中国的改革本身是深刻而广泛的革命，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整体性变化。当我们说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这些观点时，指的就是这种整体性原则。这不是整体主义，而是改革开放理所固然、势之必然的逻辑。

其次，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整体性从改革开放发端就有清醒的认识和预见。早在被称为改革开放起点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强调“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两个“正确”至今发人深省!三中全会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改革开放方针、平反冤假错案，对组织人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等做了多方位调整。对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在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前期，邓小平多次讲到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比如，1985年会见外宾时，指出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1986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等等。在社会领域，他主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达到共同富裕。他在1993年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换言之，中国改革的初期和中期，在具体做法、措施上确有不少不明确之处，被迫“摸石头过河”，但改革的大方向、总目标和三步走战略目标，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从开始就是明确的，这恰恰是中国改革没有出现类似苏联结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关注整体性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改革时至今日，已经不是初期或中期阶段，改革每走一步，其整体性需求就越来越强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相互制约。比如，关注民生是当下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就是第一位的任务。但是，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仅仅为解决民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发展的成果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让所有人共享，要经过社会分配等一系列制度的协调，才能相对公正地让民众共享。谁能保障这种协调的公正性?只有当民众的个体基本权利得到制度化尊重时才有所谓分配协调的公正性，才有所谓发展的成果不被少数人垄断;谁能保证公权力永远尊重民众的基本权利?这与公权力、公共职位的授予方式、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又紧密相连。谁能保障宪法与法律的制定、执行不被随意干扰、侵犯?这又与政治体制其他问题相连。即便仅仅解决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这样一个常见的作风问题，也与权力授予方式、干部制度考评方式、执政方式相连。简言之，社会环境、政治生态环环相扣，按照特定价值取向和规则运转。

从“一个中心”到“四位一体”：改革是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统一

改革需要整体性原则，但不代表改革就是齐头并进、整齐划一进展的。改革是有条件的，依据不同阶段的条件，整体性之下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

在改革开放初期，最迫切的问题是摆脱贫困，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必然选择，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是第一位的。但是，改革开放开始不久，就产生了新的问题，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开始衍生，由此又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但那一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并非单指文化、教育等精神层面的内容，也包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政治体制的内容。从一个中心到“两个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重大进步，是党在改革思路上的进步。

1990年代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成分多元必然导致社会利益群体复杂化，社会价值观多样。在这种背景下，执政党究竟是什么样的党?如何看待改革开放政策下出现的新社会阶层?一时也成为争论的热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解决了一系列政治层面的争论，各类新的社会阶层被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政治文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个文明”发展为“三个文明”(经济、政治、文化)。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改革的路径正逐渐发生变化。

进入21世纪后，原有的发展模式遇到资源承载能力有限、社会矛盾增多、体制性约束等多方面新挑战，为科学发展观的产生提供了社会背景。而科学发展观一旦提出，就意味着人们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要求人们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眼光和思维看待改革，看待世界。于是，“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不可避免地以新的阶段性特点浮出水面。社会建设的提出意义非同小可，它意味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渐趋于全面，对改革的规律认识越来越深刻。从“一个中心”、“两个文明”、“三个文明”直至“四位一体”的认识发展过程，恰恰是改革开放阶段性的反映，同时也是改革重心、改革路径逐步发生一定程度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不再以单一的思维、单一的改革路径推动改革，而是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探寻新的发展路径。

改革路径辨析——“摸石头”仅仅是特定阶段的改革路径

中国的改革从经济体制切入，通过不同阶段，渐进式推进到各个方面。

“摸着石头过河”仅仅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指在改革的某些具体问题、具体道路上无法按原有的意识形态价值和标准、原有所有制下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判断，只能根据最终结果是否有利于改革开放大目标来判断对错。但是，“摸石头”决不意味着可以没有整体性。需要注意的是，邓小平多次用来说明“摸石头”的具体例证是安徽的“傻子瓜子”，凤阳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及苏南乡镇企业的崛起。这几个例子的意义在于：一是用“摸石头”的说法来避免姓“资”姓“社”争论，在具体问题上可以试行不同方式不同所有制的改革。二是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摆脱贫穷是首要任务。三是在局部地方、局部单位、甚至是个人，可以试行、试点某种改革，不影响全局，搞得好为全局提供经验，搞不好退回去也不至于影响全局。四是在改革的具体形式上，上述事例都是事先没有想到、没有“规划”到的，是基层探索、创造的形式，推动了改革的发展。五是对于改革的路径，邓小平从来都强调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强调稳妥地进行改革，这在1980年代他的讲话中经常出现。“摸石头”实际上是在可控范围内的探索，是整体性——三中全会所说的“两个正确”——之下具体道路、措施的探索。即使我们把“摸石头”上升到宏观层面，也仅仅是特定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中期的产物。

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背景下，改革的路径已经不只是从何处切入了，而是如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改革路径至少需要顾及以下几点。

1.坚持渐进改革原则，把渐进式改革与不失时机、有重点地突破结合起来。改革愈是深入，触及利益格局的力度愈大，遇到的阻力与风险愈大。如果我们不想以激烈方式引起大的动荡，渐进式改革就是唯一选择。但是，在某些关节点上，需要加大力度。邓小平在1981年10月13日、11月11日的谈话中两次提到，在上层建筑如机构改革方面，用简单的改良方法，零打碎敲不行，要用“革命”的方法。这里所说的“革命”，联系上下文来看，意即需要有整体思路的突破。邓小平的观点对于我们在坚持渐进改革时有重点地突破某些领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坚持整体性原则，宏观规划、有步骤改革。渐进式改革不等于“摸石头”，而是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就需要有宏观的整体思路，从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大局考量，以人民根本利益为重，从基层试点做起，形成成熟的经验再加以推广。这也是党的传统做法。在个别地方、试点单位可以“摸石头”，但在宏观上“摸石头”风险太大。当然，所谓有步骤也不是固守某个时刻僵化地履行时间表，只是有个大致阶段性目标和原则，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3.坚持务实性原则，实事求是，寻找改革最迫切、最急需的切入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整体发展，但切入点应是各种问题的交集点，这与改革开放初期以摆脱贫穷为切入点是有重大不同的。

4.坚持政策的连续性、相对稳定性原则。虽然在特定意义上说随着环境的变化改革是永无止境的，但在特定时段内改革政策本身不能摇摆不定，如果政策多变，带来的后果就是对原有的改革成果的质疑和失去改革信心。特别是当改革受到一定阻力、压力时，不能反复无常。比如，国企改制本是改革开放的大政策，但现在有的地方前脚改制，后脚因为种种原因便宣布“改回去”。这就使人疑惑：1990年代那么多企业改制究竟是对还是错?其实，据笔者调研，某些企业改制中出现的问题不是“改制”本身的问题，而是在改制过程中出现了腐败、社会保障跟不上、具体政策有缺陷等问题。改制企业群众一上访、集体停工，政府旋即宣布改回去。这种反复无常的表现，使改革本身蒙受了损失。

5.坚持自上而下指导与自下而上探索相结合原则。改革的宏观方案、大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由党中央规划，但规划本身应是自上而下提出指导思想和自下而上民主参与讨论形成的;试点经验自下而上做起，但推广的路径是自上而下的。把“上”与“下”两个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才能减少改革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