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民自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一方面，村民自治的实施启动了农村管理民主化的进程，促进了新农村建设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也为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和空间，并影响着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可见，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促进农村管理的民主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同时，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的实施也为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并影响着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
一、村民自治的实施促进了新农村建设事业的发展
发端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开启了农村管理民主化的进程，符合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对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的实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纵观我国的农村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官绅治理模式，近代社会的官民治理模式，人民公社时期的治理模式和村民自治实施以来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中国传统社会的官绅治理模式是“由国家政权和社会权威组合而成，在制度非制度两个层面同时展开，二者既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约，该模式下国家政权和制度层面对农村社会的治理实际上只达到县一级，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则由社会权威在非制度层面进行治理。该模式中的社会权威一般由族长、乡绅和社会名流组成，由他们实际承担传统农村社会的管理职责。”[1]近代的农村治理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官民二元结构，这个结构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社会权威日益萎缩，农村中的社会精英几乎全部流向城市，造成农村民众整体素质下降，治理难度增加；二是政权逐步强化并且缺乏相应的制约，政权对农村社会的侵害愈演愈烈，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2]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治理模式的特点是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大队成了联系公社和最基层单位——生产队之间的中介机构，生产大队是领导机构，对其下属的生产队有着全面的领导权，掌握着政治、经济、文化、户籍管理、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重要权力。以上三种治理模式虽各不相同，但都没能解决赋权予民与农民的自主管理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国家从经济领域退出，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政治结构模式（即乡镇政权的国家权力运行与乡村基层组织的自治活动）。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设计，这种治理模式与人民公社时期的治理模式有所不同，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相当于村级的生产大队具有一级政权的性质，担负着行政职能，但实行村民自治后的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的自治组织，不再是基层政权的一部分，“乡政村治”模式下的村民自治，把村级事务的管理权赋予村民，为实现农村管理的自主化和民主化奠定了制度基础。
尽管“乡政村治”模式下的村民自治，村治与乡政还存在合流与冲突的现象，并在相当一部分农村已衰变为“乡政”的统治，我们对目前村民自治的实施成效和其未来对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推动作用还不能、也不宜作出过高的估计，但村民自治的实施，已经拉开了农村管理民主化的序幕，直接体现了新农村建设中的管理民主的要求。随着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农村管理的自主化和民主化程度必将进一步提高，并进而推进整个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村民自治走向
（一）地位界定：村民自治已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范畴并将成为农村社区新型治理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村民自治大致经历了试验探索时期（1980年至1986年）；快速发展和法制化时期（1987年至1997年）；向纵深发展时期（1998年至现在）。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推进，学术界和决策部门对村民自治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村民自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提升。村民自治是广西宜山、罗城两县农民在实践中的一种制度创新，当时国家认可并推广村民自治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把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分田到户后因国家权力缺失而导致的村庄社会的治安和矛盾问题，以弥补国家权力的“真空”，同时还可以遏制乡镇政府的腐败行为并降低对农村社会的治理成本。伴随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和逐步完善，其地位和重要性亦逐渐提升，村民自治逐步成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市场经济，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形式。随着村民自治的法制化和向纵深的推进，村民自治已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范畴。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3]由此可见，村民自治的发展过程也是村民自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及作用不断提升的过程，它实现了由解决实际问题层面的工具理性向作为目标追求层面的价值理性的升华。
乡村治理模式反映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治理模式的选择事关乡村社会的治理成效。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国家政权的组织建设基本上延伸到社会的最基层，在农村建立了行政管理模式的村一级政权，国家对农村社会实行全方位的行政管理。到80年代初，随农村改革的推进和公社体制的解体，农村治理模式发生了变化，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政治结构模式，但是，村民自治对村级事务自主管理的要求和乡镇政府对村级事务行政管理的惯性的矛盾造成村民自治被严重扭曲，乡镇政府的行政管理与村级事务的村民自治没有实现相互衔接和良性互动，村级治理成效大打折扣。因此，实现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成为农村社会稳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党的十七大为农村治理模式的创新指明了方向，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4]按照十七大的精神，新型农村治理模式应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并通过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及政府职能、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大力培育各种农村社会组织来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协调互动。可见，农村治理模式的创新离不开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村民自治已从弥补国家在农村的权力真空、降低农村社会管理成本，进一步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农村社区新型治理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农村治理模式的进一步创新，村民自治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必将进一步凸显。
(二）发展机遇：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乡村利益共同体的解体为村民自治提供了发展机遇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围绕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家加大了对“三农”的投入力度，尤其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中心的乡镇机构改革，使乡镇政府由原来的“压力型”、“管治型”、“汲取性”政府转变为“服务性”政府，改变了乡镇政府与村党支部、村委会的关系，打破了乡村利益共同体，为村民自治提供了发展空间。因为，在取消农业税之前，处在压力型行政体制最底层的乡镇政府，权微责重，即所谓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上级政府层层下压的各种达标评比任务指标，最后都要由乡镇一级政府来完成。面临着“一票否决”风险的乡镇政府，在手中拥有的为完成各项任务所需的各种资源都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不得不依靠村“两委”（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而在“乡政村治”体制下，乡镇政府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村委会协助其工作，为调动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乡镇政府利用其政治、经济和组织资源的优势，或明或暗地给村干部各种形式的回报，并把相应的费用负担转嫁给农民，乡村利益共同体形成，在存在乡村利益共同体的背景下，村民自治制度必然不能发挥应有作用”。[5]新农村发展战略的实施，打破了乡村利益共同体，因为，新农村建设在“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指导下，解除了村级组织的难以承受之重，意味着乡镇政府的职能从过去的主要从农村汲取资源，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任务，逐步转变为履行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上来。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在于促进了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重新划分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为村民自治构建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发展平台。
（三）完善重点：实现由单纯重视“选举性民主”向重点推进“经常性民主”的方向转变
村民自治是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通常被称为“选举性民主”的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实施的前提，而包括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内的“经常性民主”是村民自治实施的核心和关键。从目前的村民自治实践来看，在民主选举方面，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推动，还是自下而上的创新都可以称得上是轰轰烈烈、成绩斐然，但民主选举只是完成了村民对村民自治组织的授权，接下来村民自治组织的具体运作情况及效果显然是村民自治实施目的能否实现的关键。在全国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尤其是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各级地方政府，包括省、市、县及乡镇政府，对每三年一次的村“两委”——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通常都能做到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密部署、强化措施，以保证村“两委”换届选举的健康顺利进行，而在民主选举任务完成之后，对村级组织的运行情况则较少关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根本没有或流于形式。2009年1月，我们曾对河北省68个县的206个村庄的村民自治实施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对 “你们村是否定期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回答中，选择定期召开的村43个，占20.8%；选择不定期召开的村117个，占56.7%；选择从来也没有召开的村46个，占22.3%。在对“村委会对村务决策执行情况是否定期向村民公开”的回答中，选择公开的村91个，占44%；选择不公开的村59个，占28.6%；选择只公开小事不公开大事的村16个，占7.7%；选择公开情况不真实的村40个，占19.4%。在对“村民对不称职的村干部是否行使过罢免权”的回答中，选择行使过的村36个，占17.4%；选择没有行使过的村170个，占82.5%。调查结果显示，村民自治中“经常性民主” 的实践与制度设计还相差甚远。如果没有在民主选举基础上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村民自治就可能异化为“村民代表自治”或“村官自治”，村民自治就是一句空话。村民自治事关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进程和建设成效，今后在继续搞好民主选举的前提下，村民自治完善的重点应转向以《村委会组织法》的修改为契机、以制度和体制机制的创新为突破口、积极推进“经常性民主”发展的方向转化。
（四）价值取向：推动村民自治从形式上的“民治”向真正意义上的“善治”转化
治理与善治理论是21世纪国际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之一，治理的基本含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而建立在国家和公民社会相互合作基础上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则被称为善治，善治涵盖了如下价值性要素：民主、自治、法治、参与、公正、透明、责任、有效等。
民主是善治的合法性基础，然而，以实质性而不是以形式上的民主来衡量，当前的村民自治难以用民主自治来评价。首先，村民自治中的村民政治参与缺乏独立性。民主参与行为需要独立自主的参与，从村民自治实践看，“村民自治中农民政治参与的独立性不够，他们受许多力量的左右，除了正式组织的体制性力量如党组织和村委会外，最普遍的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宗族力量和精英力量”。[6]这在民主选举中表现尤为明显。除此之外，由于有相当多的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技能欠缺，权利意识差，对民主选举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珍惜自身的民主权利而随意投票，使民主选举失去意义。其次，与民主选举相对应、通常被称为“经常性民主”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更为缺乏实质意义。就民主决策而言，在村民会议难以召开的情况下行使民主决策权的村民代表会议，由于村民代表的产生、议事程序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导致村民代表会议的决策并不能反映民意，而只是村民代表自身的诉求表达，村民自治演化为村民代表自治，更不要说在相当一部分村庄村民代表会议不能按规定定时召开，而是形同虚设，村民自治进一步演化为村官自治。就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村务公开而言，普遍存在着公开不及时，公开的内容不全面、避重就轻及缺乏真实性等问题。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是善政，而不会是善治”。[7]因此可以说，在村民自治“四个民主”中，村民的真实参与程度都不高的情况下，村民自治只能是实现了形式上的“民治”而非“善治”。
法治是善治的保证。从总体上说，村民自治是从属于中国现行法制之下的自治，无论是村民还是村民自治机关的行为，都必须遵守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目前，村民自治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宪法为依据、以村委会组织法为核心、以地方法规为支撑、以村民自治章程为补充的法律制度体系，村民自治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但就整体而言，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宗族势力、宗教势力、乡村精英、风俗习惯等是农村治理权力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农村治理中仍将发挥一定作用，就村民自治的法律体系而言，存在着法律体系不健全的问题。从村民自治最初的立法初衷来看，只是从“组织”的角度、而非“权利”的角度立法，致使目前村民自治法律体系中，缺乏对村民自治权利保护的村民自治法，缺乏村民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项民主权利的程序法以及村民自治权益受到侵害后权利救济的法律规定。同时，在农村人口流动加大，农村社会分层加剧以及农村社会矛盾凸显的情况下，作为村民自治重要法律依据的《村委会组织法》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村民自治发展的需要。现行的《村委会组织法》在体例结构、村委会的职责界定、民主选举环节的规范、民主决策的形式和内容、村委会违法行为的认定及处理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缺陷和不足。村民自治法律体系的不健全以及《村委会组织法》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必然影响到实践中的村民自治的法治化程度。因此，目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村民自治，还很难说已经实现了农村治理的法治化。
有效是善治的重要标志。管理的有效性有两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管理机构设置合理，管理程序科学，管理活动灵活；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善治与无效和低效的管理活动格格不入。村民自治的实质就是把村级事务的管理权交给村民，实现村级事务的民主管理，但就村民自治的民主管理来看，目前面临许多现实难题。一是普遍存在着村民会议召开难。随着务工经商的村民的增加，农民家庭收入主要来自非农产业，农村和农业对维系家庭成员的生存发展日益变得无关紧要，外出务工经商人员不便参与而家庭留守人员又不愿参加村民会议。二是民主决策议事难。无论是村民会议还是村民代表会议，由于村民组织纪律观念和集体意识淡薄，往往是各自站在局部立场争吵不休、无果而终。为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作为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措施的“一事一议”制度，时常因个别村民的搭便车行为而使得对全体村民都有益的公共品投资夭折，这是村民自治缺乏有效性的典型例证。因此可以说，缺乏效益的村民自治，即使民主的实现程度再高，至多也只能称其为“民治”而不能称其为“善治”。
总之，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通过创新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实现农村的民主治理、依法治理和有效治理，促进村民自治实现从形式上的“民治”向真正意义上的“善治”的转化，是今后村民自治的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