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是中国近30多年来实现快速发展的基本手段。在过去的10年中，90年代末期推动的大规模国有企业改革，21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仍是改革与开放道路的延续，为此实现了经济上的“黄金10年”。
最好的时代与最坏的时代时常相随，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同时也在付出不菲的代价。在这10年中，经济发展模式固化、结构性矛盾突出的问题在不断暴露，以“开放”促“改革”的主张，逐渐走到现存体制资源耗尽的面前，如何变革，需对现实做出反思。
改革是增长的主因
入世10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超出了当初参与入世谈判的中国政府官员们的想象。在谈判代表的回忆中，中国入世的最主要初衷，在于“提高国际地位”，带着强烈的“身份认同”色彩。在“货币—金融—贸易”的国际经济组织体系中，WTO是全球资本自由化的三大组织之一。
不管初衷如何，入世为中国打开了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新格局。回顾历史，资本自由化曾经经历过三个全球化时期，而这三个时期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第一次是在1870~1913年，以英国为主导的“炮舰政策”和殖民政策，为其商品和资本打开了世界市场。
第二次是在1950~1973年。这个时期，世界各地区的总收入和人均收入增长都超过了以往。生产能力曾占世界60%的美国制造业领先优势有所衰落，日本迅速崛起。东亚“四小龙”也取得出色的增长实绩。
第三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投资自由化和新科技革命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两个轮子，使全球化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超过了以往。
中国在前两个时期错失了机会。第一个时期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野蛮资本主义全球输出的受害者，沦为半殖民地，是被迫的“开放”。而第二个时期，中国正处于国内政治斗争频繁的时期，政经紊乱，封闭锁国。第三个时期中国则选择了自动拥抱世界，承接了东亚崛起的路径。
开放所带来的利弊考量是双向的，即放进来的与走出去的。衡量入世给中国带来的经济利益，主要从GDP、产业发展、就业和国际收支四个方面。“入世之初，GDP上的担忧是入世带来的国内实际GDP增长小于转移的GDP，在就业上担心外资进来后造成一些企业的转产、停产和减产导致失业率上升，国际收支上是担心进来的比出去的多。”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燕生对本刊记者说。
但回头来看，这些担忧并没有发生。“黄金10年”的数据是可观的：2000~2010年，GDP增长率年平均10.46%，出口年均增长20.27%，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年均增长9.5%。2005年之后，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快速上升；10年来加工制造业为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贡献效果是明显的。
不过，10年来出口虽然是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外贸依存度超过了50%，但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相对于国内消费和投资，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贡献比率并没有超过20%。
“很大程度上，这10年来所取得的进步更多的是因为改革，当然这个改革有部分是因入世的开放所促使的。”张燕生认为。
从“抗辩到底”到“选择性出击”
开放所带来的逼迫之一，便是市场体制的改革。“他们（谈判对手）觉得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把中国的市场经济给逼出来了。”曾任中国世贸谈判首席代表的龙永图回忆说。
虽然“市场经济体制”与对外贸易时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10年来，中国一直未获发达经济体“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认同，目前包括美国、日本及欧盟等有大约30个左右、全球3/4的“高收入国家”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落。
事实上，在WTO谈判时，中国是自愿以“非市场经济地位”这一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的，这一方面是基于中国经济体制的现实，也是为了避免开放所带来的冲击。如果以市场经济地位加入，则意味着金融、出版、保险等领域也要进行开放，同时也就没有后来5年的WTO过渡期了。
从入世10年来的轨迹可发现，2006年过渡期结束之后，中国在金融等领域的开放仍然相对有限，饱受非议，但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摩擦却呈爆发式的增长。反倾销、反补贴、特别保护条款等使中国企业遭受了高税率和各种败诉惩罚。《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和第16条（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遭到了国内很多的批评和质疑。
在这些贸易摩擦之中，虽然官司最终输多赢少，但中国企业启用贸易救济措施的轨迹在发生变化，从最初的“倾向于和解”到“抗辩到底”再到目前有选择性的“主动出击”。政府和企业都在逐渐摆脱采取外交途径和解的思维模式，推动了企业参与国际市场游戏规则的运用和遵守。
时至今日，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相当多的意见仍然认为中国不需要那些贸易伙伴承认自己的“市场经济地位”，认为那只是贸易保护的借口，是“技术问题政治化”。“我们国内讨论市场经济体制问题，是两口子吵架；而市场经济地位不被承认，是等于人家判定你们俩离婚。”张燕生说。
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是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投射，出口退税比重过大、国有企业享受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这都是非自由市场体制的表现。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的出口企业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资源分配的错位，最大程度上压低成本获取低廉价格的优势生存的，在低成本、低利润的被锁定路径上，走入循环的怪圈。
开放倒逼的成效对政府部门管理经济的体制也提出了挑战，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一些控制和协调产品出口的半政府性质商会和协会逐渐退出，由民间行业协会协调逐渐取而代之。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政府也正在逐渐取消或减少出口退税补贴的额度，在环保和劳动力成本上，做出了一些约束。
但在一些核心领域，仍然没有进一步的开放和改革，比如金融行业和重工领域的国有资本垄断，各种形式的行政管制和成本补贴，这在给他人落下口实的同时，也对国内民营资本形成了不公平竞争。在利益失衡的状态下，民营企业采取的低价竞争策略又给行业造成了集体倾销的口实，这都是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的表现。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如果政府经济管理的体制不变，如果国企与民企、外资企业不能公平竞争，在出口贸易机制中，“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绑定终将难以蜕除，这并不仅仅是世贸谈判时的后遗症，也是中国经济体制发展中的长期弊病。
按照当初签署的协定，中国将在2016年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即使到了2016年，基于WTO的某些限制性措施，仍会有一些成员不会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需要中国透过谈判及协商解决。而事实上，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对内改革比通过外交途径取得这一地位的重要性更甚，“2016年中国出口的低成本优势将丧失，市场经济地位在应对贸易摩擦中的重要性也将失去。”张燕生说。
产业结构的失衡
在过去的几年中，对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外向型经济，过于夸大入世作用的批评声颇多，这是对中国入世后的反省点之一。
事实上，外贸依赖度过高并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在衡量外贸经济对中国发展的作用上，它并不必然成为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生意面向全球这一点毫无疑义，中国也并没有出现令人担忧的所谓“拉美化”现象。
批评的实质在于这些快速增长的外贸数据是以资源、环境、劳动力的超负荷代价所换取的，这种缺乏内涵的增长模式成为中国政府经济治理方式的一种路径依赖，低附加值、低利润的制造业，特别是“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是眼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大难点，这种增长模式难以长久持续。
在一些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中国的竞争力仍然比较低下，由于国内改革步伐的缓慢，导致当初所期望的以开放竞争促进国内产业竞争力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
以汽车产业为例，对外资的开放形成了大量合资汽车企业，但在政策的扶持中，外资与国资形成合谋，形成了对国内民营资本的挤出效应。“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在过去的10年中基本可以宣告失败，过于依赖外资并没有给这个产业带来多少自主创新内容，反而陷入“合资陷阱”。
为了保持低成本的对外竞争优势，中国政府采取了各种补贴政策和人民币汇率的管制措施，进出口中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长期的双顺差状态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给国内的通货膨胀带来很大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民财富的流失效应。对赌人民币升值的投机热钱大量涌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中国的资产泡沫，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埋入隐患。
2009年底以来的众多贸易摩擦案例已表明，人民币汇率、而不是“市场经济地位”越来越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新的焦点；而中国将要面临的，也不仅仅是与“市场经济地位”有关的贸易救济调查，而是包括自主创新、政府采购、进口替代等一系列国内经济政策。
过于鼓励和保护出口贸易，特别是保护低端加工贸易业，也对中国的劳动力就业形成了负面影响，能够更大程度上解决就业数量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远远不足，这对提升中国劳动力水平也形成了阻碍。
凡此种种，在开放促进改革的道路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仍然在于如何以改革对接开放，对接全球化的规则和机制。来源: 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