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好社会，社会学者的崇高境界
费孝通教授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也是一位能够站在时代前列和历史高度洞察社会发展趋势的社会学者。1979年，69岁高龄的费先生受命恢复中断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学，开启中国社会学参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作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学的领衔人，费先生不仅为恢复社会学奔走，同时也身体力行，深入开展社会学研究。他不仅深入实地研究，观察现实中发生的问题，及时提出对策建议，同时也站在历史和全球高度审视社会发展趋势，提出了若干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回味和思考的社会发展命题，“美好社会”就是其中之一。 “美好社会”体现了一个学者，一个社会学者崇高的认识境界。社会学不仅需要理论和方法，不仅需要对实地的考察和对理论构建的思考，也需要崇高的境界。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有幸在费先生指导下攻读社会学。那时，在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小圈子里有一个惯例，就是，费先生每写一篇文总是要拿到北京大学，在有关研究人员和学生中传阅、学习、研讨，大家也可以提出意见。有时，费先生不顾年迈，亲自到北大与研究人员和学生一起座谈、讨论。这个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写“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一文，那是费先生对他伦敦经济学院的老同学Sir Edmund Leach博士写的《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 1982）的回应。在“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中，针对不同环境下文化的差异，针对当时世界文化在现实和学术领域的冲突，费先生提出“我们不仅能容忍而且能够相互欣赏。我们不妨各美其美，还可以美人之美”①的思想。这是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思想之一， 那是1990年夏季。这个思想是费先生从文化角度考虑人类不同文化的和平相处，文化之间的平等问题。文化平等是社会平等的重要内容。进入21世纪，各国人民要求尊重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和语言的呼声不断高涨，紧紧依靠经济发展已经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从文化制度入手研究和制定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已经提到全球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保证人类拥有一个和谐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制度。目前看来，仅仅从贫困和社会不平等已经不足以解释恐怖主义在世界上的蔓延，恐怖主义可根植于文化歧视和文化冲突之中。
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大学毕业以后，我留校工作，经常随费先生出差。1992年春，我随费先生到山东曲阜，费先生访问了三孔-孔林、孔庙和孔府。那天，他在孔林坐了很久。看得出，他当时是思绪万千。回到北京后，费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10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谈了他访问孔林时的思考，后来形成了著名的“孔林片思”。在这篇文章中，费先生说：“海湾战争之后人们已经注意到战争造成了环境污染，认识到了人与地球的关系。这是生态问题。地球上是否能够还能养活这么多人，现在已经成了大家不能不关心的问题了。这是人与地球的生态关系，但最终还是要牵连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反映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才是第一位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地提出来研究，看来人类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觉醒。①”这时，费先生已经从对文化的思考进入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思考，从社会发展这个个更广泛的视角透视中国乃至全球发展，考虑环境公平和社会公平问题。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和思想家，费先生从不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考虑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九O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一九九一年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20世纪90年初，我国人民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在这样的大社会背景下，费先生在“孔林片思”中把他的文化思想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小康之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进到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的问题。”②他把这种相处称为人的心态关系，“我们常说共存共荣，共存是生态，共荣是心态。共存不一定共荣，因为共存固然是共荣的条件，但不等于共荣。”③1993年7月他在印度新德里参加“英迪拉· 甘地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发表了“对‘美好社会’的思考”的演讲，将其以往文化平等、环境公平和社会公平思想升华，形成美好社会的思想，这就是“20世纪最后10多年所发生的这些新事物值得我们深入地进行理解，其中是否得出一种看法，人类大小各种群体是可以各自保持其价值体系尔和其他群体建立平等互利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只要大家不采取唯我独美的本为中心主义，而容忍不同价值信念的并存不悖。”④文化公平、经济公平、政治平等和社会公正思想在这里得到更进一步体现，成为他的美好社会思想的核心。
最近重读费先生的“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孔林片思”和“对‘美好社会’的思考”等文章，引发我对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学发展的若干思考，值在伦敦参加“中国前景：变迁社会中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国际会议空隙，借与各国学者交流中国发展前景之际，写下一些学习体会和思考，与学界同仁共勉。
二、建设美好社会与建设和谐社会
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９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和建设的方向。建设和谐社会是我们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它需要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去研究和把握。《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①《决定》还指出：“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②建设和谐社会要从各个方面入手。美好社会必然是和谐社会，和谐是美好社会的基础。从社会学角度理解，和谐首先是公平与公正。和谐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友好相处和和平共处，它的基础就是公平与公正，包括文化公平、经济公平、政治平等和社会公正。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美好社会与和谐社会是相通的。从实践上来说，和谐社会更具有操作意义。美好社会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社会学家的理想和境界。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几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进程。伴随美国发动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战争，我们似乎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每当思考21世纪我们面对的挑战-国际和国内的挑战，我经常想起费先生的美好社会的论述，这是一个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发展目标的阐述和理解。我认为它是中国社会学在过去25年发展中的重要思想之一，也说明社会学的确可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中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
当前，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解决对于公平和公正问题的认识。眼下有一种倾向，认为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有失社会公正与公平等，是由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化不到位造成的，认为只要市场改革和市场化到位了，我国的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对此，我认为单纯靠经济政策并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不可能成功地建设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和全面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过程中，我们必须重视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在政策领域的应用，并给予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政策一定的空间和地位。社会政策是社会学知识在政策领域的体现。甚至我们可以把制定完善的社会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作为化解经济发展中的社会矛盾，作为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理解。
1．把公平与公正作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评判标准
如何实现建设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标准是什么？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当前发展的实际，我认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总体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而公平和公正应当成为是否实现和谐社会目标的评判标准。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能够使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共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实现社会公平，和平相处，友好相邻。
首先，公平是一个价值判断。在国际上，公平（Equity）可以通过不同的变量来进行判断，包括收入（Incomes）、财富（Wealth）、公用设施（Utilities）、资源和基本物品（Resources and primary goods）、自由（Liberties）、权力（Rights）、生活质量（Qualities if life）、能力(Capabilities)，等等。平等具有时空特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存在中国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人们生活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优于其它环境，这也就造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不同的社会和社区提供不同的机会。还有，个人自身的能力也非常重要，如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和心理能力，等等，也是人们在相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表现不同，造成不平等，例如我国有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产生于残疾。人类发展的多样性决定了平等在不同时空的差异。①2003年美国生活在贫困下以下的人口占10%，可能比我们的贫困人口还多，当然，美国的标准不同，美国的贫困标准是一对夫妇加上三个孩子的年收入低于18，000美元，②远远高于我们的标准。这是我们在中国考虑建设和谐社会时必须考虑到的，不能简单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理论。
其次，人们对于平等问题存在不同的认识，分析的角度也不一样，国际上主要有下列几种观点：倡导自由权利的人(Libertarians))关心平等自由的充分性，关心最基本的平等，他们认为最基本的平等建立在人类都能够分享自己努力的成果之上；经济的平均主义者（Economic egalitarians）认为收入和财富应当平等，但是他们忽视了自由并集中于成果分享上；社会主义者（Socialism）认为公平最初是经济问题，包括收入、财富和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接近的平等。但他们又认为公平又是一个政治问题，例如，他们把妇女在议会和地方政府的比例也作为平等的指标之一；福利主义者（Welfarist）倡导机会平等：人们有权利享受自己努力的成果，但前提是条件必须均等。从公正出发，国家必须为所有的居民社会进步提供所有需要的最基本的条件（营养、教育，卫生等等），但能否充分利用国家的这些条件则取决于个人；能力主义者（Capacities）则关心由于能力差异造成自由的剥夺。①
当前在我国，人们谈得最多的是收入分配问题， 按国际标准，我想这主要还是从经济公平角度出发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确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最突出问题之一。但是，在当前中国面临严峻社会挑战情况下，我们还应当有一个更广泛的视角，跳出经济增长第一的框子，来看待公平问题。从国际上来讲，社会公平不仅是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实际上国际上讲的公平问题，包括收入和财富，如对财富占有的多少，还包括对公有设施的接近程度，不同的城市之间，包括城乡之间对公用服务设施的接近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也体现了一种公平问题，还有一种对资源的接近程度和使用程度。再一个对自由权的掌握，对自由权的发挥和使用，这也是国际上讲的社会公平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最近，有人不断讲当前农民工没有这种自由权，这就不平等。自由权包括结社权，宪法规定我们有结社的权利。除此以外，平等还体现为生活质量的问题。不同群体的生活质量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一种不公平，这种公平与不公平可能体现在不同的城市之间，也可能体现在城乡之间。所以公平问题的内容非常广泛，我们需要从一个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我们面临的收入分配问题。
建设和谐社会要强调对资源的接近，基本需求的提供，对这些资源的分配，在优先环境中使用这些资源的空间、以及使用这些资源的效果。建设和谐社会要检验社会政策制定的价值承诺和对其来龙去脉的阐述。建设和谐社会应当包括：权力、需求提供、平等、生计安全、生活效率和效果、文化价值（这个问题最抽象也最难解释，但也最重要）。在这些项目中，平等、安全和文化价值是确实应当属于社会范畴的，因为它们关注人与支持他们价值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又不断被这些价值改变。和谐社会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福利增量的基本方面，政府要在发展中要优先考虑社会发展、人类福利和人类尊严，把人的发展置于发展的中心。缩小区域差距，不仅要着眼缩小区域间人均生活水平的差距，也要着眼为弱势地区的居民提供更多的机会，并使他们享受更多的权利。在正确认识区域差距的同时，也要把这种差距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就是“统筹城乡发展”。因为当前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地缘”分割、“人缘”分化、经济分裂、社会分治的问题相当严重，城乡矛盾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如果不注重解决这些问题，城乡各类群体必然进一步分化，进而发展为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抗争。不仅如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成为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调整的重要制约因素。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果说“十五”时期提出的“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的全面、系统性调整）”，其调整重点定位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话，那么，在“十一五”时期，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越来越突出，城乡结构调整必然要成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同时也是社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
2．和谐社会的主体应该是多元一体
建设和谐社会是一种行动，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有主体，就是由谁来建设和谐社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决策和决策实施过程的所有权问题①。以往，人们强调政府对发展政策及其实施的所有权，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过程中，我们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如果仅仅有机会平等，显然不能实现平等的自由，因为很多人生出来以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是不可能有平等的条件的。要追求起码的自由，需要创造一些条件。”②广泛地参与就是这样的条件之一。换句话说，要给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发言权和监督权。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建立由政府、社区居民、私营部门以及非政府部门参与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机制。和谐社会是建立在我们对于科学发展观的接受、我们对于自身与其周围环境关系的重新界定和对于各类决策主体作用的深入理解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将其称为综合决策机制，或者叫多元化决策机制。在重大发展问题上建立多元化决策机制已经成为一股国际潮流
对于多元化决策机制的理解取决于对于和谐社会概念的理解。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旨在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达到人们所追求的可能目标和满足人们必须的生活要求。虽然由于文化的差异，各社会的人民在发展目标的追求上各不相同，但是各地区和各社会群体人民一些基本的要求是共同的：能够健康长寿、有受教育的机会、保障基本的生活、享受政治自由、保证人权和安全。人们只有在上述要求都可以满足的情况下，才算是达到了和谐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生活质量，达到了公平发展的基本要求。
建设和谐社会的特点决定了推行多元化决策机制的行动具有一系列的特点：（a），多元化决策机制是一个不断调适的和周期性的过程，在目前，我国要逐步建立一批目标明确的和谐社会示范区域，通过示范逐步建立实现和谐社会的多元化决策机制;（b），有关部门和利益群体应当参与多元化决策的所有过程，因此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是必须的;（c），沟通决策各部门和决策涉及的各利益群体是多元化决策机制的关键;（d），多元化决策机制是一个提出规划和推行规划的行动过程;（e），必须把多元化决策机制的制定和执行纳入到整个建设和谐社会政策体系中去。多元化决策机制既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又是一个参与的过程。所谓探索是指在决策之前，决策者应当会同专家对决策的目标和实际状况进行研究和评估，提出发展目标和具体的运作手段，并随着政策的实施进行监督和修正；所谓参与过程是指被实施政策的地区和产业的各利益群体和个人都将要参与政策的讨论和政策的制定，并参与政策的实施，这些参与者或者在实施多元化决策的过程中获得各自的利益，或者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失去一部分利益。多元化决策机制就是在对各种利益群体冲突目标的协调中达到建设和谐社会的总目标。①
多元化决策机制的复杂程度和实施难度取决于它的实施范围。一个政策越综合，它的制定过程和实施过程就越复杂。因此，多元化决策机制需要一个巨大的数据库支持和一个范围广泛的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的含义是政府官员、政策实施对象中的各利益群体的法人和有关专家参加多元化决策的全部过程。而建立信息系统的含义是指必须有一个信息系统作为多元化决策机制的一部分，这个信息系统包括一个计算机软件系统和一个硬件系统，内容包括信息收集网络和信息处理系统。同时，必须建立一个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专家队伍的信息库。在多元化决策机制中，专家队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技术分析和信息处理方面，专家会发挥关键的作用。专家提供的技术和信息将影响到多元化决策机制的决策可行性、决策的执行、监督和评估。
在推行多元化决策机制的过程中，必须特别考虑社区人民的态度和社区自身的传统文化及生活方式。每一个社区会拥有自己独特的自然资源，按照其文化背景能综合可持续性的各个方面。实施多元化决策机制，意味着更多地了解当地人民的知识和文化，这要在法律和制度中逐步形成标准，需要承认社区人民的综合权利（例如他们对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土地和资源的所有权、智力和文化产权以及管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权利）。公众参与意味这对于特定社区实施的政策和工程项目必须由当地的人民参与和表决。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许多的部族社会能够与其生存的环境保持长期的持续关系。这其中已经包含了可持续的选择。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出若干有意义的方法。我们不能以现代化的名义来破坏他们的选择。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持续发展的传统中，了解到那些方式是可以保留并带入新的世纪，从中也可以了解到若干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知识。在社区人民参与的过程中，我们的前提是承认社区人民对于自己的生存环境有选择和管理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应当不与整个建设和谐社会战略发生冲突。
三、社会学要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学问
1979年，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费先生领衔在中国恢复社会学，至今已经25五年有余。在恢复社会学初期，费先生就明确提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我们建设社会学的方针，正如乔木同志所讲的，有三条：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是我们的理论基础和方向；二是结合中国实际，这就是说要有我们自己的内容；三是为现代化服务，只是我们建设社会学的宗旨。”①作为恢复中国社会学的领衔人，费先生把为现代化服务作为社会学建设的宗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社会学在过去的25年有了巨大的发展，与时俱进，发展出若干新的学科分支，拓展出若干研究领域，培养出若干在发展领域具有很大影响的学者，参与了若干重大决策研究。实践证明，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广阔的空间。在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学还要与时俱进，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美好社会的学问。
首先，要发挥社会学的作用，正确理解和处理公平与效益的关系。当前，我们对于效益与公平的正统提法依然是效益优先、兼顾公平，我认为这个提法还有没有跳出我们以前的思维框架。在指导思想上坚持效益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思维能不能在实际上与当前正在倡导的新发展观吻合？我个人认为是不吻合的。实际上效益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提法还是在一个老的思维框架里，实际上依然强调的是增长第一，与我们正在强调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相悖的。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提法，能不能把公平作为发展目标，公平和公正问题能不能成为发展的尺度？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收入分配以及社会现代化等等固然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范畴，人的发展和人类福利才是目的。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公平与公正。发展要求消除限制以人为中心发展和实现公正与公平目标的所有障碍。这样对于我们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起到推动作用。在推进建设和谐过程中，社会学要发挥其对社会的解释作用，使人们对社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社会学也要推进社会政策研究，充分发挥社会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干预作用。
1．发挥社会学在理解国家与市场关系中的作用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当前我国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学者们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考察社会政策的演进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其背后的一条主线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如何协调效益与平等追求之间的矛盾。英国最早的济贫法就是针对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其核心目标就是消除贫富严重分化，减少贫困人口的规模，保持社会稳定与正常运行。政府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政府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如何满足社会公平的诉求？在制度经济学的视野里市场的确存在很多缺陷即所谓“市场失灵”的方面，政府以政策的手段进行干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过多的政府干预会损害市场的效率。问题就在于国家对市场的作用的边界在哪里？哪里才是自由与平等的最佳平衡点？这是困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研究的难点。
因此，在社会政策的理念上存在着两种同的模式：一是自由主义社会政策模式，又称“社会政策的剩余福利模型”。这种模式认为，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政府的干预应保持在最小的限度内，自由市场是“自然的”因而也是首要的满足个人需要的渠道。国家的干预只能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才能介入，自由主义者把个人自由权看作高于其他一切的权利，把保障个人自由权视为满足个人需要的前提条件。另一种社会政策模式是所谓制度性的再分配模型，认为社会政策的作用在于对社会弱势群体采取某种形式的补偿，目的是满足社会需要和改善公共利益，它要求实行资源的制度性的再分配，以保证全体公民生活的安全，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公平。这种社会政策的两个核心概念是权利和公平，权利概念就是指各种社会服务是作为公民的一种权利而提出的，而不是像英国的济贫法时期那样作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恩惠。因此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每个公民都有权获得社会服务，人们在享有这些服务时也没有必要再向任何人或任何党派感恩戴德。因此有人认为社会政策的本质就是社会权利的扩展，按照公平性原则社会服务的提供不应针对特殊群体的特殊需要，而是基于人们的普遍需要。因此在这一原则的要求下社会服务的对象范围在不断扩大。但是在福利国家出现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以税收为基础的福利政策会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
以上两种社会政策模式的利弊短长还需要在我国发展的具体实践中进行深入探讨，也同时告诫我们，在处理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谨慎从事，不可轻易断言，政府在制定政策中一定要谨慎从事，以统筹作为根本手段。
2．社会政策作用是通过一系列政府和社会手段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
社会政策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更新的领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个领域不断扩大。纵向上，社会政策的主线是阐述社会各个领域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横向上它包括了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如社会保障、医疗、就业、住房、教育等等。
社会政策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的核心定位于“公平”与“权利”。在当代社会政策中，从“公平”和“权利”的基本点出发，发展出一系列新概念，诸如“社会排斥”、“增权”和“社会资本”等，用以作为社会政策研究新的视点与支撑点。社会政策的另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是，从不讳言自己的“价值立场”。第一，其宗旨皆为行善——政策指向为市民提供福利；第二，兼有经济与非经济的目标，如最低工资、最低收入保障标准等；第三，涉及某些进步的资源再分配手段，劫富济贫。
有学者将“公民参与”看成是社会政策的基石。这是因为，任何社会政策都是涉及广大民众的，特别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社会政策应是以保护他们的基本利益为目的。民众也是社会政策运行的主体，社会政策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影响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由于上述原因，民众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不但可以加深他们对政策意义的理解，而且会使他们知道政策何以如此，而不是另外一种形态。这显然会增加他们配合政策运行的自觉性，对提高政策效率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既然社会政策是为民众或社会弱势群体的，那么没有他们的参与何以成为社会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政策借用了市场化的语言表示一种与时俱进的新观念，如将政策对象看作“客户”，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强调要时刻倾听客户的意见，这就更清楚地体现出作为政策实施主体的政府机构和非盈利部门的公共服务性质。
3．社会政策从来不排斥经济政策，经济政策也不要排斥社会政策
20世纪后期，福利国家的信仰动摇之后，社会政策领域的研究开始变得富有挑战性，它吸引了更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管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加盟。社会政策向纵深发展也需要融合各种其他政策内容，譬如，住房政策既涉及到住房与社会环境、住房与社区建设等环境政策和社会政策，也涉及房地产市场研究、住房融资的经济政策，要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必然要使这些政策在一个新的框架中融为一体，社会政策不排斥经济政策，经济政策也不要排斥社会政策。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什么是社会政策有不同的界定，但同时他们又都承认社会政策是与公民福利有关的国家或政府的政策，也就是把社会政策理解为是研究国家与其公民的福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把国家和社会的作用纳入到个人的“福利组合”中去的一门政策。社会政策的主要问题是一系列与国家和社会相关的个人福利问题，因此，它必然会涉及政府财政、收入分配等领域，以及非政府部门对个人福利的影响。具体而言，社会政策一般包括社会保障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医疗卫生政策、城市规划与住房政策、人口政策等。目前，越来越多的社会政策研究把就业政策也包括在内。
社会政策可以回归到公众关心的各种活动范围中，如保健、教育、经济发展、能源的利用、环境保护、社区发展、历史文物保护、产品的销售等。这样看来，社会政策的界限似乎很明确，一个部门负责一个相关政策。但事实上，当涉及到一些已有制度化基础的社会控制和责任时，可以看到各种公共活动之间常识上的区别，常常是不容易分清楚的。一个政策由几种机构来负责，也可能出现对这一既定的政策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因此，认识和调解一个政策问题的几种可能解释的能力，是必需的。由于社会政策涉及的范围是广泛的，有的政策必须经过严格的讨论才得以出台。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政策已要求政府、非营利机构和私营机构的决策要有专家和当事人的帮助，否则就不能制定和执行符合实际的政策。决策或决定形成不纯粹是决策者的事，它需要许多专家和当事人的参与，才更符合实际。各行专家者必须关注政策问题，参与利用科学知识帮助决策者或决策机构制定和实际执行政策，并评价政策的效益的政策科学的研究。
4．社会政策不单是政府行为，也是社会行为
社会政策是与公民福利有关的国家或政府的政策，这是社会政策的最基本的要求。但广义的社会政策并不仅仅限于是政府的行为，而是一种社会的行为，是一种可以满足社会成员多层次需求（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的政策，它更强调需求提供与接受的多元化。另外，社会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是因为社会政策有着不同于公共政策的其他部分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主要与社会政策更多的涉及对单个的社会成员的基本要求的满足有关。社会政策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比，与价值观念有着更密切的关系。社会政策是一种由社会提供的致力于满足社会成员各层次需求的，与价值观念有密切关系的政策行为。它不仅仅是一种政府的政策行为，也不仅仅提供公共福利的满足，它应是涉及社会各层次、各领域的，与其他政策（如经济政策等）紧密相关的“社会性”的政策行为。
为了建立有效的社会政策，我们首先要使社会政策集中在政府关注的公共福利活动，实现社会控制以保障满足社会需求这一社会行政传统上；其次，要把社会政策从社会行政传统中释放出来，但是其主要努力方向是强化经济政策和经济机制的自发作用；再次，转向需求的社会合作机制，即政府、企业与社会部门之间需要建立一种合作互动的良性关系，以缓解社会矛盾，适应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需求。
社会政策可说是解决或对付社会问题的基本原则或方针。社会政策在现代政治中之所以日益重要，是因为现代的社会问题愈来愈多，有的且愈来愈严重，如果没有社会政策，社会问题将得不到适当或合理的解决，个人与团体的安全和福利，也得不到合法的保障，社会将难以保持稳定。所以，当代国家很少有不注重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对此，中国要引以为鉴。
四、社会学要有全球和历史眼光， 社会学家要有历史使命感
费先生从他的文化概念和社会学理念得出了建设美好社会的理想，这是社会学在过去25年发展中的一个不能忽视的成果，是社会学发展的崇高境界。这些思想的提出与他能够站在历史和世界发展的高度思考问题不无关系，也说明社会学有能力，也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发展，推进社会发展的学问。正如费先生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说的，“学问是有用的知识”，“研究在先，政策在后，研究者不能供给正确详尽的事实，是研究者的不能尽责。”① 社会学是有用的知识，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学要与时俱进，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提出新的发展思路，同时也要避免空谈，要把崇高的理念变成积极社会行动。
过去25年的发展证明，中国社会发展不仅需要协调内部的问题，解决内部存在的矛盾，也需要协调各种国际关系，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如果说，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头两步战略目标中可以基本依靠国内条件和资源的话，那么它要实现第三步建设目标，即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在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离开与国际社会的合作，离开国际市场，是不可能的。国际社会对中国过去20多年的持续发展的矛盾心态是影响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拓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即将完成WTO过渡期，国际因素对中国社会发展发展，对中国社会学发展，这也是一个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看法与评价经历了重要的变化，人们对中国发展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即从认同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到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再到认同中国自己选择的这个模式的现实性和有效性，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现在几乎世界上没有人再否认中国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与改革使2亿多人口摆脱贫困这一历史事实，而且也承认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可以说，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能否发展强大起来的怀疑在减少，但随之而来的是对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影响忧心忡忡，褒贬不一。不论是作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还是中国周边的其他国家，都对中国的崛起存在矛盾的心理，因为按照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历史一般规律，一个大国经济上的崛起几乎必然导致军事上的扩张和政治上的霸权，甚至许多大国的崛起往往是伴随着使用军事手段的侵略其他国家和对其他国家实施强权政治。从历史上看，国际上的国家间的不平衡发展是一个基本的规律，就像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衡发展是一个基本规律一样。传统上国家间的不平衡发展被认为是导致国际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事实上，中国的和平崛起将逐步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贸易格局，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前六大经济体之一，中国拥有13亿人口，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中国的和平崛起将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带来重大影响。所以，一些持传统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者都存在这样一种担心，国际关系中主要大国实力的相对变化会导致不稳定、甚至引发战争。根据这种思维，中国的崛起将会危及现存的国际秩序，势必与这个秩序的维护者美国发生冲突。所以只要有可能，就对中国加以遏制。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把和平崛起作为一项基本国家战略，其用意是阐述中国将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人类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人类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将再一次对世界有所贡献。另一方面，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把和平崛起作为一项基本国家战略，也旨在消除国际社会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的未来走向依然存在矛盾的心态，消除国际上的疑虑，创造一个和平、宽松的发展环境。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许多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试图搭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快车，从中谋利。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又担心中国经济的发展会给自己国家的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包括国家贸易、世界市场和国际资源等。因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般国家的崛起，而是大国崛起。“大国性质，决定其崛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深层次的、多领域的，这不仅将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经济格局，而且将带来新的变化、机遇和挑战。”①许多国家认为中国日益强大会成为东亚安全的稳定因素，但也有一些国家又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威胁到自己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周边国家，既希望中国在周边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又存在不同程度的恐华、疑华心态。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国际上出现了“中国机遇论”和“中国威胁论”。甚至出现针对中国发展和崛起采取相应的经济防范和军事牵制。可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矛盾心态不会彻底改变，甚至实用主义倾向可能会有所抬头。许多国家对中国既想借助又充满疑虑，既想倚重又有防范牵制。
但是历史的经验表明，大国的崛起并不一定导致不稳定、甚至引发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崛起不仅没有对欧洲的稳定造成威胁，倒是对推动欧洲的一体化和稳定起到了中坚作用。在全球化条件下，当代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还有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但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全球化给大国关系的和平转换创造了条件。具体说，就是全球化创造了大国在经济上密切合作和在安全上的密切合作的条件。中国的崛起不仅促进了亚洲经济的发展，而且使自己成为沟通美、欧两大地区经济发展的纽带。这种合作一方面对原有的世界大国带来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又为新兴大国的发展开辟新的空间，符合新兴大国的发展利益。与传统的大国兴起不同，在当今世界，新兴大国的崛起靠的是世界市场。日本在第二次世纪大战后实现复兴的经验表明：发展的最有效途径是充分利用世界范围资源，包括市场、资本、技术和人才资源。“美国当年化解日不落帝国无边霸权于无形，如果不算独立时的战争，基本可说做到了兵不血刃，和平崛起。”②
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寻求一种优势互补型的发展模式，在内部实现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形成，在外建立优势互补，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崛起，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中国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国内生产总值由25年前的1473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14 000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由206亿美元增加到8512亿美元；利用外资由几乎零累计达到6796亿美元；外汇储备由1.67亿美元增加到4033亿美元；高速公路由零公里增加到29 800公里；电话用户由192万户增加到2.6亿户，移动电话也是2.6亿户。多种重要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贫困人口由2.5亿降到3000万。从1989年~2003年的15年中，尽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不景气和“非典”的不利影响，年均增长仍达8.8%。普遍认为，中国快速发展势头还将继续，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伴随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亚洲和世界舞台的影响力与日俱增。”③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这样的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将21世纪前20年视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回顾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它的明显特色是不通过战争、征服、扩张、侵略、掠夺和列强之间的争夺来实现自己的发展，而完全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的。中国的经验还表明，要大胆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勇于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来充实自己，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发展模式，这就是一条和平崛起新道路。正如费先生说的，“我们要学会‘美人之美’，像各群体自己的成员那样欣赏和领悟他们所爱好的价值体系。‘美人之美’并不要求‘从人之美’，而是容忍不同的价值标准体系并存不悖。但要求摆脱本位中心主义，而采取了多元并存的观点。应用到经济上，是不要阻障有利于双方的竞争，不采取只图单方面的短期利益的保护主义，而坚持相互开放和机会平等；应用到政治上，首先是要不干涉别的主权国家的内政，不以力服人，而以对话代替对抗，平等协商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这是在人类的各个群体还没有融合成一体，而政治和经济已经密切联系的现阶段，也可能就是即将来临的21世纪，我们可以力求做到的现实态度。‘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并不矛盾，而是相成的。只要我们能够更上一个层次，大家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上完全可以建立起亲密的共同合作相处。”①
在把社会理念变成社会行动的过程中，社会学及其应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美好社会过程中，社会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将成为社会学理念与社会行动的重要干预手段。我相信，只要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者能够站在历史和时代高度，脚踏实地，社会学一定会成为像经济学一样，成为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的力量。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和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政策实施，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的社会学不要辜负历史的期望，我们后生也不要辜负老一代社会学者的期望。在希望与历史之间，年轻一代别无选择。
2004年11月5日于伦敦
2004年11月8日于国宏大厦
丁元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 研究员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