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尝试使用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巨大的人口迁移流进行解释。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农村给予新生代农民工的“推力”依旧、“拉力”却越来越小；而城市给予他们的“拉力”和“推力”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大。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推拉”因素之中有一部分制度性因素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及城乡歧视造成的“推力”过大、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导致 “拉力”过大。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我们提出两条思路，一方面，城乡户籍限制的放开是根本途径，但先决条件是解决大城市“拉力”过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大城市的“人口退出机制”亟待建立。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改革开放浪潮而来的农村改革释放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打工、经商换取经济收入，民工潮从此奔涌不息，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农民工群体。自20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农民工群体开始了更新换代的变化趋势，许多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所谓“80后”乃至“90后”农民工离开家乡，出现在城市的舞台上，他们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城中的普遍现象，西方各国也都经历过这过渡一阶段，过渡期的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因素阻碍着农村人口的城市融入。中国也不例外。有学者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在城市化过程中要经历一代人左右时间的过渡期，从而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概括为“半城市化”现象或问题[1]。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有些国家成功化解了“半城市化”问题，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等）不但没能有效化解问题，反而演变成更为严重的“城市贫民窟”现象，加剧了社会冲突与矛盾，增加了一个国家完成城市化的难度。 因此，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对国家能否顺利完成现代化转型意义重大。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2]，在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也多有关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发言与提案[3]，这既显示了问题的紧迫性，也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有区别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特殊性，需要多方力量的推动才能化解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人数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4]。据此推算，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7亿人左右。这说明在当今的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已经占主导地位。对于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如果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低下、对社会充满怨恨，将会形成大量反社会人格，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将直线上升，突发性群体事件也会不断涌现，这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因此，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尝试使用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巨大的人口迁移流进行动因分析。从该理论视角出发，农民工的迁移行为有许多“推力”、“拉力”因素在起作用；是否留在城市，实际上是城市的“推拉”以及农村的“推拉”之间平衡、博弈的结果。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农村给予新生代农民工的“推力”依旧、“拉力”越来越小；而城市给予他们的“拉力”和“推力”相比第一代农民工却更大。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推拉”因素中有一部分制度性因素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造成的城市“推力”过大以及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导致其“拉力”过大，都不符合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趋势。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我们提出两条思路：一方面，城乡户籍限制的放开是根本途径，但先决条件是要解决大城市“拉力”过大问题；另一方面，大城市的“人口退出机制”亟待建立。
二、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无论是农民工流向城市的迁移行为还是他们最终的去留选择，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都是一个有力的分析框架。首先提出该理论的是人口学家巴格内(D.J.Bagne)。巴格内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人口迁移的动因是人们通过迁移改善生活条件。因此，在流入地中能让移民生活改善的因素就是“拉力”，而流出地的不利因素就是“推力”，人口迁移是在这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5]。具体而言，流出地的失业、就业不足、耕地不足、学校、医院等基本生活设施的缺乏，以及关系的疏远及紧张、自然灾害等构成了流出地的推力，这些因素促使人们向其它地区迁移；同时，流入地的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工资、更好的教育和卫生设施等构成了目的地的拉力，这些拉力吸引人们前往此地。
随后，李(E.S.Lee)对该理论进行进一步扩充。他认为,流入地和流出地各自都有推和拉两种因素,即流入地和流出地都同时具有吸引和排斥两方面的作用力；此外,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还有中间障碍因素,比如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文化差异也会对流动产生影响[6]。
纵观运用推拉理论分析人口移动的文献，大多数研究都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宏观迁移的视角，认为人口迁移的根本原因在于省区间不平衡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或者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是根本，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起着辅助性的作用。基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我们赞同农民工迁往城市的最重要动因是区域间的经济差异，但在中国，户籍制度也是影响人口流动特别是农村人口从城市流出的重要因素。因此，结合时代背景和中国结构特点对“推拉”力进行分析，才能让该理论发挥更大的解释效力。
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所受的“推拉”力，首先要界定新生代的概念。在学界对农民工的研究中，王春光最早提出新生代的概念，他将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外出打工的人称为新生代[7]，随后引发学界跟进研究和社会广泛关注。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后继或替代者，他们大多是“80、90后”，出生在农村、有一定的学历和技能、成年后在城市打工，没有城市户口却有着自己的“城市梦”。
要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就要厘清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别。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相比，在价值取向、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和态度、家庭经济状况和城市认同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别。以前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大多缺乏务农经验，对农村的情感较少；父母有更好的经济条件；受教育水平较高；绝大多数没有结婚，没有家庭经济负担；他们外出的动机不只是为了打工赚钱，更重要的是向往城市生活，想改变现状[8]。
用城市化的视角看，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为强烈的城市化、市民化需求，而第一代农民工则少有这种需求。2005年在武汉进行的一次农民工调查显示，两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相似, 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程度为46.21% , 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的18.09%[9]。具体而言，他们在就业时具有更为强烈的权利诉求，对工作环境、劳动强度、权利保障等方面要求更高。这次调查还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大多数为服务性行业, 包括酒店餐饮、保洁、销售等, 占到了67. 5% ，技术岗位占24%，甚至还有1. 2%的人成为了管理人员, 与第一代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开矿等职业情况不同。
同时，新生代农民的生活预期与他们的父辈所拥有“落叶归根”的观念不同，他们对漂泊生活的最终落脚点在认知上缺乏确定性，即使他们渴望融入城市，但到了一定年龄是会重返农村还是长期留在城市仍是个未知数。新生代农民工深陷在城市融入的“推拉”之间，对农村的依赖不那么强烈，而对城市也没有建构起强有力的社会认同，更没有形成确定的城市化预期，他们成了一个更具不确定性、更缺乏社会归属的乡城迁移群体，他们是半城市化的主要人群[10]。
三、城市融入的“拉力”与“推力”分析
1、来自农村的“推拉”分析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是西方各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都经历过的普遍现象，这与国家在资源分配时多向城市倾斜有关。而中国的政策倾斜程度更为严重。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结构完成了国家内向型资本积累，保证了国家重工业的发展。自此，中国的资源分配主要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倾斜，城乡差距开始拉大。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引入市场经济的机制，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城乡差异愈发悬殊。
因此，农村的最大“推力”首先是经济上的贫困。大量西部地区的农民面临人多地少、收入微薄的艰难生活困境，农村的贫困构成他们进城打工的巨大“推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即使农村经济水平相对从前有所进步，且父辈进城打工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生活质量也有了较大提高，他们仍然向往城市、选择城市，这是因为农村依然相对贫困，外出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此外，农村的“推力”还有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落后”。新生代农民工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对城市生活有所了解和体会，落后的农村生活方式和农村文化让他们失望，他们想去城市寻求生活质量的提高。农村对新生代农民工产生的“推力”依然没有减弱。
但是农村对外出的农民工也有其“拉力”作用。温厚的乡土人情就是其最重要“拉力”，家乡的亲人是农民心中浓烈的情感寄托。然而，当前无论是乡土社会还是新生代农民都受到了市场化、工业化的冲击，乡土社会的秩序正逐渐被现代化、市场化所消解，而新生代农民的乡土观念也开始淡薄。在这种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大多缺少务农的经验，对农村劳动生产缺乏心理认同和技能储备，对城市的认同甚至远远大于对农村的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
此外，农村的土地也构成对农民工的“拉力”，这是他们外出务工后最后一道生存保障，是养老和还乡的生存依托。但在一些城市置房落户的政策下，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凑足房款将土地抵押或转让，或因为其它的原因丧失了土地，这丢弃了其生存底线[11]，也切断了农民与土地的连结，致使农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拉力”作用越来越小。
2、来自城市的“推拉”分析
城市对农民工在迁徙、居住、工作和求学等四大权利上有较大“推力”。从国际经验来看，农村人口完成城市化过程大概需要经历一代人左右的时间。然而，我国城乡流动30年以来，我们却没有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完成这一转变。在中国户籍制度的框架下，农民工受到长期的制度性排斥，他们很难实现城市融入。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完成了地域和职业的转换，但身份的转换却没有完成。2006年国发5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到：“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主要是：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12]这折射出农民工受到来自城市的巨大“推力”。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地提出要求放宽中小城市的户籍限制，推进农民工的城市化[13]，国家各项政策都有了一系列的调整，新生代农民工逐渐享受到更多的市民待遇和市民权利，但他们感受到的城市“推力”却没有减小。我们的调查研究表明，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更大，他们对城市居民的排斥预期更强烈 [14]；他们对社会评价十分敏感，这也引起他们的心理不适[15]，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的城市“推力”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强烈。
从城市的“拉力”来看，与第一代农民工一样，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首先在于其经济收入和就业机会方面的优势。2002年的一次调查结果（绝大多数受访者是1990年前后外出打工，可归为新生代农民工）显示，进城前与进城后的年收入相比较,农民工平均比进城前多收入8738.3元。90.1%的农民工进城后,收入比在家乡时有了明显上升。其中,约20%的人高出10 000元及以上,而52.4%的人高出5 000元及以上[16]。这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城市收入明显优于农村。这次调查还显示，农民外出打工的原因位列前三的是“城市收入高”、“外出见世面”以及“农村收入水平低，没有挣钱机会”。由此可见，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拉力”主要在于“收入高、就业机会多”。另外，城市文化也是新生代农民工竞相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正是由于中国城乡的差别，导致人们普遍认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差异悬殊并且在各方面都优于乡村文化。无论城市文化是否真正优于农村文化，它代表了更现代化、更文明的生活状态。毕竟，城市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3、传统“推拉”理论的再认识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的桎梏之下，农村人口无法真正实现自由流动，“推拉”实际是失效的[17]。这是因为农民工的流动和农民工的心理都因其发生了变形，户籍的限定使得第一代农民工锁定了“返乡”的心理预期，于是他们在进城时不在意城市的排斥力、离开时也不留恋城市的吸引力，“推拉”失去其应有的效力。然而，我们认为，第一代农民工“返乡”的心理预期，是他们在权衡冰冷的城市生活与熟悉的农村生活之后做出的选择，这是城市排斥的“推力”与乡土情深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眷恋乡土并且积累了财富，因此“返乡”是一种不太痛苦的决定。但是，成长成熟于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却大不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了解、学习和适应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快、更多、更好，他们想融入城市的意愿更为强烈，而政策环境也更为有利，这使得他们的心理预期不再锁定在“返乡”的模式上。因此，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进城时感受到更多的城市魅力、也更为在意城市的排斥力，也更为留恋城市的吸引力而舍不得离开。
因此，户籍制度并不是减弱“推拉”力的障碍因素，相反，户籍制度正是进入城市时农民工感到城市某种“推力”以及退出时感到农村某种“拉力”之根源所在，是中国式“推拉”分析中的核心因素。
传统的推拉理论在对人口迁移进行分析时，缺乏对“推拉”因素的批判性认识。我们认为，“推拉”因素应从合法性、合理性两个维度进行再认识，这有利于形成更公平的社会环境和更自由的人口流动机制。
不管户籍制度曾经在我国历史上起过怎样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户籍制度已经不符合当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潮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已经不再具有其合法性。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人均收入中上和人均收入高的国家和地区, 也略低于同等人均收入水平的中下国家和地区[18],户籍制度成为阻碍城市化和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因素。户口本来只是一种登记的凭证，而不应是一种身份标识。当前农民工可以自由流动到城市，虽然可以轻松地完成地域转换、职业转换，但是只有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才能真正实现城市化。因此，户籍制度是城乡流动“推拉”力量中最亟需破除的一个不合理因素。我国正在进行和谐社会建设，追求的是建立一个和谐稳定、共同富裕的社会，只有当户籍制度得到根本改变、“农民工”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之时，城乡的“二元壁垒”才能被彻底打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当然，我们也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困境。一方面，制定各种政策给予农民工以市民待遇，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之义；另一方面，迅速放开户籍限制将导致快速的城市化，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人口更快速向大城市集中、城市交通更加拥挤不堪、城市污染日益加剧、城市犯罪率居高不下、城市贫民窟的不断出现等等。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还需要考虑城市的吸纳能力，因为当城市新增的农村人口超过城市的就业机会时，会降低进城农民和原住市民的生活质量，从而影响就业市场的弹性，影响工业化的进程。因此，放开户籍制度的先决条件是要避免大城市尤其是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超大城市的“拉力”过于强大。
中国东部已经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圈，其面积不到全国11%，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却已经超过40%。而占国土面积超过70%的西部地区城市经济总量比重却不到30%。大城市占有更多的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资源，其“拉力”自然可想而知。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2. 5%[19]，大多数农民工选择进入三大城市圈。因此，尽管国家政策在调整，许多中小城市甚至用解决户口来吸引农村人口，北京、上海、广州等超大城市仍然“拉力”过大，不断吸纳外来人口，城市不断膨胀。因此，要想根本放开户籍制度而不造成更多社会问题，就先要搞好资源分配、均衡城市发展，统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协调并进。
四、走出大城市困境的两条思路
要避免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从根本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可以有两种解决的思路。
第一，避免资源集中，减小大城市的“拉力”。经济效益与城市规模正相关，“后发展国家”中的超大城市，几乎都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国也是这样。以北京、上海为例，它们集中了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国内顶尖大学都在此聚集。高校扩招后，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因城市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丰富而多半选择留下择业，即使当“蚁族”（即蜗居在城乡结合部的新毕业大学生群体）也在所不惜。其它城市的毕业生也在其强大的“拉力”下纷至沓来。很自然，这种趋势也繁荣了为大学毕业的白领们服务的第三产业，这正是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谋生的行当。于是，资源的集中导致北京、上海的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城市管理不堪重负。资源集中有一定的发展优势，但如果从社会效益的角度看，从社会平衡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看，城市的规模越大、城市的资源的集中也不见得是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换一种思路看问题，减小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的“拉力”，或许我们就能找到解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问题的新途径。
第二，建立“人口退出机制”。任何城市都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张，在现代社会用法律或者行政的方式限制人们的自由迁徙是不具有合法性的。那么，引入市场经济的机制，建立“人口退出机制”也许就是解开困局的有效途径之一了。所谓“人口退出机制”，是指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制订相关政策，促使不断涌入超大城市的人口以及已经定居超大城市的人口自愿地迁离大城市。建立“人口退出机制”的方式很多，这里以老年人口的退出为例。中国自进入21世纪以来，就已经进入了所谓的老年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如果能在土地政策上、企业税收上制订相关的优惠的政策，鼓励企业在远郊区开办养老公寓，而老人在市区的住房又能出租给城市的新来人，则老人们在不增加家庭经济负担的前提下得以颐养天年，城市规模不至于无限制扩大，城市人口将呈现有序流动，新生代农民工也能在养老公寓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这将是一举多得的举措。
总之，必须把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境遇的问题，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统筹解决，而这是一个复杂工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得以解决。
来源: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