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海外儒学研究有很多新特点。在欧美及东亚地区，将儒学研究与现代文明困境结合起来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主题。本文主要对美国、日本、韩国的儒学研究作一简单的综述。

美国的儒学研究 以哈佛燕京为中心的儒学研究，近10年来非常活跃。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近10年来特别重视阐发儒家的人文精神，他关心的问题是：是否可以从儒家具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出发来反思启蒙文化。他认为，从人的尊严来看，西方的人权理论仅仅提出了一个“最低要求”，“我们不可能从人权本身开拓出道德的价值理念。”然而“在儒家的传统里有关伦理学的课题，确有很丰富的资源。”在2000年11月韩国的东亚学术会议上，杜教授又对儒家人文主义的意义及其概念内涵进行阐发：“现代新儒家的人文主义，有助于建立相互沟通意见、协商、对话、妥协的和平文化。”在2000年哈佛燕京儒学讨论会的开题报告中，杜教授发表了题为“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的演讲，强调了新儒家的新使命。

对儒家与自由主义、儒家与人权关系的研究是近10年来美国儒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代表人物是狄百瑞。他认为，将个人主义归入西方的价值，将群体主义归入亚洲价值，而且更将群体主义视为儒家的价值，这些说法是“肤浅的标签”。他在1998年出版的《亚洲价值与人权》一书中，讨论了儒家群体主义的性质以及历史上不同形式的儒家的群体主义。最近又著文论述儒家的个人主义（或说儒家的“人格主义”）。他认为：“针对当今的问题，基于中国过去的历史经验，儒家可以提供给世界参考的是具有礼仪传统的群体主义，而不是强调法律制裁和权威的群体主义。”他甚至认为：“19世纪末日本的明治维新接受‘民权’的观念和采取议会制度就是基于儒学的理念而进行的。中国的一些改革者也是从儒学的考量出发，试图将西方的制度移植到中国来。”对于此观点，哈佛大学日本史教授Helen Hardacare主编的《日本明治时代研究的新取径》一书可以作为支撑。该书中不少学者认为明治时代而不是以前的德川时代，才是儒家伦理大行其道的时代，明治维新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把儒家的伦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商人阶层的结果。

另外，有些学者借助儒家的一些观念，反思美国自由民主政治及其文化教育的弊病，认为从儒家的个人观念和礼制的文化中可以吸取有益的价值。如安乐哲(Roger T.Ames)在《儒家学说与社会进步》一文中便指出：“鉴于世界各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求助于被正确理解的儒家资源可以为一种更加切实可行的新型的美国民主指出一个可能的方向。至少，美国当代的社会问题可以向那些倾向于抛弃儒家遗产的亚洲文化敲响警钟，告诫它们不要过分急于这样做，否则它们将无法探索儒家对于一种更加安全的亚洲式民主可能作出贡献。”有些学者通过对戴震、刘师培、高一涵等人的思想研究，阐述儒家思想与现代人权的相通性。有些学者则通过对儒家人学注重关系中的个人思想，对现代自由主义特别是美国的原子论式的个人主义及其法律体系，人权理论体系进行了反思，提出一些具有挑战性的观点。而另一些起学者，如伊莱娜布鲁姆(Irene Bloom)则对原始儒家孟子有关人的尊严的论述进行分析，认为这一哲学思考可能为当代的人权理论提供更广泛的哲学基础。

儒学的宗教性问题是近10年美国儒学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其代表人物是郝大维(David L.Hall)和安乐哲(Roger T.Ames)。郝大维(David L Hall)与安乐哲两人合著的《Thinking from the Han:Self,truth and Transcend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中西文化中的自我、真与超越性》）中，对近几十年来英语世界中的汉学研究思维方式作了反思。他们提出的研究出发点是：“力图根据中国人的想法来理解中国，并试图纠正美国学术界的一些有关中国哲学的范畴的理解。”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是：“用西方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化的感悟方式时，妨碍人们更好地理解它的主要障碍是什么？”他们所要做的工作是：努力把妨碍他们“理解外族文化的那些习以为常的态度和基本假定从我们当中清除出去。”这种努力可以看作是美国汉学界自觉地清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努力的一个部分。安乐哲透过对礼的分析，揭示了儒学宗教性的独特性。其结论是：“礼既是认知的，又是审美的，既有道德性，又是宗教性的，既关涉躯体，又关涉精神。”它是社群的产物，是社群开出来的花朵而不是社群繁荣昌盛的根源。它不是救世的也不是末世的，而是包涵了一种转化，是在日常事务中的人的品质的转化。

另外，儒学与生态的关系，儒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再反思，亦构成了近10年美国儒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儒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由玛丽·塔克(Mary Evelyn Tucker)和白诗朗(John Berthrong)主编的《儒家与生态学——天地人的内在关联性》（Confucianism and Ecoloy-The Interrelation of Heaven,Earth,and Human,1998年）一书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二十世纪以来，认为儒家学说与科学的对立几乎是一种共识。近10年来美国的汉学家对此论断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艾尔曼(Elman)通过大量的史料证明，在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中，自然科学是如何地进入了考试内容，在清代，数学又是如何的进入了儒生的研究领域。通过史的研究，对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概念来衡量中国明清以降是否有科学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对中国儒家传统的“格致学”与西方的“科学”一词可通约性程度提出了质疑。

由于在美国的大学里，有关儒学研究大多设立在历史系或东亚系，因而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儒学就成为美国儒学研究的另一个特点。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包弼德(Peter K.Bol)通过对宋史的研究，揭示了宋代儒家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发生作用的特点。他认为，由于科举制度的变化，地方教育的发展，儒家的士人数量增大。“新儒家提供了个人的道德修养，作为一种转变社会的方式，它替代了通过政府控制社会和文化来实现社会转变的道路，而且它解释了为什么除非人们首先找到了从内在统一自我的道路，否则靠在上者组织、管理臣民来在世界中实现统一的做法是不会生效的。”正因为如此，“新儒家所针对的就是那些精英，要求他们为世界的道德状况负责；它表明这些精英如何对道德失职难辞其咎，并且它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能改变自己以及如何改变。”余英时教授最近提出了现代儒学“游魂”说，他的意思不是在贬低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而是反思古代儒家思想如何通过科举制度，使思想有所依托。科举制度废除后，儒学要能发挥作用，就必须寻求新的传播方式，从而使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里发生作用。

当然，美国儒学研究的声音是多元的，有些学者亦从批评的角度审视儒学内部的困难，如墨子刻(Thomas.A Metzger)教授。他认为，儒家思想传统中的“幽暗意识”不强，孔子的思想对政治进步的复杂性与困难考虑得不够，并对儒家思想传统中的乌托邦理想进行了批评。亦有学者，如郭颖颐怀疑能从儒家的思想传统开出现代西方意义上的人权观念。而且出于对美国社会自由主义带来的偏颇，一些社群主义学者对现代儒家梁漱溟的乡村运动的意义进行新评价。另外，儒家伦理与全球伦理，儒家思想与怀特海哲学的关系等，亦是美国儒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些学者正开拓美国的清代儒学研究的新领域，如金安平等翻译出版了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

日本的儒学研究 继老一辈学者岛田虔次、沟口雄三等对中国儒家思想研究之后，日本近10年来的儒学研究主要受美国的社会史方法论的影响，集中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儒学在基层社会的传播及其社会功能。特别是近几年来，沟口雄三从方法论的角度反思了日本的中国学研究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要改变日本汉学界的“无中国的中国学研究”现象——即不关注中国的社会史的整体形象局限于某一个专业的研究，力求从中国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摆脱西方价值中心论的观点。而且，沟口雄三的这一思想正在通过制度化的力量在日本发生作用，他们将以前的东京大学的中国哲学科变成了以中国思想文化科为中心的历史民俗文化研究中心，并成了东亚系，从而在制度上结束“没有中国的中国学研究”局面，开启了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儒家思想的新局面。

90年代以来，其具体研究方面的成绩有：在个案的研究方面，如吉田公平《陆象山与王阳明》（研文出版社，1990年）；山下龙二《阳明学的终焉》（研文出版社，1991年）；荒木见吾《阳明学的相位》（研究出版社，1992年）等。

从社会史角度来研究儒家哲学思想是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的，主要成果有：市来津由彦关于朱熹的一系列研究，他主要关注朱熹的思想是在什么情况下，透过什么样的人们关系而形成。小岛毅的《中国近世之礼的论域》一书从“如何用礼”的实践性角度考察了中国儒者从12到16世纪如何让礼在中国社会生根的工作。日本东京大学渡边浩教授在《进步与中华》一文中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西洋化其实乃是中华化。”绪形康在《日本中国近现代化思想史研究的历史与课题》一文中，回顾了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提出了要在研究方法上进行反省，不要以欧洲中心的价值为中心，而应该直接与中国的现实对话，研究中国儒家思想在中国现实社会的作用。另外对现代新儒家如冯友兰、熊十力等等哲学家的研究，虽然还未出现十分重大的研究成果，但也有一部分学者如吾妻重二、通口胜等人正在着手研究。

韩国儒学史的研究 与日本的儒学研究相当地不同，近10年来的韩国儒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原始儒家的义理及儒学在未来社会中的价值等问题的探讨方面，具有较强的哲学思辨和现实关怀的特征。如老一辈学者金忠烈根据儒家文化的精神，反思了21世纪将为东方人的世纪的流行说法，认为这种说法的真正含义并不是由东方人来主宰世界，这种观念不符合儒家的思想精神，其基本精神乃是说用东方人的生活基调、理想在新世纪里生活。他又在《“儒法之分与合”在中国政治史的教训》中对中国传统法系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未来中国及东亚的法律应当恢复中华法系的传统，扩大法的意义，将道德礼都看作是扶植人心之本，以礼为本，以法为辅。高丽大学尹丝淳教授在《儒教伦理的现实可用性——以儒论理的心性伦理化为同心》一文中指出，通过对儒教中的三纲封建因素的剔除，在重视现代规范伦理的同时，着重从五伦的角度来发展儒教的心性伦理，这将对未来社会的伦理建设发挥作用。成均馆大学教授金圣基在《后现代宗教状况与儒教》一文中，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提出了儒教与基督教对话在韩国的必要性，并通过比较寻找儒教的发展方向。柳仁熙在《展望程朱理学与东方哲学的前景》一文中指出：在未来的信息化社会，朱子的“理气决是二物”和“理先气后”的思想将会有价值。如果把电脑的硬件看作是“气”，软件看作是“理”，则在信息化的世界里起主导作用的将是“理”而不是“气”，而以“气”为中心的哲学乃是迎合产业革命时代的哲学观。“从世界知识化信息化的角度来看，世界一体化，这样一个未来社会的背景，哲学只能是程朱式的哲学。”

李在龙《朝鲜朝代传统规范观的哲学基础》一文着重分析了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如何在朝鲜的社会中扎根的。突出了宋代理学的性理范畴在其中的作用与意义。高柄翊在《儒教与国家政治》一文中全面剖析了儒教文化圈内明清时期的中国、朝鲜王朝的韩国、德川幕府的日本、阮朝的越南政治制度及其特征，并认为朝鲜王朝由于在近代社会过分信奉理学而压制了工商业阻碍了国家的发展。但高文又认为，在现代病日趋加重的今天，经过改造过的儒学，其中的一些思想对治疗现代病有一定的作用，但这些思想是否还称之为儒家思想可能是一个问题。韩睿ｙｕáｎ＠①《韩国阳明学研究的历史和课题》一文则主要提出了一个新研究领域，即阳明学是如何传入韩国并在韩国的思想史中发生作用的。崔根德在《儒教与未来社会》一文中，针对韩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儒教在韩国发展的四个理想性原则：儒教的宗教化，儒教的孔孟化，儒教的韩国化，儒教的大众化。在2000年的东亚儒学会议上，韩国的成均馆大学教授提出了“东亚学”的构想，这种东亚学以儒家思想为精神，在接纳与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修正、改造其文明，从而发挥东亚传统的智慧与创造力。

也有个别学者针对儒家与自由主义的结合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李承焕在《自由权利抑或儒家的德》一文中，仔细地剖析了自由主义权利说与儒家的德性的利弊，提出了在自由主义权利说与儒家的德性说之间互动的理想。使权利作为道德的基本条件，使德性作为道德的智慧劝导，最后使“最低道德的权利本质和最高道德的德理相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道德体系”，使我们对人类发展的认识更深刻、更广泛。

除以上的重镇之外，像法国的儒学研究，新加坡、俄罗斯等国的儒学研究都有自己的特点。受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影响，法国近10年来的儒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明清阶段。谢氏本人出版了唐甄的《潜书》译注本（1991年），另外有维尔纽(J.F.Vergenaud)的《顾炎武的思想》（1990年），戴延杰(P.H.Durand)（1992年），《文士与政权》程艾兰(Anne Cheng)的《从起源到19世纪的中国哲学史》。有关汉代与宋代儒学研究，则有布札尔和阿罗有关董仲舒和邵雍的博士论文。另外，有秦汉儒学释译本的出版，如朱利安(Frangois Jullien)的《中庸》法译本（1993年）卡梅纳罗维奇(I.Kamenaroviě)的《潜夫论》（1994年）。

据不完全的资料来看，近10年来海外儒学整体上呈升温趋势，特别是在美国和日本流行的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儒学的方法势必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儒学研究。

（本文转载国际儒学网http://www.ica.org.cn/shijie.php?ac=view&id=2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