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从起初的“何以可能”到目前的“何以可行”，是从理论思维到实践探索的一大进步。纵观现实，对于“何以可行”的探讨主要是政治维度的，即从政治需要出发，依托一定的政治载体，以保证一定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为归宿的思想传播与教育过程。毋庸置疑，政治维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视角。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视角被忽视了，那就是文化维度。所谓文化维度，是把作为文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的其他形态如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联系起来考察，探讨其大众化的可行性。
马克思主义固有的文化品质是其能够与不同文化相结合的第一前提。通常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基于阶级分析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多被归类为政治学说。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判断不是简单地从一定的阶级利益出发，也不可能仅从利益出发就能够确立起来。人类文明积淀的自然科学成果、社会发展理论和人的发展理论从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问题进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的视野。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更直接成为他们批判继承的对象。“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1]基于文化共性的马克思主义赋予了其可以影响、融合、衍生其他文化的可能。
具备了文化属性的马克思主义完全可以通过文化的对话、借鉴、交融和再生，被大众所认同、接受和理解。这一逻辑已被马克思主义与近现代中国文化选择的历史过程所证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场表面上看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共振后的结果，实际上是基于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的挣扎中强烈需要解除精神文化危机、摆脱文化两难困境的历史选择。近代中国的文化建构存在着“强国者（西方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性）不能立国，而立国者（中国传统文化）又不能强国”[2]的深刻矛盾。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李大钊提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3]瞿秋白也说：“新文化的基础，本当联合历史上相对峙的而现今时代之初又相补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4]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解救民族危亡的现实问题为中心，以理论阐释和理论论辩为主要形式进行了不懈努力，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初篇章。而近代一度涣散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重聚、继承和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5]在后来的革命与建设过程当中，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号召全党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6]。邓小平提出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新成果。[7]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8]，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与时俱进，推陈出新”[9]，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程度不断加深。
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对从文化维度思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格局主要由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组成。主流文化以其政治强势成为文化市场中的主旋律，精英文化以其批判力影响着知识分子群体，大众文化则以商业化、娱乐化的消费优势吸引着广大受众。三种文化交错影响，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文化的多样性。而问题的关键是，多样文化并不是在封闭的而是在开放的空间运行的。开放是市场和信息的共有属性，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是市场和信息开放的结果。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经市场和信息开放的并构之后，再生了一个新的图景：一是文化的商业化取向，一是文化的政治化取向。文化的商业化取向是市场的趋利本性在文化中泛化的结果。文化的政治化取向是异质意识形态利用文化市场和开放的信息交流平台进行价值渗透、实施文化帝国的政治策略。由此，多样的文化生态与异质的文化冲突并存于一个平台上。如何构建主导文化、引领多样文化，如何建设核心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等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身就承担着一种文化使命。
从文化的视角探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形态转化、先进文化认同、文化软实力提升三个层次。在一定程度上，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理论思维走向现实方略的过程。
第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文化形态的转化过程。
马克思主义具有文化品质，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就可以直接与文化对接。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实现大众化的基本路径是由精英文化上升到权威主流文化的过程。大众是其上升为意识形态的推手。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之后，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形态主要是通过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共建的，需要面向大众、影响大众，大众成为了理论作用的终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的大众化实践才有意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0]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要保持新鲜的生命力，就不能停留在官方倡导和学术研究的层面，而是要走下圣坛和讲台，与群众的精神需要相结合，实现从理论形态向文化形态的转化。实现转化的根本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大众文化。
中国的大众文化在新中国前30年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开始勃兴，且已成为了中国文化领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本质上说，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之下所产生的并与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是以现代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为支撑、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11]大众文化的市场化运行逻辑和快乐原则有力地改变了固有的文化运作方式和文化格局。无论是从受众的人数、传播的范围、市场化的程度，还是对大众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方面，大众文化都超过了其他文化，因此，有人断言，“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12]。
过去我们常有一种偏见，将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对立起来，用主流文化的思想内容和运营模式来管制整个社会文化生态，遏制大众文化的生长空间。作为主流文化核心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更是以一副严肃的面孔、抽象的原则、居高临下的态度出现在大众面前，以教条式、公式化的思想限制了大众的精神文化发展要求，这不仅抑制了文化的繁荣和个性化发展，也阻碍了马克思主义自身在人民群众中的可接受度。最终在全球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下，在文化传播渠道多样化和文化消费个性化的趋势下，主流文化的主导能力显得力不从心，大有丧失阵地之感。这说明，在大众文化强势崛起的时代，不能采用简单的拒斥态度，而是应当顺应文化发展潮流，主动转变观念，充分利用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运营机制，实现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良性互动。事实上，中国大众文化本身就是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形式，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形态，在近30年来的文化发展中，不仅大众文化在不断翻译着主流文化的经典，主流文化也借用了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方式。文化的大众化生产和大众化传播已经成了人们接触文化的主要方式。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贴近大众文化生活、满足大众文化需要、尊重大众文化权利、反映大众文化理想和提升大众文化人格，实现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整合与共生，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和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整合力，从而达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与化大众的有机统一”[13]。
这种转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俗化。所谓通俗化是一系列的转化过程，在表达方式上，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深奥的理论文本转换成让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列宁曾经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和简单明了。”[14]这一点是有经验可循的。毛泽东就是为此做出卓越贡献的一个典范。他用极富中国特色的语言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大量的神话故事、成语典故、历史掌故、名言俗语等使其演讲和著作寓庄于谐、生动幽默。例如，他用“实事求是”一词来概括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用“有的放矢”来说明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原则，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来形容处理党内斗争的方针，用“愚公移山”来借喻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等。这种方式也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和运用。当今，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术语，也是党的路线方针的一种通俗化表达，使其更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并自觉实践。正如邓小平所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15]在当代社会，通俗化除了复杂文本向简单文本的转换之外，还表现为抽象文本向形象、可视的声像、影像作品的转换，从书面传播向电子传播拓展，以及由政府宣传动员为主向文化产业化发展并重的转向，等等。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通俗化的方式传递给大众，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文化才能深深根植于大众文化的沃土，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大众话语”。
当然，大众文化的发展过程并不必然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相契合，大众文化也具有消极的方面，它的感性化、娱乐化、自发性特征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性化、高尚性、自觉性要求是存在冲突的。大众文化既可以成为主流文化的营养基因，又可以成为主流文化的异化力量。因此，要在文化形态转化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保证马克思主义通俗化而不庸俗化，仍然需要在思想文化建设工作中努力进行研究和探索。
第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先进文化的认同过程。
所谓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于某种文化的倾向性共识和认可，它经过文化的接触、融合和内化的过程而实现，能够支配人们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文化认同是“涂尔干称之为‘集体良知’的东西，是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16]。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究其根本就是要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内化，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由理论转化为方法、德行、信仰等主体的内在精神要素。从文化的角度看，首先就是一个文化认同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指引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推动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真正成为广大群众共同的精神家园。
在当代中国，文化认同的问题之所以引起关注，主要源于新的历史境遇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危机。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曾经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来重建民族文化认同，并以此作为能够获得归属感的价值支点。而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文化境遇及危机，则来源于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思潮所带来的模糊化、碎片化和相对化，正如宾克莱所说：“我们的时代常被称为相对主义的时代。”[17]有学者提出：“全球化产生了两种相反的文化发展趋势：一是市场原理推动的文化同质化，一是建构大量身份认同的文化碎裂化。”[18]在不同文化并存、交织、撞击的时期，文化的异质性必然导致文化认同的离散甚至消解。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危机主要表现在：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和多变性正在冲击、消解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文化的商业化和世俗化弱化了人们对于高雅文化的追求；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出冲击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链接等。
形成新的文化认同，既不是简单地回归过去的传统，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建构文化的整体目标和价值体系，寻求新时期国民精神的价值支点和精神归属。在当代中国复杂的文化生态下，只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反映时代进步潮流的文化，是建构文化认同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针对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而产生的，是社会发展理路与人的发展需要的有机统一，它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精神智慧，是能够在当代中国聚合各种文化潮流、化解文化认同危机、推动文化和谐发展的核心因素。
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与先进文化的认同过程是内在一致的。这种内在一致性从微观层面表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融入广大群众的思想意识中成为共同的精神支柱，从宏观层面表现为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主导进行文化选择、文化整合和文化建构。
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认同的形成，其实质就是要马克思主义由意识形态领域进入到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结构，成为人民群众稳定的价值基础和精神纽带。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是否真正符合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理论的实践又是否真正把握和契合了当代中国人的现实需要，是它能否在复杂多样的文化价值观念中确立其主导和核心地位，进而被人民群众普遍认同之根本所在。首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关注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回答现实问题，注重改善民生，把先进文化与大众利益结合起来。其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能够把握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确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方位感，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困境，需要合理总结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文化意义及后果，阐明未来发展的前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以开放的心态参与全球社会交往实践，从全球多元文化中汲取积极因素，另一方面立足群众史观，将中国的社会命运与当代中国人的命运结合起来，将国家利益与个人价值诉求结合起来，由此创造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其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主题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它创造性地提出和回答了一系列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其中，邓小平理论提出并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点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正确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只有在精神文化层面得到人民大众的广泛认同，才能产生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而马克思主义只有始终着眼于人民大众的根本需要，真正了解和掌握群众，才能具备引领认同的价值基础。
第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过程。
提升文化软实力已经明确成为新时期文化发展的核心语汇，成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19]这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时代条件和时代要求有了自觉体认和深刻洞悉。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够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具有更高的战略眼光和更深远的价值指向。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用于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表现，首先在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文化是具有民族性、阶级性和时代性的，意识形态也是文化，且意识形态制约和规范着文化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提高文化软实力首先必须把握文化的性质和方向。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0]在20世纪早期，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也对意识形态主导性的问题进行了阐释，强调统治阶级以一种非暴力的“文化”的方式，实质就是用意识形态去教育民众、争取民众“同意”从而确立其领导权。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才能在全球多元文化交汇中确立当代中国文化的位置而不迷失方向。在当代中国，应当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使马克思主义从国家意识形态转换为大众意识形态，使马克思主义日常化、生活化，成为个人文化品格的一部分。
其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表现在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支撑，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内容。由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日益呈现出新旧交替、中西杂糅的混乱和分裂状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显得格外迫切。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鲜明地回答了当代中国以什么样的精神旗帜来凝聚全民族、推动社会前进的重大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形成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自觉认同和践履，从而吸引、聚化多样化的文化价值观念，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凝聚力，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现。
再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力与影响力。文化的对外竞争力和影响力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引发的国家软实力较量和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当代中国不仅要捍卫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更要积极扩大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影响力。冷战结束后，虽然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但不同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和排斥一直在进行着，在少数西方排华势力的眼里，社会主义永远是一种异己力量。对此，2002年江泽民在美国乔治·布什图书馆发表演讲时，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21]，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秩序模式。在当代中国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大众所普遍接受和掌握的一种文化力量，有利于增强我们抵御文化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国际文化对话的自信，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参与国际文化的平等竞争，从而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综上所述，文化维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强调文化维度不是偏废政治维度，而是对政治维度的有效拓展。由于历史上人们对文化理解的分歧和现实世界文化图景的纷繁复杂，对如何切实有效地生产文化产品、拓展文化途径、选择文化载体等问题需要在理论上专门探讨、在实践中反复证伪。
注释：
[1]梁启超：《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2]武克全：《现代化扩展中的世界与中国》，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页。
[3]《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0页。
[4]《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l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
[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6页。
[6]《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2页。
[8]《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82页。
[9]《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93页。
[10]《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11][13]黄长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场域与路径选择》，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2]尹鸿：《大众文化时代的批判意识》，载《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
[14]《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67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16]张汝伦：《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认同》，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7][美]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页。
[18][澳]尼克·奈特：《对全球化悖论的反思：中国寻求新的文化认同》，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1期。
[1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98页。
[21]江泽民：《在美国乔治·布什图书馆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02年10月25日第3版。
（作者：李辉，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罗佳，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