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这个会，非常高兴。好几年来我一般不参加学术会议了。那么我主要做什么工作呢？就是到一些法院做讲座，也和法官讨论一些疑难案件。有的时候案件已经判决了，仍觉得还有问题，我就和他们一起讨论，分析分析判决是否正确，理由是什么。这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这是我第三次参加法院的研讨会，我参加过江苏省法院的一个会议，参加过四川法院关于医疗审判方面的一个会议，并在会上做了一个发言。这是我第三次参加法院的会议，我感到很荣幸。下面我先对法官队伍的培训做一点分析。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法官队伍的培训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八十年代的“资格培训”，实际上是由我们法院的业大来进行的，培训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进入法院工作，首先要具备法官最起码的资格。过去没有法律教育，所以来补这个课，使法官具有起码的法律知识基础。这个工作大概到九十年代中期逐渐结束。第二个阶段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个阶段可以称为“新法培训”。这些培训我也参加过一些，参加过一些中院、省院包括最高法院的培训。讲课的内容就是已经颁布的法律和正在制订、即将颁布的法律，目的是让广大法官通过突击学习、短时间的学习掌握新颁布的法律法规，使我们能够正确适用新的法律法规。这个工作从九十年代中期一直进行到现在。我把这个阶段的培训称为“新法培训”。今天我们这个会议也具有法官培训的性质，可以称为第三阶段的法官培训。与此前的法官培训不同，它不是“新法培训”，也不是八十年代的“基础培训”，它是一个崭新的阶段，主题是讨论裁判的方法、裁判的理论以及规则。不是讲某一个具体的案件应该怎么样适用法律,怎么样认定事实，怎么样对待证人的证言，怎么样对待自认等等，而是抽象的讲审判当中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和理论。据我所知，多数法院都还处在法官培训的第二阶段，而我们西安中院已经进入法官培训的第三阶段，似可称为“方法培训”阶段。因此，我参加这个会议感觉有点吃惊，西安中院怎么走得这么远了！
这个会议是一个很好的会议，对法学方法、裁判的方法做了很好的研讨。记得去年我在新疆参加过一个会议，那个会议也是讨论法律方法。但那是教授、学者的会议，会上虽然也请了几位法官，那个会议主要是理论界的会议。我在那个会上还讲了一些批评意见，我说你们学者太天真了，对存在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太理想化了。对法官队伍的评价是否公正，对我们法院的工作是否做到客观评价？我建议学术界在对法院进行批评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在对法院工作进行肯定的时候也一定要慎重。因为有的教授对法院裁判的某个案件进行批评,还拿德国著名的学者的理论作为对照,以说明我们法官的理论水平之低下。我当时被安排做评论，我说你对我们的法官太苛刻了,你提到的德国最著名的学者,就连我们中国最著名的学者也都不能与之相比，你却拿我们的一个普通法官去和德国最著名的学者比较？我们当然要虚心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但我们对外国学者也不能盲目迷信。请不要忘记二战期间德国法学界许多著名学者如何为纳粹效劳,纳粹把几千万犹太人送进集中营予以屠杀,也是有法学者提出的法学理论作为根据的。我们要学习西方，但不应该盲目，他们的判决就不会错？他们的法官就不会判错案？就没有一点缺陷？因此我建议学术界批评法院和表扬法院都要慎重,特别是我们批评某个具体案件的判决更要慎重。有的学者批评法院某个具体案件的判决,却连那个案件的判决书都没有看过,单凭网上的一些文字就发表批评意见,把这样的批评意见拿到学术会议上发表。我说我们现在的法官队伍有二十多万法官,他们大多是我们的法学院培养的,是读我们写的教科书成长起来的。把法官队伍说得一无是处,不就否定了我们的法学教育,否定了我们法学教授自己。所以我认为学术界对法官队伍的批评要慎重，不要连判决书都没有看，单靠一些网上的东西就发表批判意见。当然不是说我们的法官队伍水平已经很高,我们的法官队伍现在要提高素质,提高裁判水平,要讲究裁判的方法。我们这个会的主题就是研究裁判的方法。
我们这个会上的论文的作者都是法官,我注意到这些文章当中，引用了许多学者的著作,不仅有中国学者的著作,还有好些外国著名学者的著作，如像德国著名学者拉伦茨、美国的卡图佐大法官,还有英国的丹宁法官等等,好多著作我都没有读过，自己感到很惭愧。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中国法官的阅读面已经很开阔，不再是只读最高法院的解释文件，已经不是过去八十年代只看最高法院编的审判工作守则的时候了。说明我们法官的阅读面已经扩大了，说明西安的法官对理论的高层次的追求。从会议论文看,所探讨的很多问题是教科书上没有讲过的。
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是“裁判的方法”。究竟什么是裁判的方法？有一位法官讲“我们过去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记得1990年我参加最高法院在武汉召开的第四次民事审判工作会议，我被安排在江苏那个组。江苏的法官在小组会上介绍一个典型，是某一个县法院下面的法庭庭长，这个庭长在十多年间没有判决过一个案子，全是调解结案。这个例子说明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法院和法官队伍的办案水平，当时刚改革开放，还没有多少法律规则，不可能讲究严格依法裁判，更不用说讲究裁判的方法。在当时的情况下就自然滋生了一种轻视法律的倾向，国家没有多少法律规则,法官本身也没有什么法律知识，办案就靠经验。刚才说到的这个典型，那位庭长十多年没有判决一件案子,全是调解结案，为什么十多年这些案子都能调解成功呢？当地法院的法官说了一个理由，这个庭长是当地辈分最高的长辈，案件的当事人都是他的儿子辈、孙子辈的。他的辈分最高，当然他说话算数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八十年代我们对法律不重视,首先是因为法律不完善，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靠的是法律外的一些东西，不是靠法律。
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法官和学者的关系不和谐。我1981年研究生毕业，参加过一些会,感觉到学术界和法院有隔阂，学者批评法院"不讲法"，法官则批评学者"你们讲的不管用"。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是比较明显的，学术界的理论和法院的实践互相脱节。我就想将来我们能不能达到一种学者和法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学者对法官裁判实务当中的经验进行总结，法官裁的好的，学者从理论上帮他分析，讲清裁判的法理依据,讲清楚裁判之所以正确的理由。这方面学者要多做一些工作，主动帮助我们的法官队伍提升法律素质和裁判水平。使法官和学者的关系变成一种非常融洽的互相帮助的关系。希望我们的法官不仅讲究严格适用法律,而且讲究裁判的方法。我们这个会议上已经反映出来，我们看到一些学术界的观点、理论，在法官队伍当中已经引起了共鸣，有的已经被法官采纳，在裁判实践当中加以运用,有的法官在运用这些理论当中还作了补充修正。这是非常可喜的。
话说回来，八十年代的倾向是法官不重视法律、靠法律外的经验来判决,到了九十年代法律、法规越来越多，法律条文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又出现了相反的倾向,出现了死扣法律条文的倾向,有的死抠条文到了可笑的程度。不仅死扣条文,还死抠程序,死抠证据,死扣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这种死抠风气跟最高法院也有关系,最高法院带的这个头。民事审判中的证据规则是应该有的，但是如此死扣，如此片面,如此僵化,如此把西方的东西照搬过来，不考虑我们的国情，不考虑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却是不应该的、不正确的。近年来这种倾向已经引起学者和法官的重视,死抠条文、死抠程序的情况已经开始有所纠正。
我们这个研讨会讲法官的能动性，讲法官的能动性就是要纠正死抠条文、死抠证据的倾向。法律不是不重要，法律为我们作出公正裁判提供一个思维框架，这个思维框架不是死的，不是僵化的。如果我们把它看成僵化的、死的，我们就会回到19世纪德国的概念法学阶段。我们过去不重视法律是因为法律制度不完全，靠经验就可以了。现在法律比较完善了，如果我们把它当做死的，死扣条文、死扣证据，就将产生显然违反公平正义的后果。
会上许多论文和发言都谈到个案的公正，我们裁判每一个案件都要力求在当事人之间实现公正,是具体的公正,个案的公正。这个问题在法理学上曾经有重大的争论。在19世纪那个时候是强调一般的公正，不是个案的公正，强调法律的安定性，也就是法律的稳定。现在还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法官说"我自己也认为判决结果不公正，但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主张牺牲个案的公正。这就是概念法学的观点。我们要彻底纠正这种概念法学的思想，纠正死扣法律条文、死扣证据的倾向，不能把法律看成僵化的、死的，把法律看成僵化的，法官在僵化的法律面前无所作为、丧失了能动性，也就否定了法官自身。一个法官没有了思考、没有了能动性，这个法官就成了法律条文的奴隶，变成了办公室的复印机。死扣条文、死扣程序、死扣证据、死扣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就在实际上贬低了法官自身，否定了法官和法院。照这种思想，只要设计一套精密的程序，开庭的时候就不需要审判庭的三位法官出席，只要当庭放一台电脑，双方律师按照程序把证据输入电脑，书记员一敲键盘，判决书就出来了。法院和法官还有地位吗？法官的能动性是非常重要的，唯有法官有能动性了，法官才有地位，如果法官没有能动性，只是一个复印机，你当法官还有什么意义？和车间里的普通工人还有什么差别？讲法官的能动性，因为裁判案件是一个高度知识性、智慧性的劳动，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普工"。在法治社会中，法官的地位很崇高，本质上是由法官的工作性质决定的。
有一位报告人在报告当中讲到我们现在法院的考评，现在法院的考评，不同地方有一些差别。但总的趋势是没有认识到法官是干什么的。法官是裁判案件的，职责是在当事人之间实现正义，对案件作出公平的判决。你不可能把它量化，就像车间里的质量检验员一样来检验法官的工作。我们说的考评、测评等等，其对象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很难测评，因为它没有衡量的标准。我们现在为了考评，就制定一套考评的依据，各种各样的标准，包括调解率、改判率、申诉率等等，还有过分强调判决书的说理。我在新疆的会上，就针对过分强调判决书说理唱反调，我说我们千万要注意，裁判案件的目的是实现个案公正，极而言之，只要判决是公正的，即使判决书没有说理也是正确的、好的判决。当然我们可以要求判决书写得更好一点，要有适当的说理。但你如果把判决书说理是否充分看得比裁判是否公正还重要，甚至要求判决书说理充分，使当事人双方都心服口服，就是很荒谬的。还要注意法官队伍法律素养、文字素养的提高有个过程，我们许多法官公正无私，但不善言词，他们的判决结果公正，只是判决书写得差些、说理少些。也不可否认有个别法官善于言词、文笔很好但人格有欠缺，判决书写得很好但是否公正就存在疑问。此外还要注意，绝不是说理越多越好，你的判决书写得越长，讲的道理越多，有可能起反作用。因为言多必失！你说理越多往往漏洞就越多。本来判决结果并非不公正，因为判决书的说理部分被抓着漏洞，使法院和法官很被动，这样的教训不是没有。因此我们的考评不能本末颠倒，把法官队伍引向歧途。即使民事判决也总有一方败诉，且不说败诉的能不能服气，你判他胜诉了他还不满意的情形不是很常见吗！所以对待判决书，对待说理，一定要有一个限度，不能把法官混同于思想工作者。顺便谈到，刚才有同志说到正确看待调解。调解也是有限度的，调解不是万能的。如果说调解是万能的，那就否定了法院，我们就不要法院了。我的意见是不要过分的强调调解，不宜追求调解率。
考评也是要有限度的，一定要注意裁判公正。判决书写错别字当然不好，但是判决不公正更重要，有的法院规定错一个字扣十块钱。如果一份判决书有好几个错别字，一下就扣好几十块钱，像西部的经济条件不好，法官工资本来就很低，你扣他几十块钱，他还怎么生活？判决书有错别字当然不好，不能靠通过扣钱来消灭错别字。我们这些当教授的经常写文章、写书，出版后都有错别字，也很觉得难堪。杨绛先生说过，错别字就像猫狗身上的跳蚤，是抓不尽的。要消灭判决书的错别字，要靠提高法官的文字素养，不要靠扣钱，这个考评要有限度。建议每个法院设一个专人负责判决书的文字审查，当然要文字水平高的，法院所有的判决书都必须经过他审查保证没有错别字并且文字通顺，才发出去。
什么是裁判的方法？涉及怎么样造就我们的法官队伍。一个好的法官，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高素质的法官，其高素质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要公正、有良心，另一个就是理性。什么是理性呢？理性就是知识智慧，具有法律知识，掌握法律理论，掌握方法，另外就是经验，包括裁判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这个经验很重要。要判断原告说的是假话还是被告说的是假话，经验是很重要的。方法是什么呢？方法不限于裁判的方法，包括庭审的方法，裁判文书的写作方法。裁判的方法，实际上就是一个事实认定的方法和一个解释适用法律的方法。对于裁判的方法我有一点认识，什么是裁判的方法？裁判的方法就是帮助我们法官进行正确的法律思维，最后得出公正的裁决的一套规则、技巧、方法和理论。法官掌握了裁判的方法，就可以正确地进行法律思维，保证裁判的公正。由于掌握了裁判的方法，我们的法官在裁判当中就有了能动性，法律本身也变了，法律不再是僵化的法律、死的法律，变成了活的法律，即"活法"。只有我们掌握了一些方法、技巧之后，我们才能灵活运用这些法律，掌握这些方法以后，法律在我们面前就成了我们为实现公正而进行操作的工具。没有掌握这一套方法，法律在我们面前就是僵死的、凝固的，我们的法官在法律面前就感觉很被动。明明知道这个判决结果不公正，但没有办法，误以为"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我们掌握了裁判的方法后，我们就有了能动性，法律就成为保障我们最终作出公正裁判的思维框架，我就讲这些，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