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新: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89 次 更新时间:2011-10-17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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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新  

摘要:政治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本保障,因而它成为古今中外所有统治者孜孜以求的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当今社会,实现政治稳定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征途中亟需解决的重大而现实的课题。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孕育着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又容易滋生各种非稳定因素。为此,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采取一系列得力措施,将政治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目标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之中,使两者形成良性互动。

关键词:现代化;政治稳定;双重影响;良性互动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2-0001-07

  

一、政治稳定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前提

  

(一)理性思考:现代化建设需要积极、动态的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主要是指政治机制运行的常态性、政治发展的有序性和政治规范的认同性。也就是说,政治稳定是政治体制正常运行和政治秩序的良好状态,政治体系内部诸要素的排列科学合理,公民对现行政治体系持积极肯定和由衷的支持态度。其中,国家主权稳定是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社会稳定是政治稳定的充分体现,政府稳定是政治稳定的核心内容,政权稳定是政治稳定的重要标志。 任何政治社会,都存在着政治稳定的问题。我们结合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研究政治稳定的问题。必须紧密联系到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过渡这样一个社会、历史背景来确立现代的政治稳定观。具体说来,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政治稳定是与政治发展紧密相联的,必然由传统的既不对外部环境开放、内部子系统之间也很少发生交流沟通的那种带有僵化、教条、专制色彩的封闭型政治稳定,逐步发展为在保持对外部环境开放的情况下,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相互沟通、交流所获得的开放型政治稳定;从传统社会依靠专制权威、武装力量、愚民思想和高压政策来保持的专制型政治稳定,转向依靠公民利益的合理综合、表达、协调为基础的民主型政治稳定;必须摒弃那种死守教条、排斥改革、不求发展,只消极地维持原有政治秩序的僵化保守的静态型政治稳定,代之以随着社会环境系统的变化,通过自身调节机制的作用,在发展和创新中维持自身生存状态的动态型政治稳定。

由此可见,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是开放型、民主型、动态型的政治稳定。这也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所追求的政治发展目标。

(二)历史警示:政治稳定是现代化建设的基石

早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尽管与中国在文化传统、经济结构、政治体系和历史背景上存在巨大差异,具有一定的不可比性。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同处于东亚地区的邻国日本,在19世纪初,与中国发展的状况相比,不占任何优势。可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日本。这中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我们从社会政治环境的角度去作考察,不难发现,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一个世纪里,中日两国的政治稳定状况相差甚远。日本虽然局部动荡时有发生,但大的政治动乱屈指可数。这中间,日本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不仅没有对日本本土政治稳定造成影响,反而利用掠夺的大量财富和资源给日本经济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仅仅用了不到30年时间,就从一个战败国迅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这也是建立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之上的。战后,日本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和“一强多弱”的政党格局有利于国内的政权稳定,日本与美国的联盟也提供了安定的国际环境。历史证明,日本正是以大大优于中国及其他东亚各国的政治稳定环境很快走上了现代化之路。

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整整一个世纪里,中国几乎一直处在对外反侵略的失败和内部战乱不断所引起的政治动荡之中。1840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从1843年到1850年,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有70多次,1851年爆发了持续14年之久,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历时4年有余,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911年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后被袁世凯篡权。1913年至1917年孙中山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均以失败而告终。从此,陷入了长期的军阀混战之中。1927年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导致了长达10年的内战。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才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1946年至1949年,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宣告中国长期以来社会战乱不断、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局面的结束。

历史表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稳定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都是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而基本的前提条件。

(三)实践启迪:政治稳定与否必然影响现代化的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这些都是与有无稳定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因此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基本稳定的国内环境,从而保证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在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同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从1956年到1966年,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党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所以社会政治是基本稳定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因此取得了很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积累了物质技术基础、骨干力量和工作经验。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场“天下大乱”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到巨大破坏。

正当我们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陷入“左”倾失误的时候,亚洲“四小龙”却快速地走上现代化之路。二战前的“四小龙”,与中国的情况差不多,都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阶段,经济发展有限。二战后,日本的衰落给东亚其他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新加坡、韩国、我国香港和台湾等发展中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先后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它们以良好的政治稳定作基础,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和全新的工业化战略,从而迅速地实现了由工业化向现代化的发展,为世人所瞩目。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稳定,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成功探索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成为当今世界上发展势头最强劲和发展成果最显著的国家之一,从而使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中国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我们党、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对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珍惜和维护。所以,早在1987年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就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摆脱落后状态,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个重要结论是中国人民总结一个半世纪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

  

二、现代化建设对政治稳定的双重影响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政治稳定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前提。但是,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也就是说现代化建设过程并不注定与社会的政治稳定相伴随,有时正好相反,往往会伴有一定程度的非稳定因素的增长。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指出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孕育着政治稳定。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积累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富经验。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有利于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有利于提升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在改革中全面优化社会结构,从而形成现代稳定的社会体制;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和活力,保证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稳定发展。

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也会滋生各种非稳定因素。现代化孕育着政治稳定,这并不是说现代化过程一定会给社会政治稳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恰恰相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历程已证明在现代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常常会滋生出大量不稳定因素。中国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也面临着同样的考验。

(一)现代变革可能造成政治不稳定

现代化是社会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巨大、深刻变化的过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改革是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业,必然引起社会各个领域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第一,在社会政治领域中,一些不适时宜的旧的政治体制被打破,而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这种“真空”地带或多或少地会形成一个暂时的“政治无秩序”。第二,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经营方式的转变的过程,在这个长期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将出现重组,因而利益获取上也会出现暂时的失衡,利益失衡容易造成政治失稳。第三,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使得人们内心世界的矛盾和冲突加剧,涌现出许多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观念,极容易导致政治倾向分化,由不同的政治观念的碰撞所引起的不同政治行为的摩擦必然会影响到社会政治稳定。第四,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政治制度建设滞后的矛盾,政治权力的配置与经济实力不符的矛盾,西方民主的影响与中国特色民主发展道路的矛盾,政治生活民主化与政治权威自身现代化的矛盾,政治民主的社会期望值与社会满足度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处理不好,就可能带来政治体系凝聚力和控制力的削弱和政治不稳定因素的产生。

(二)政策失误容易产生政治不稳定

政策是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和目标而规定的行动准则和行动方向。正确的政策,能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进步和安定。反之,政策失误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混乱,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特别是现代化追赶中的后发展国家为了缩短现代化进程的时间,经常采用一些非常规政策,当人们对政策所造成的后果缺乏承受能力时,会造成大众认同危机。因此,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政策性造成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容易诱发不安定因素。我国地域辽阔,由于历史、地理、资源条件等各方面的原因,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存在明显的差距。如果不采取正确的政策导向,逐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反而使地区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这就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很容易产生政治不稳定。

政策性造成的失业人口增长过快容易产生不安定因素。在经济体制的转轨、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出现一定的失业人口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失业人口增长过快,而各级政府又不能采取得力措施,切实安排好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和基本生活,就可能导致失业者产生利益丧失感,在言论和行动上发泄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

政策性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分拉大容易滋生不安定因素。随着改革的深入开展,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和矛盾也会比较突出和尖锐。若不及时地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措施加以调整,造成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分拉大,甚至出现贫富悬殊,在这种利益不均衡的基础上就有可能引起范围和程度不同的政治冲突,出现社会结构不协调。

(三)权力腐败势必导致政治不稳定

权力腐败的发展蔓延是造成政治不稳定的诸多因素中最直接的因素之一。邓小平谈到1989年发生的严重政治风波和动乱时指出:“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其一,党政干部是党和政府的代表,他们的腐败必然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极大地伤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感情,严重破坏了政治稳定的群众基础。其二,腐败行为不仅侵占国家资产,而且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不公平竞争,使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行为扭曲,挫伤了人民群众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性,极大地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严重破坏了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其三,腐败会毒化社会风气,导致道德沦丧,破坏精神文明建设,磨灭人们的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造成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严重破坏了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

(四)民族矛盾亦能引起政治不稳定

我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各民族交错聚居且大杂居、小聚居的中华民族多元统一的民族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有利于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形成凝聚力。但是,民族的文化差别、习俗差别乃至心理结构上的差别是会长期存在的,这种差别的存在就意味着民族矛盾的存在。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汉民族人口众多,文化技术先进,经济发展迅速。而少数民族地大物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间存在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不仅会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不稳定,而且可能刺激狭隘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情绪的增长,给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和政治稳定构成威胁。同时民族问题又往往与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各民族教派的纠纷以及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都对中国的政治稳定提出了严重挑战。

(五)国际因素也会引发政治不稳定

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对政治稳定的干扰。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西方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战略重点指向中国。他们妄图西化中国、分化中国、弱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重大波动和动乱,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所致,对于西方敌对势力所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决不能掉以轻心。

国际恐怖主义对政治稳定局面的冲击。恐怖主义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公害,是对人类文明与安全的公然挑战,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联系手段越来越国际化和信息化。因而对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样构成重大影响。像“东突”、“法轮功”、“疆独”、“藏独”等与国际恐怖主义沆瀣一气,时常杀人、放火、投毒、闹事,已给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建设构成了现实危险。

世界经济全球化对政治稳定局面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发展机遇,更意味着激烈竞争。毋庸讳言,经济全球化的推动是来自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新生产力,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经济实力、管理经验等方面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全球化过程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形成的强大压力和严峻挑战,会给中国的经济安全和政治稳定产生极大的影响。

三、现代化建设与政治稳定的良性互动

  

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稳定因素和非稳定因素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上,政治稳定因素的增长是主要方面,而非稳定因素的滋长则是次要方面。非稳定因素的滋长是社会从旧态稳定向现代稳定过渡的必然表现。如果在旧态社会的基础上求稳怕乱,企求自我封闭式的稳定,就难以实现现代化。但是,如果对非稳定因素的处理不恰当或不得力。不能通过正确的政策和举措将其控制在一定的“度”里,也会断送现代化的前程。所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和艰巨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采取一系列得力措施,以政治稳定保证现代化的加速发展,以现代化建设促进政治局面的更加稳定,将政治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目标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之中,使两者形成良性互动。

(一)提高政策绩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政治稳定问题,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涉及到党和国家的政策取向和制度安排。其核心问题是通过提高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科学化水平,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是相辅相成的,保持三者之间相对的平衡可以保持政治稳定,加速现代化的步伐。促进政治稳定,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实现,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了,国家综合实力增强了,人民生活富裕了,政治稳定才有可靠的保证。如果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将政治稳定片面化、绝对化,以减小改革开放必要的力度、降低经济社会发展应有的速度、牺牲现代化的进程来换取暂时的稳定,这实际上是削弱了政治稳定的基础,最终必然失去社会的政治稳定。反之,如果改革的力度过大,发展的速度过快,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也容易促使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社会出现非稳定状态。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二)推进制度创新,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稳定机制

社会稳定机制是社会这个超级有机体对社会生活中出现偏离社会结构的正常状态时,用以进行有效调节,使之恢复正常运行的一种内在运作结构与方式。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而有效的社会稳定机制,不仅可以保持良好的社会政治稳定,同时也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公平分配机制是政治稳定的基础。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源短缺,资源和利益分配的矛盾比较突出,如果在分配上失去公平性,很容易导致矛盾的激化;再加上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和社会控制能力也相对较弱,各地区、各行业以及各阶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差异和矛盾。为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利益分配上要贯彻好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既妥善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又兼顾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

社会保障机制是政治稳定的保证。由于主客观原因,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明显存在的。为了保证社会上的老、弱、病、残、困等困难群体的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必须进行特殊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使每个社会成员具有良好的安全感和稳定感。 社会控制机制是政治稳定的抓手。可分为硬性控制机制和软性控制机制两个部分。硬性控制机制是指以法律为基础,以各级党政机关的管理为主体,凭藉国家机器来保证执行的政治稳定控制机制。软性控制机制是指以社会确认的理想道德为主导,以科学文化教育为基础手段,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来改善社会风气,规范个人行为的政治稳定控制机制。因此,要保持政治稳定,必须实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方略。

社会监督机制是政治稳定的根本。在社会上形成对党政机关、政治团体的监督系统。特别是对党政机关,一要加强系统内部的监督,包括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和专职机构(纪委、监察部门)的监督。

二要加强系统外部因素的监督,主要有立法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社会舆论的监督。通过健全对权力授予过程、权力行使过程、权力运行结果的全方位、立体式的监督制约机制,可以保证党政机关决策科学、权力运行的正确,从而促进社会和谐,保证政治稳定。

社会渲泄机制是政治稳定的阀门。社会渲泄,实际上是民众特殊参与形式和利益表达方式。当社会成员向政府提出利益要求,并希望得到充分的满足时,要有一定的渠道进行利益表达。如果没有适当的渠道让他们表达出来,就可能造成心理上的压抑和不满,积怨日甚,最终会引起动乱。所以,高度重视并着手构建一个顺畅便捷的群众利益诉求机制,建立“矛盾释放口”,让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地、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就等于在政府与群众之间安装了一个安全有效、双向互动的“缓冲阀”。我们要广开言路,运用沟通这个桥梁,消除社会误解,调整心理行为。建立健全社会沟通网络,如:人民信访制度、党政首长接待日制度、热线电话交流制度、电子信箱回复群众来信制度,做到上访与下访相结合、上情与下情相交流,使社会成员有话可说,有气可出,不满情绪得到宣泄。人民内部矛盾得到妥善的解决,社会矛盾就不会激化,稳定的政治局面就可以维护。

(三)加强党的建设,以执政党政治权威保持政治稳定

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秩序的安排首先依赖于坚强有力的政党领导。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系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化解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保证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实现政治上的稳定。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为政治稳定确定总的方针政策。要保持政治稳定,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把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法宝。为此,我们必须排除“左”右倾错误的干扰,努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大有效地行使最高立法权、最高任免权、最高决定权、最高监督权;进一步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在政治稳定中的作用;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实现全社会的团结和稳定,万众一心向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为政治稳定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政治共识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当前,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帮助广大党员、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使广大党员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浓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聚人心、统一意志,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从而为政治稳定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

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为政治稳定提供坚强的制度保证。党的制度建设最主要的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内民主决策机制,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这样,既能通过推进党内民主,广泛凝聚全党意愿和主张,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又能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避免本位主义、地方分散主义所导致的社会动荡。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为政治稳定营造严密的组织优势。通过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强化党组织的社会控制力,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维护政治稳定的能力,用强大的组织功能来保证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为政治稳定夯实广泛的群众基础。执政党的作风问题,也就是党的形象问题,关系到人心向背和事业成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使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歪风,克服种种脱离人民群众的现象,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忠诚地为群众谋利益,充分发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这种优势就是凝聚力之所在,是保持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的根本。

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为政治稳定净化现实的社会环境。腐败现象对现实的政治稳定造成了巨大危害,我们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反腐机制,使反腐败不仅不影响政治稳定,而且达到更加稳定的目的。要重典治腐,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以实际成果取信于民;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在治本上下功夫;要依法办事,做到有组织、有领导、有纪律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不能搞“群众运动”;要把握方向,防止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或敌对分子所利用。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的确有一些人妄图利用人民群众反腐败的激烈情绪,挑动事端,造成社会政治的不稳定。为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握好反腐败斗争的政策和方法,确保反腐败斗争在正确的轨道中运行,维护好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发展态势。

(四)谋求互利共赢,积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步伐,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政治稳定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邓小平以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卓越的外交家的锐利眼光审视国际环境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他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需要中国。面对世界格局多极化、世界经济全球化、科技发展迅猛化的国际形势,我们必须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争取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稳定发展的国际环境。当前,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首先要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同时,要按照趋利避害的原则,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的合作与竞争,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政治安全,更好地发展和壮大自己。

反对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历来是导致国际局势紧张、引发国际战争的重要根源。当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威胁。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霸权主义的直接受害者,少数大国到处推行扩张战略,运用各种手段向中国施加压力,甚至炮制“人权高于主权”等“新干涉主义”谬论。这表明霸权主义对我国的主权和安全造成了压力。所以,我们必须把反对一切形式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作为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任务。恐怖主义已经严重地威胁到所有国家的和平、繁荣和稳定。“东突”、“法轮功”、“疆独”、“藏独”等恐怖组织也已成为我国政治稳定的大敌。所以,我们要保持政治稳定必须全面加强各层次、综合性的国际反恐怖合作,防止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活动。

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由于发达国家在综合国力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依然存在。一些发达国家恃强凌弱、以大压小、以富欺贫,也就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中国具有全球性和地区性双重大国的国际地位,又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并在联合国事务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我们要利用在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局面,这不仅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而且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胡锦涛.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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