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以创立民主共和国为目的的辛亥革命就过去一百年了，下一个一百年也正式开始。这下一个百年民主在中国大陆的命运会怎样呢？中国未来要不要民主制度、能不能实行民主制度呢？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热潮即将消退之际，我们中国人似乎应该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一，民主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思考要从“定义”开始？因为在中国，乃至在世界各地，民主的含义各不相同。不明确什么是本文所说的民主，后面的要不要、能不能就无从谈起。

据说，民主的定义有一百多种。比较多的是“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但恰恰是这个定义把民主搞得没有了底线。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有几个国家不明确宣示自己是人民当家作主呢？因此，我们要暂时抛开人民当家作主的套话，从各国实践中概况出民主究竟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明确，这里界定的是民主的总的意思。我们知道，有各种各样的民主。就中国的语境来看，首先就要区分中国民主和西方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事实上，世界上还有拉丁美洲民主、东南亚民主、非洲民主，还有古代民主、现代民主，还有成熟民主和不成熟民主等等不同的民主。但是，不管那种民主，只要是民主而不是非民主，就有共同的意思，这就是上面说的“民主的总的意思”。那么这个民主的总的意思是什么呢？考察古今中外，任何民主都离不开下面三大要素：

1，统治权力相互制衡，没有那个党派、集团、个人大权独揽、不受制约。

2，统治的权力由被统治者定期授予，方式是选民投票。

3，统治者更替不使用暴力。失去权力的一方和平交权。即使出现问题，也不发动战争或起义，统治者也不用暴力去镇压被统治者，而是依法和平解决。

对于民主来说，这三大要素缺一不可：统治权力没有制约，一个最高领袖说了算，就是标准的专制，不是民主了。统治权力不是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神、血缘、传统，那也不是民主。光是宣称权力来自于人民还不行，还必须透过选民投票这种不可缺少的方式来体现权力来自于人民，才是真正的民主。最后，失去、获得统治权力都不能使用暴力，否则权力来自于人民也就不成立。总之，不管哪个阶级、哪个主义、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只要是民主，就少不了这三个要素。少了一个就不是民主。当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阶级的民主在形式、方式上会有所不同，因而出现所谓东方民主、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的差别，但不管差别有多大、性质有多不同，以上三大要素都是缺一不可。

按照对民主的上述定义，我们可以说民主并不仅仅是什么人类的“美好理想”，需要要为它抛头颅、洒热血。民主不过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政治制度，一种治理国家的方式。人类文明社会已有7000多年历史，直到二百多年前才开始出现民主政治制度（古希腊作为个案特例除外）。此后经历了二百多年发展，民主制度才从一、二个国家渐渐扩展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成为今日普遍的国家政治制度。为什么现在大多数国家都选择民主制度，而在一、二百年前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专制制度呢？对于这个问题也有许多答案，概括地说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

1，生产力发展，进入了工业化、信息化时代，一方面全球经济联系增多，出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市场经济逐步普及。经济发展让大多数国家的人民都比农业时代更加富裕，受过更好的教育，从而既有了分享政权的愿望，又有了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市场经济的普及要求更多的平等、自由，更多的依法办事，规则透明、稳定，从而要求政治更加民主。经济全球化也要求全球各国经济管理、运行的制度、规则互相接轨、彼此相近，而民主法治是经济发达国家通行的制度、规则，接轨就意味着实行民主法治。

2，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市场化时代一方面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利益集团日益增多，利益冲突普遍化，整个社会前所未有地多元化、对立化。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使用暴力解决阶级之间、利益集团之间矛盾、冲突越来越不受欢迎，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和平的、协商的、讨价还价的方式解决矛盾、冲突。而民主制度正好顺应了这样的要求。首先，民主就是社会多元化的产物。社会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阶级，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又无法调和、不容否认，形成了所谓“刚性化”的趋势，因此各个阶级、利益集团需要分享政权。其次，民主就是用和平、协商、讨价还价方式解决阶级矛盾、利益冲突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中大家依法解决冲突，用辩论、集会示威、投票、罢工等和平方式解决矛盾，而不是动不动拿起枪杆子发动战争解决问题。

3，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导致人类自身的进步，个人的权利意识不断觉醒，个人权利不断“刚性化”，人权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保护人权而不是践踏人权成为当代国家统治者统治合法性的一个来源。保护人权是执政者的掌权条件，践踏人权是执政者的下台原因。而只有在民主制度里才有保护人权的基础，专制制度必定是践踏人权的制度。

总之，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不同的个人、集团、民族，不同的地区、行业、组织各有各的利益诉求，不容抹杀。同时各个“元”之间的利益冲突无法调解，而社会又不接受暴力，于是只好用民主制度维系社会。而在一、二百年之前，上述各种条件都不存在，经济上大家都在农业时代，不少地方甚至是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社会结构相对简单，阶级分化、利益集团都不明显，个人权利也无从谈起。再加上传统社会暴力成风，处处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平协商无法解决问题。因此那时到处都有一个国王、领主、酋长一类的专制君主，到处都是专制制度。

一种政治制度的出现、成功，总是因为它解决了别的制度无法妥善解决的问题、危机、冲突。民主制度也不例外。如前所述，民主制度最大的成功就是妥善解决了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剧烈冲突与非暴力解决冲突的规则问题。民主首先承认多元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民主承认个人的权利不容侵犯，承认阶级有自己的利益、权利，承认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利益不容否定。民主也承认上述个人、阶级、集团的利益可能相互对立，因此冲突不可避免。但是，民主强调：第一，所有的利益、权利都必须合法。第二，解决利益冲突必须使用非暴力手段。毫无疑问，民主制度这种承认不同利益，用非暴力手段解决利益冲突的特点更好地解决了近现代以来人类面临的问题，体现了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不过一、二百年的时间，民主从一、二个西欧国家的个别政治制度，发展成全世界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反观专制制度，从过去被绝大多数国家奉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永恒制度，到今天被大多数国家所唾弃，不也说明专制制度已经过时了吗？

二，未来中国要不要实行民主？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现在有截然不同的两派观点。一派认为中国要民主。理由是民主是世界潮流；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有利于保护人权；民主适应市场经济；民主保障国家权力和平交替；民主有利于反腐败；民主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等等。另一派认为中国不要民主（当然，没有人公开这么说，但实质就是这个意思）。理由是民主不适合中国。中国的文化、传统不适合民主；中国国民素质不高，不适合民主；中国人口多、国土面积大，不适合民主；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适合民主。中国从未有过民主，一旦开始民主化，就会国家分裂、经济衰退、国力下降、发生内战、人民吃苦。中国现在没有实行民主（正统说法是没有实行“西方民主”）经济发展速度世界第一，国力增强，贫困人口减少，实行民主反而要丧失这一切。因此中国不需要民主（“西方民主”）。等等。

综观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都有从理论到理论的嫌疑。中国未来要不要实行民主制度主要取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而不仅仅是某些个人或集团的主观意志。我在《辛亥百年：民主的传入与尚未成功》一文中曾提出，一个国家靠自身因素实行民主制度主要有三个条件：1，一国在某一时期出现多个政治势力的均衡，就是在一段时期谁也吃不了谁；2，势力均衡出现后各方决定相互妥协、分享政权，而不是处心积虑一定要消灭其它势力；3，用暴力消灭其它各方后胜利的一方切实实行民主。在这些条件中势力均衡是前提，寻求妥协是关键，胜利者切实推行民主是保障。中国未来要不要实行民主，就看现在、未来会不会出现这三个条件。出现了这些条件，再否定民主也不得不实行民主；没有这些条件，再欢迎民主也无法让民主成真。

那么，中国未来会不会出现这些条件呢？首先我们要公正地说，中国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些条件。中国历史上势力均衡很少出现，较大规模的就是6次：春秋战国一次，三国、南北朝一次，五代十国一次，宋、辽、金、夏一次，北洋政府时期一次，抗战胜利后一次。六次均衡，从未妥协，最后都是战争决胜负，而胜利者无一不集权。但是，这些毕竟是历史上的陈芝麻烂谷子，跟今天21世纪的中国完全不是一回事。今天中国面临的形势已跟过去根本不同，套用李鸿章一句名言，今日中国真正面对着“三千年未有之新局面”。在这种新局面下，中国将会出现我们所说的那些条件。

中国今日面临的新局面，首先就是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从18世纪工业革命就已经开始，但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明显的加速度。到了今天，“世界是平的”已广为人知，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不想被开除球藉，就必须加入到全球一体化中，成为全球事务的一部分。而经济的一体化必然导致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等的一体化。虽然这后一方面会慢一点，但趋势是必然如此。这样的局面在5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其次，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道全新风景。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五十年前并不为世人看好。17世纪地球上几乎没有像样的民主制度，19世纪她仅在极少数国家存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普遍不看好民主制度，那时的理想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二战以后，大多数新生国家都自觉抛弃民主制度，选择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据统计，五、六十年代世界上某种程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数量超过了某种程度的民主国家数量。但是，从七十年代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民主制度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人民接受，到处都出现了要民主、争自由的运动。民主成了一个“好东西”。这股被亨廷顿称为“第三波民主”的浪潮已经持续了近四十年，在它的“裹挟”下世界上已经有三分之二、一百二十多个国家成为某种程度的民主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事情。2500多年前希腊一个不大的城邦国家雅典发明的选民选举领导人、领导人任期制等等所谓民主制度竟然成为地球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真是匪夷所思！但这却是事实。

最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尊重人权、保障人权成为世界潮流，对人权的保护成为一国政府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成为衡量一国政策、制度、内政、外交、战争、和平正当性的评判标准。人权不仅是一国的内政，也是全人类的事务。一个侵犯人权的国家可以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和制裁；一个严重侵犯人权的主权国家甚至可以受到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合法的”入侵，直到推翻这个严重侵犯人权的政府。这一切在60年前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人权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之前还几乎不为人所知。1773年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北美13州发布《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写到人人生而平等。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人权宣言》横空出世，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人作为人具有一些不被任何政府、机构、国王、主教以及法律、制度、文化、传统、习俗等等剥夺的权利。这就是人权。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尊重人权、保障人权还只是极个别国家、极少数人群接受并遵行的原则。世界大多数地方都不接受人权原则，不承认人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权利。许多地方甚至根本不知道人——每个人——还有自己的什么不可剥夺的权利。那时，大多数人都相信自己的一切，从生命到食物、住房、财产、工作、家庭以及幸福，都是某个神明或者某位领袖、某个政府、某种组织赐予的，自己只是它们的奴仆、工具，听它们的话，跟它们走，为它们增光就是自己生命的全部意义。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必说全世界为保障人权做了多少工作，联合国颁布了多少宣言、公约。只需看看今天世界上还有那个国家践踏人权而不受全世界的一致谴责，还有那个国家敢说自己不承认人权，就知道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在今天已经是举世公认的价值准则。

这三大潮流对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首先，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1978年，中国的领导人审时度势，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主动加入到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三十年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举世公认。中国已经成为一体化的世界中一个有机部分，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同样离不开世界。这种与世界联系的有机性、紧密性，是中国过去所从未有过的新局面。这种新局面必然会对中国社会产生新的、前所未有的影响。（当然，对中国历史熟悉的人也会知道，中国经常会被个别人绑架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逆天理之举。未来的中国不是不可能脱离世界、重回孤立、闭关自守。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不足以防止出现历史倒退。但如果倒退，中国人民必将付出更加巨大的代价，也可能是无法承受的代价，因而主张倒退的人一定会更慎重地权衡利弊。）

其次，第三波民主对中国的影响也显而易见。首先人们逐步接受民主，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国家领导人也正式宣告和谐社会必须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其次开始在一些地方进行民主试验，比如民主选举村干部。最后也逐渐淡化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对立，更尊重民主的本来意义。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上对民主的讨论更加普遍、丰富，而且大多数声音肯定中国应该实行民主制度。

最后，二战以来重视人权的潮流自然也影响到了中国，只不过这个影响比起经济全球化、全球民主化的影响似乎要小一些。只是到改革开放以后，人权才开始得到正面评价，并且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尊重。1979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签署了《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妇女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儿童权利国际公约》。这些都表明中国政府对国际人权公约采取了积极态度，为落实这些公约提供了可能性。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布的第一份以人权为主题的官方文件，将人权称为“伟大的名词”。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首次将“人权”概念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报告，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明确作为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目标纳入党的行动纲领之中。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再次在主题报告中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重申在“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综上所述，“三千年未有之新局面”在中国内部自然产生了影响，引发了社会的一些变化，例如，多元化局面有所发生。最明显的是思想多元化。虽然意识形态上还是抓得很紧，但已经不是一个声音了。社会力量也有了多元化的萌芽。不同利益集团，私人经济，流动人口，部分NGO等等，这在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再例如，人权意识开始萌芽。像孙志刚案、《物权法》的颁布、强拆中屡屡发生的自焚案件等等，都说明人权虽然还不能公开提起，但实际上已经发生作用。再例如经过几十年的和平教育，相互妥协、包容异见、告别暴力开始得到社会认可，通过各方退让达成妥协从而解决社会冲突的案例越来越多。今天的中国无疑是三千年来最最不同的时期。

但是，今日中国有没有出现势力均衡的局面呢？一个基本的判断是，目前还不存在。1949年之后，中国很长时期完全是一元化，一股势力独大。虽然阶级斗争不断、路线斗争不断，但都是一元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不是多元之间的利益之争。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一元化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体制外的相对独立力量逐步出现，并随着体制的宽容度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今后，随着上述世界新局面的影响，随着某些东西一旦出现就很难根除，体制外的相对独立力量将会顽强存在，并不断增强，不可避免地成长为一种独立的势力，并最终形成势力均衡的局面。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也可能很快。这要取决于体制的能量和独立力量的能量此消彼长的情况。体制如果一路顺风顺水，体制外就很难有机会。反之亦然。就目前而言，体制还没有面临立即改变的动因（尽管趋势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以来，体制的合法性随着经济发展有所加强。由于经济持续增长，一方面政府手中的财富越来越多，统治力更强大；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人生活有了改善；再有，经济发展稳定了就业，虽然工资很低，但总算有个工作，因而对体制的认同增强，改革体制的动因反而削弱。这些都掩盖了实际存在的许多严重问题，现行体制似乎更加巩固。改革似乎缺少了理由。

但是，第一，承载了合法性的经济增长又能持续多久呢？一旦增长不再，后果又会如何呢？有两种可能，一是极左抬头，回到文革，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维持合法性。二是分崩离析，陷入全面混乱。这两种结果肯定都是大多数人不愿见到的。避免它们的出现，就必须在危机出现前找到避免危机的途径。

第二，经济发展、富人和中产增多，也会导致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诉求，导致分享政权的诉求，导致法治的诉求。历史经验证明，多产者对权利、稳定、安全、法治的需求比起少产者更加迫切。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更高，民主法治意识、人权意识自然更强。经济发展必然促进交流、沟通、大众传媒的发展，知识、消息传播更快、更多，更难垄断。世界历史证明，总体上看，经济发展都是民主的推动力量而不是阻碍力量——虽然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第三，经济发展在今天必然是全面融入全球化之中，也就是说必然是全面对外开放。而开放的对象自然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而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民主国家，因此，经济发展必然是对民主国家更加开放。虽然对政治、文化、思想等等的传入会有许多严格限制，绝不会出现经济那样的一体化、全面接轨，但是，民主的影响肯定比不开放时要大得多。

第四，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比如许多人说的人均GDP4000到5000美元时，各种社会矛盾会集中爆发。要想平稳度过这一时期，实现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深化改革，选择社会最大公约数的制度、政策。各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表明，实行民主制度是化解矛盾、稳定发展的最佳办法。

第五，三十多年在集权之下经济的高速发展，累积了太多、太严重的社会危机，概括地说就是新的“四化”，即官员腐化、贫富分化、生态恶化、矛盾激化。从根本上遏制、消除这危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四化”，唯一的办法是实行民主法治，让权力受到制约，让官员依法执政。古今中外历史证明，其它一切办法都是扯淡。

综上可见，经济发展一方面化解了体制面临的一些危机，巩固了体制的合法性，拖延了民主制度的建设，但是另一方面又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不可避免地启动了进一步改革的进程，无可避免地走上了要么毁灭，要么民主化的道路。这就是经济发展的双刃剑作用。从这个角度说，势力均衡的局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至于势力均衡局面出现后，是某一势力处心积虑要消灭其它势力，实现自己独大，还是各派势力相互妥协、分享权力，以及掌权的一方是否实行民主，我认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现在，只要真的出现了势力均衡的局面，中国人民一定会选择和平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因为如果不这样，国内人民不会答应，世界的主流也不会答应。

至此，我们回答了中国未来要不要民主的问题。简言之，由于外部世界潮流的新变化，内部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一种多元的局面，也就是势力均衡的局面一定会出现，从而，中国也一定要实行民主制度。

三，未来中国能不能实行民主？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现有的舆论也是两大派，一派是否定派，一派是肯定派。否定派认为中国从来没有民主文化、民主传统、民主实践，中国的国情、民情（人民素质）决定中国不具备实行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否定派还认为，一旦强行实行民主，必然导致中国国家分裂、经济崩溃、社会动乱，甚至爆发内战、重现军阀割据，因此民主不可行。肯定派认为实行民主制度是世界潮流，体现了普世价值，没有国情、民情问题，任何国家都可能实行民主制度。中国现在经济比许多民主国家发达，国民受教育程度名列世界前茅，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媒体到互联网，实行民主制度已是大家共识，因此现阶段中国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制度的可能性。肯定派认为，只有实行民主制度，中国才可能避免国家分裂、经济崩溃、社会动乱，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两派观点针锋相对，很遗憾没有办法在中国大陆找个地方做一个民主实验，看看是否定派说得对还是肯定派猜得准。不过，虽然没法实验，但还是可以通过逻辑、经验、常识来分析、推理一下民主在中国的可能性。

我们在上文中提出民主制度的建立有赖于三个条件全部具备：1，出现势力均衡，2，各方实行妥协，3最后掌权者实行民主制度。这三个条件同时也是民主制度的基本可能性。

首先，只有出现势力均衡才可能实行民主制度。均衡就意味着谁也吃不掉谁，就意味着可能分享权力，各方可能共同参与执政。否则，强势的一方早就消灭了各方，无需分享政权。

其次，均衡之后不能妥协，不肯包容反对者、承认反对派，总是千方百计要消灭一切对手，实现专制独裁，这样的情形如何民主？因此，民主制度只能出现在均衡的各方放弃消灭对手，决定彼此妥协的时候。

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激烈斗争后终于执掌大权者决定实行民主制度，而不是利用手中权力铲除异己，自己专制独裁。这样，民主制度才可能成功。

现在我们进一步要问：势力均衡为何出现？什么原因导致各方妥协而不是消灭异己？为什么掌权者实行民主制度而不专制集权？弄清楚了这些问题也许我们就明白了民主制度的可能性问题。

势力均衡局面的出现原因很多，概况地看主要是三大方面：第一，其它势力由于历史和时势变化的原因而存在。例如，迫使英国国王签署《大宪章》的英国贵族就因为历史原因而始终存在，国王虽然处心积虑企图消灭这些贵族，但直到签署大宪章也未能成功。法国的第三等级则是由于新经济的发展而渐渐产生、壮大。北美的独立人士则是因为殖民地经济发展、北美天高皇帝远而逐渐产生、壮大。第二，由于某种原因，现政权出现危机，于是其它势力趁机坐大，终成均衡。著名的英国大宪章的出台就是这种情况。13世纪初期，英国国王的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权。但约翰国王掌权时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首先就是对法国的战争失败，引起了国内的不满。其次是因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跟罗马教廷闹翻了。教廷对约翰实施戒罚，而约翰又被迫认输。最后，人们对约翰继位有怀疑，认为他害死了另一个继承人、他的侄子亚瑟，不光彩地获得了王位。因此1215年6月10日贵族们用武力挟持了约翰，迫使约翰在限制王权的《大宪章》上签字画押。同样，法国大革命也是因为国王路易十六统治出现了危机。1789年路易十六的财政出现了大问题，为了向第三等级（新兴的资产阶级）多征税被迫同意召开三级会议，于是给了其它势力一次历史性机会，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第三，掌权者对其它势力的剿灭因为某种原因不成功，因而被迫承认了势力均衡的局面。英国约翰国王在《大宪章》上签的字墨迹未干就发动了消灭贵族的战争，不巧的是战争还没结束，约翰却一命呜呼。继任的小国王只得认可《大宪章》。法国革命时巴黎发生了群众起义，路易十六随即派兵镇压，不幸的是他的军队打不过群众，只好掉脑袋完事。美国也一样。北美十三州不听英国国王的话，国王自然派兵进剿。但华盛顿领导的民兵竟然打败了英国正规军，独立于是不可避免。

什么原因导致各方妥协而不是一定要消灭异己呢？主要原因是各方势均力敌，谁也吃不掉谁。换句话说，不是不想消灭异己，而是不能。英国国王也想控制贵族、打败法国、不理会罗马教廷，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他就是做不到。法国进入波旁王朝后朝廷一直十分强势，事实上也成功地专制独裁了几十年（“朕即国家”就是他们的名言），只是因为这期间第三等级也在快速发展、壮大，到了1789年国王终于控制不住而已。英国国王对北美殖民地控制也很严，波士顿发生“倾茶事件”、北美人民造反后英国也派了大量军队开始武力剿灭叛军，只是因为打了败仗，而且受到法国等的干扰一时不能继续增兵北美、继续打下去，才被迫同意北美殖民地独立。古代如此，现在也一样。苏联、东欧、韩国、台湾、南非、埃及，最后所以妥协、同意分享政权，无一不是相关各方打斗了几十年，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口，一时间谁也不能打败其他各方，被迫妥协。

最后，又是什么原因让最后掌权的那一方“登基即位”后实行民主呢？从各国实践看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追求民主的势力上了台，自然积极践行民主。再一个是大势所趋。各方互相斗争、冲突、暴力镇压了几年、几十年，还是不能一统江山，于是妥协，各方分享政权而不是一方独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掌权的一方执掌的已经不是大一统性质的权力，而是分权性质的权力，因此要想消灭其它各方并非易事，很可能行不通。相反，实现承诺、实行民主制度到可能“名利双收”。

综上所述，在一个国家、地区的某一特定时刻能否实行民主制度，基本上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现实社会中各种力量此消彼长的实践问题。根据这一观点，中国未来能否实行民主制度，也是取决于有没有出现势力均衡的局面，各方势力打斗了很多年肯不肯最终妥协，以及最后掌权者能不能不做袁世凯，真正建立民主制度。

中国目前似乎不存在势力均衡的局面。由于实行了大一统制度，一切社会资源、权力都掌握在一个势力，即政府手中。如我以前所说，整个社会就像一台巨大的吸尘器，把四面八方、角角落落的人、财、物等资源一刻不停地吸收到中央政府手中。在这种状态下其他势力很难成长、壮大，很难与政府“均衡”，更不用说谁也吃不掉谁——政府轻而易举地就把其他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或者招安、收编，纳入自己手中。如果这个体制未来也像过去六十年那样有效率，中国未来就不可能建立民主制度。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时间一长，事情就会慢慢起变化。大一统无疑能带来自身的长治久安，如我所说，它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治制度。但是，大一统的长治久安必须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环境中才有可能，它不能开放，尤其是不能对比自己先进的制度开放，否则改变迟早发生。大一统有二个根本问题：第一，它能有效地实现稳定但不能实现发展，尤其不能让老百姓致富。第二，它必然导致“新四化”，并且自身无法根本解决，负面因素越积越多，最终出现周期性动乱。在过去封闭环境里，大一统用改朝换代而不是更换制度的方式淘汰不胜任的统治者，保持自身的持续。但在今天对外开放的环境中，继续几千年的故事恐怕很难。为了发展，为了造福百姓，政府必须引进市场经济，引进法治，对外开放，融入世界；政府还必须调动最广大的民众的积极性，放给他们一定的权力，更多地保障他们的权利，同时，多少限制自己的无限、绝对权力。结果，社会无疑有了发展，百姓也更加富裕，政府统治的合法性进一步增强。但是，另一方面的结果也出现了：其它势力开始形成。此外，为了遏制“新四化”问题，政府也必须允许甚至鼓励民众对自己某种程度的约束、监督，而这也自然助长了其它势力的形成。总而言之，政府解决自身问题、维持自己统治的行为客观上培育了其它势力。这个看似矛盾的事情却是一切国家、地区转型的规律。这个规律深刻地表明，在今日世界，不分享权力，不还权于民众（被统治者），经济就不会发展，国家就不会稳定，百姓就不会幸福。

当然，其它势力的出现、形成甚至小有名气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代表后面必然会成长、壮大，形成势力均衡的局面。这当中快、慢，前进、倒退都有可能。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不知道具体情况。但我们知道，按照今天世界的情况和中国的情况，根据客观的规律，势力均衡的局面一定会在中国出现。

那么，未来中国出现了势力均衡后，各方之间有没有妥协的可能呢？从中国的历史来看，这种妥协很少发生。辛亥革命后，出现了短暂的势力均衡，但袁世凯、革命党都不肯妥协，终于民国空有其名。抗战胜利后也有一个短暂的均衡，但国民党、共产党都不肯妥协，要“宜将剩勇追穷寇”，将革命进行到底，于是中国与民主再次擦肩而过。但是未来中国未必如此。首先是时代不同了，和平发展成为主流，暴力相向消灭对手被全世界所不容。此外一个核大国的全面内战也难以想象。最后经济发展增强了各方讨价还价的底气和愿望，能用钱买到的一般不会动枪动刀，与其鱼死网破玉石俱焚各方都输，不如试试相互妥协保住各自既得利益合作共赢。这种想法或许会成为各方共识。

在妥协中最终掌权者掌权之后会不会建立民主制度呢？在中国过去的政治实践中很少有因为妥协而掌握统治权的。一般地，中国的掌权者都是杀遍天下无敌手的胜利者，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这样杀上台的统治者几乎不可能选择民主制度。但是，未来中国经妥协而执掌政权的统治者就很难这样。他如果不分权，不允许民众参与政权，就会打破妥协，势必引发新的纷争。实行民主可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也可能是成本较小的选择。

总而言之，按照现在的情形来看，未来中国出现势力均衡、各方妥协以及掌权者实行民主制度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比起不实行民主来看还是比较大的一种可能。但是，中国未来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不实行民主制度的可能性也是客观存在的，虽然可能性较小一点。

四，未来中国怎样实行民主制度？

未来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路线图今天还很难描绘。从历史、当下、未来时间三维，到国内、国外空间二维，再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四维，中国都充满太多的不确定，很难给出一个确定的民主路线图。但是，正如中国房地产一样，尽管没人知道它那一天降价，怎么降价，影响多大，但一定会降价大家还是一致公认的——包括房地产商自己。为了满足智力的偏好，我们不妨探索一下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可能路径。

从时间上看，中国的民主之路将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民主前期，第二阶段是转折点，第三阶段是民主巩固期。民主前期可能不长，几年，十几年。也可能很长，几十年、上百年。这要取决于政府势力与其他势力的此消彼长程度。如果政府做得很好，大多数人满意，其他势力就没有空间，只能长期小来来，不能势力均衡。如果政府做得不好，民众越来越不满意，其他势力就会成长、壮大，等到有点风吹草动就可能势力均衡。这时就面临第二阶段转折点。转折点意思很清楚，就是各方势力出现均衡，谁也吃不掉谁，于是必须分享原来政府独享的权力，允许其他势力参与执政。甚至现在的政府下台，失去执政权，变成在野党，其他势力掌权。转折点一过，就进入第三阶段民主巩固期。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民主制度的成功需要一个巩固期。在此期间民主可能倒退，甚至消失，有的时候会经历多次的拉锯战，专制集权的复辟随时可能。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五千年集权的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过程必然会一波三折。

从形式上看，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可能平稳转型，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权力制衡、权力分享，没有引发社会动荡。也可能经历长期抗争，经历较长时期的社会动荡。这时罢工、罢课、集会、示威时常发生，军警与民众街头对抗。从程序上看，可能自上而下。最高掌权者决定开始转型，执政团队总体拥护，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一气呵成，转型成功。也可能自下而上。民间、地方先行发动，逐渐形成社会共识，高位者顺应民意、把握时机，一举而转型成功。从爆发点看，可能是一位大智慧、大手腕兼具者碰巧掌权，于是“奉天承运”完成建设民主制度大业。也可能是一位能力不强但心肠很好的人在位，在风云际会之时顺应历史潮流而动，完成转型。当然，也可能是一位坏人当权，激发了社会矛盾最后被赶下台，乘势完成转型。也可能是下面长期累积得不到真正解决的矛盾因为某个事件突然爆发，引起全社会的反应，多次博弈后完成转型。也可能执政团队内部矛盾爆发，一时无法摆平，民间乘势而上完成转型。总之，民主制度的确立可能有多种路径，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中国的转型会以什么方式、用什么程序、需要多长时间、因为什么事情，完全由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无需现在胡思乱想。所以，关于中国民主制度建立的路线图讨论到此也就可以了。

关于辛亥第一个百年之后，第二个百年中国民主制度的建设问题，的确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至少在今天我们看不到什么答案。道理其实都清楚，问题是凭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