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始于让有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共同富裕，那么为何共同富裕要首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呢？另外，一部分首先富起来的人又如何带动大部分人富起来呢？
为何让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这主要是为了打破当时中国的大锅饭，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增加社会财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于私利和对自身幸福的追求，正是利己之心充分发挥了人们的积极性和能力的发展，由此使人类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如果压制和试图改变这种本性都是无益和愚蠢的，因为它只会阻止社会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那么人类的利己行为和动力又如何可以带动公益和转变为利他呢？这主要在于人类行为有一种交换的倾向，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交换关系，为了通过交换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就必须付出同等价值的东西，交换是平等的，除非一方是傻瓜或者一方是骗子和强盗，如屠夫和面包师为我们提供食物，不是出于他们的善良，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即从我们这里得到对肉和面包的支付。平等的交换使个人的私欲与利他和公益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正是因为如此，个人的努力将为整个社会和其他个人带来最大的利益，人们将以最有利可图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境况，同时也改善他人的境况。利己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它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影响人类的行为，自私自利的自由导致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资源的最有效利用。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前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使社会主义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即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进市场和竞争机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此打破大锅饭，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经济总量指标上，到2010年，中国GDP按照现有市场汇率已经达到6.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堪比美国罗斯福新政对于资本主义的拯救。那么这是否意味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中国找到了一种最理想的和最完美的社会治理模式？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中国引进市场机制，社会财富增加了，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这就是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大部分人还没有富起来，那么一部分首先富起来的人应该如何带动共同富裕呢？
如何共同富裕？目前中国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让首先富起来的人交更多的税，捐更多的款，即把富人的财富分一部分给穷人，另一种观点认为首先富起来的人应该做好自己的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制造更好更廉价的商品，同时增加出口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收入，以此达到国家财富的增加和社会的共同富裕，比较两种观点，显然后者更加理性。首先，共同富裕不是剥夺剥夺者，即把富人的财富分给穷人，或者向富人征收高额税收，或者让富人捐款，以此达到共同富裕，事实证明这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是走向共同贫穷的道路，由此中国可能回到30年前普遍贫穷和普遍平等的社会状态。其二，共同富裕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它应该建立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没有发展，就没有共同富裕，为什么30年前中国改革目标是发展，而不是共同富裕呢？就是因为当时中国贫穷，只能够做到共同贫穷，不可能共同富裕，而30年后因为中国发展了，所以共同富裕成为了中国转型或第二次改革的目标。除此之外，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有效把握两大比例的基础上，一是社会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即前者要大于后者，二是生产与消费的比例，即前者大于后者，唯有如此，共同富裕才有可能。其三，共同富裕不是绝对的平等，而是体现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不断扩大并成为社会的主体，体现于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的形成，而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依赖于现代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现代工业和制造业是中产阶级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而现代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依赖于企业家的不断创新和管理，企业家就目前中国而言就是那些已经首先富起来的人。现代国家财富主要是由企业家和现代企业创造的，没有企业家，就没有现代企业，没有现代企业，就没有国家财富，就没有中产阶级赖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所谓相对稳定和富裕的橄榄形社会状态也就不可能存在。对此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目前的状况，由于美国制造业的转移和外包，失业率居高不下，中产阶级失去生存的基础，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社会处于动荡的边缘。最后，共同富裕不是一个自然产生的过程，它需要政府的推动，首先政府应该作为制定者，进一步完善市场竞争的公平机制，中国一部分人之所以能够首先富起来，无疑离不开他们自身的勤奋与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但同时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没有当时政府对他们的优惠政策，他们是不可能首先富起来的。同样如何让大部分人富起来也需要政府的优惠和鼓励政策，应该做到机会均等，尽管我们不可能做到财富分配的绝对平等。其次，政府应该作为裁判者，对市场运行加以监督，确保竞争的公平与规范。其三，政府应该作为参与者，加强和完善教育，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推动共同富裕。
作者简介：鲍盛钢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
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
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
现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在加拿大海外集团工作
兴趣：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