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政府采用的救市法宝，中国也不例外。4万亿投资使国内经济体系避免了一次大衰退。不过，面对目前的复杂形势，中国政府显得有些左右为难了。在国内，通胀未见明显缓解，市场流动性却持续紧缩;在国外，欧债危机和持续低迷的美国经济，都让中国的决策者犹豫不定。

但有一股思潮认为，即使中国政府制定出合适的政策，也难以像从前那样立竿见影。原因是中国政府对经济和资源的控制力在下降。英国《金融时报》载文指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里，中国政府对经济信贷供应和信贷定价的控制从未像今天这样软弱无力。国有银行不断流失的存款养肥了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研究服务机构《中国投资参考》的数据，如今影子银行体系每月为中国经济提供的贷款金额已超出正规银行。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发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要受无监管的信托公司、钱庄、影子放贷机构和高利贷者的支配。

在安邦高级研究员贺军看来，这种观点很容易与国外唱空中国的观点形成共振，强化看空中国、中国将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悲观论调。的确，中国目前的决策机制出现了一些与过去不太一样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2008年救市的时候，中央是想通过信贷扩张刺激经济，这一点与地方政府大搞GDP的初衷高度类似，所以，当时资金的投放过程非常迅速。而如今，在房地产调控、土地整治、信贷投放、环保等等方面，央地之间的博弈始终存在。最关键的一点是，中央面临的压力是全方位的，所以对结构调整的推动越来越急;但地方政府只是负责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没那么多压力，自然想法就不同了。所以，讨论政府控制力，必须厘清中央和地方的差异。从普遍意义上来看，贺军认为，还是不能低估中国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掌控程度。迄今为止，中国的金融和其他资源还是牢牢地掌握在政府手里，只要中国政府愿意，还是能对中国经济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不过，不可忽略的是，不断加强经济资源掌控的代价是什么 中国政府在整体上对经济的控制能力是否在弱化 历史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任何试图强化控制力、试图全方位体现政府意志的做法都只能起一时之效，相反负作用却十分明显。过去的4万亿毫无疑问强化了中国政府的控制力，大量资源流入国有经济体系，却直接导致民间投资无门，最终形成了今天炒作之风愈演愈烈的同时，经济增长却出现乏力的矛盾。

而最严重的是，当政府在凯恩斯主义的主导下，不断试图强化自身控制力的做法必将产生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资源的集中造成政府患上“肥胖症”，效率低下、腐败横生，连税控打印机都要指定的社会何谈活力 另一方面，经济缺乏增长动力又给了政府继续积蓄能量以刺激经济的极好借口，财政收入惊人增长的同时还处处喊着缺钱，不就是明证吗

此外，全球化的发展也使得政府试图主导经济的思维难以奏效。制造业的全球分工和市场的全球扩张都会增加一国控制产业的难度，当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制造业回归”的时候，中国还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的规划不同产业的发展吗 而全球货币、商品和服务的日交易规模以万亿美元为单位，更是远远超出了任何政府的控制能力。中国政府在美国、欧盟继续向市场“放水”的时候，为何迟迟不敢轻举妄动 还不就是顾忌太多所造成的。

中国在近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市场化的改革严重滞后，这使得中国经济中的“政府特色”和“国有特色”进一步强化，一到全球经济形势出现变化时，问题就会暴露。就此而言，金融危机只是起到了一个触发作用。所以，如果沿着“刺激、收权、再刺激、再收权”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市场僵化、成本高企的问题将严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正如洪水来临时，不断筑坝一样治标不治本，反而会使情况越来越严重，今天的政策效果其实正是未来的政策成本。

在贺军看来，只有强化改革才是唯一出路。中国现在面临两种改革：一种是政治体制改革，但现在看来很难;另一种则是经济和市场领域的“再改革”，核心是打破垄断、推进市场化。10日晚间揭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反映了这一趋势。获奖者之一、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的成果恰恰就是理性预期的倡议者，主张政府政策无效论，应该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不过，这一改革的滞后往往被经济增长的华丽数据所掩盖。但问题如果存在，就终有掩盖不下去的一天。

最终分析结论：

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极大的考验着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整能力。但调整不等于控制，任何试图通过控制资源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做法最后都会收获更多的麻烦。只有放权于市场，推动市场化改革，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作者系安邦咨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