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看，建国以来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变迁，甚至不是割裂的计划一市场两分法所描述的黑白两极，而是互为因果、互相依存的一整段历史时期；而所谓的“转轨”和“过渡”，不仅是经济组织形式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更是我国在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突破经济组织方式桎梏、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重塑我国的微观经济主体和宏观经济制度。在“十二五规划”行将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揭开崭新一页的今天，重新认识经济转轨的涵义，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一、转轨的实质
如我们所知，微观经济主体间最基本的联系纽 带是交易。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个体间通过持续不 断的相互交易形成市场，以商品价格为代表的交易 者信息得以在市场中产生，并不断随供求变化，这构 成了市场的信息基础，它一方面即时反映着宏观经 济结构的基本状况，另一方面也成为微观主体进行 下一次交易决策的主要依据。然而，在前现代经济 条件下，受交通条件和信息传播水平约束，经济组织 形式以区域内的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经济交易大 体上局限于交通和通讯条件允许的一个较小的、相 对封闭的区域之内，跨区域的交易受到先天限制，交 易基础乃至经济秩序则主要建立在威权基础之上。 在经济史学的文献中，这样的经济组织形式通常被 称为“采邑制度”：上述交通和通讯条件约束下的较 小的封闭性区域，即为一个“采邑”，采邑内经济是自 足的，跨采邑的经济交往则是成本巨大且高度不确 定的。采邑制度既包括中世纪欧洲的农庄经济，也 包括我国传统的“小农经济”。
在采邑制度下，交易规模和市场半径（即价格等 交易者信息的作用范围）呈现出强烈的正反馈和自 强化的特征：作为外部条件的交通通讯方面的先天 约束给了市场半径一个初始限制，而市场半径的有 限又使得价格信息的供求反映功能受到较大的范围 限制。价格信息既然仅能反映采邑内的供求状况而 无法及于采邑之外，则每次跨采邑交易均无现成的 信息依据，只能通过反复议价才有可能达成，其交易成本将非常巨大，且须当次消化，无法分摊到后续的交易中去承担。这显然将极大地阻碍跨采邑交易的实现频度。进一步，一个较低的跨采邑交易频度又会反过来影响市场半径的扩大和价格信息市场反映功能的发挥：由于交易主要在采邑之内进行，因此微观经济个体缺乏有效激励去推动采邑内的市场规则和约束力向更大外延扩展，而主要注重于通过个体身份的识别和判定来进一步降低采邑内交易成本，于是采邑内的经济规则表现出很强的路径依赖特性，诸多默示规则因此产生，并上升为文化传统。不同采邑的文化传统跨代承袭和制度化使其彼此差异日益扩大；这又使得上述的跨采邑交易成本进一步提高、实现频度进一步降低，从而最终形成图1（虚线框内）演示的正反馈。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这样的经济基本条件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施政者，势必都倾向于采取诸如户籍制度之类的限制民众跨地域流动的政策，以减少施政的不确定性，并避免因个体发现不同采邑生活状况差异而导致的社会不稳；这些政策几乎无一例外地进一步加剧了上述的正反馈。
采邑内部的市场主要由人格化交易构成。所谓人格化交易(personalized transaction)，系指“建立在个人之间相互了解基础上的”交易。如上所述，通常一个采邑只是传统的交通方式所能达到的一个较小的地域范围，它所包含的个体规模是相当有限的；这些个体因持续的日常接触而形成一种“每个人认识每个人”的人际关系，进而经济交易也得以采取面对面的(face to face)、心照不宣（也很难化为言辞或文字）的默示规则进行。在这样一种市场环境下，个体的具体身份(status)是极其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对个体从属于该采邑内的这一具体身份的认知，才使其获得被纳入采邑内市场的资格。进一步，由这一默示规则出发，采邑内逐渐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和对彼此的信任，甚至上升为惯例或文化而得以跨代延续。通过这种途径，采邑内个体相互交易的成本大大降低，交易规模得到了扩大。简言之，采邑经济模式以基本上放弃跨采邑交易为代价构建起采邑内的默示规则，并通过人格化交易将采邑内交易规模推至极大化。
中国漫长的王朝时期就经济史角度看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小农（自耕农）经济和农庄经济交替出现的历史，这使得采邑制度下的正反馈在我国体现出超强的跨代沿袭特性。经过两千多年的不断自强化，其对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影响之大是难以估量的。可以揣测，如果没有外力的强力介入，这一正反馈的破坏是难以想像的。然而，鸦片战争以来，不断遭受的外部冲击使得国家和民族的存续面临重大威胁。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继续延续自给自足的采邑经济，将无法扩大社会分工的范围和精度，无法构筑类似于西方的现代工业体系，也就无法生产出能够抵御外国入侵武力的“坚船利炮”，无法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国家民族将走向末路。在此现实而紧迫的威胁下，在这些先行者们或有意或无意的共同努力下，采邑制度的自强化机制逐渐消失，正反馈也面临不得不破的境地。鸦片战争之后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就经济意义上看，都可视为作为一个经济体存在着的中国为自己寻找一种更适合时代和自身发展的存在方式的尝试；而这一尝试历程又是在一种学习一试错机制下进行的，是在路径依赖与路径歧异效应间不断调校的过程。
以此视角考察我国的经济转轨，笔者认为，建国后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化大生产改造与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努力，在一个更长期的尺度上，其演变方向的一致性更甚于其具体形制上的差异性：在宏观上它们共同推动着分而制之的采邑向全国统一的市场演化；在微观上它们则共同推动着个体交易“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因此，所谓“转轨”和“过渡”，绝不仅仅是计划经济一市场经济的简单切换；相反，从某种意义上看，建国以来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变迁是互为因果、互相依存的一个逻辑链条，是我国在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突破既有的采邑制度影响约束、实现“经济组织现代化”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重塑我国的微观经济主体和宏观经济制度。粗略划分，我们仍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一分界线：在此之前，是上述转轨的条件准备阶段；在此之后，则是转轨的实现阶段。
二、转轨的条件准备：1978年前
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中国经济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农业经济：89.4%的人口居住在几乎与外界隔绝联系的封闭性农村中；工业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仅为12.6%。在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后的1953年，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推行计划经济，试图逐步建立起全国统制性的经济计划体系来统筹经济发展。与绝大多数新兴独立国家一样，新中国把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的推进视为国家强盛的钥匙。如果我们屏除当时政治口号和政府文件表达方式的干扰而深入考究此时的经济发展逻辑的话，不难发现，这一努力过程试图摒弃的绝非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在这之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远远未曾作为经济体的主要模式被建立起来，而是采邑经济。具体而言，就国民产业结构看，是试图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仿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重工业基础，推进经济加速进入工业化进程，促进社会分工加速发展，从而内生出跨采邑交易的需求；进一步，在经济组织上则通过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集中统筹的中央计划作为突破人格化交易基础的武器，以政令和规制强制性地破除采邑之间的壁垒，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调配经济资源。然而，如上所述，在采邑制度的正反馈中，文化因素起到一个很重要的软性纽带作用，要从根本上动摇这个正反馈，还必须有一个替代性的意识形态体系以取代采邑内的默示规则以及建立在个体身份地位基础上的文化传承。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东国家，总是伴随着意识形态层面的全民改造尝试；中国甚至将之全面扩大化至号称要打倒一切传统价值的“文化大革命”，就经济史意义上看，正是合乎逻辑的。因此，就经济学逻辑上看，所谓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信条决定的，而是一个采邑制度国家在短期内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转轨所必然要采取的手段。这也解释了一些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在采取相同的经济发展战略时也有类似的政策环境和行政管制。
凭借上层结构借助行政指令和政治压力，我国 在计划经济时期确实在许多方面突破了采邑经济固 有的地域限制和文化藩篱；借助罕有的中央威权和 政府执行力，扫除文盲运动和普通话推广运动取得 了卓越的成效，这甚至部分改变了我国采邑经济得 以延续的外部条件。然而，由于成熟的微观基础和 其他相应外部条件准备尚未就绪，以威权政治、经济 计划和文化革命为主要手段的强制性转轨并未获得 预期的成功；以本土主义为特色的采邑正反馈固然 被打破，但其深远影响显然不可能在短期内被根除；并且涵盖全国范围的经济计划也被证明是低效率的，从根本上抑制了微观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滋生出许多新的问题。在1978年前，尽管我国几乎集全国之力去推动现代工业基础的构筑，将重工业产值在工农混合产值中的比重从1952年的15%提升到20世纪70年代的40%，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基本经济结构状况：建立在社会大生产和专业分工基础上的工业化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并未占据主导力量；相反，以采邑内经济资源为唯一生产资料、自给自足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业生产则无论在人口上、还是在经济比重上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1978年我国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仍有28.2%，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更高达70.5%，均呈现典型的前工业化时期特点。而在前工业化时期，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分工的发展还未能形成突破采邑地域限制的足够内生驱动，这就使得整个市场半径缺乏足够的内在扩张动力。
尽管如此，简单割裂“改革前”和“改革后”为两个经济时代，将问题全归罪于改革前的政治强权式经济体制，将经济成就全归功于改革后的市场经济的构建努力，无疑仍是片面而肤浅的。事实上，改革后经济建设成就的取得，更重要的是改革后(见图1)采邑经济正反馈的逐步瓦解，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半径的极大扩展，与改革前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准备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又不失为成功的：它虽然未能就此完全屏弃采邑特征和与之相对应的、以封闭和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前工业化经济面貌，但它为正反馈的最终突破准备了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