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印度和美国发生了政治僵局令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陷入了瘫痪，一向思路清晰的两国领导人——借用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的说法——完全缺乏坚定的信念，而错误、肤浅的舆论却充满狂热。事实上，这样的激情并没有消退的迹象。

美印狂热反对派的认识误区

在美国，有些经济知识盲，在目睹企业纷纷裁员、房贷断供而房屋被银行收回的悲惨景象，以及美国国际地位江河日下的同时，却仍一边从鼓吹财政清廉的过时主张中汲取狂热，一边紧抓圣经，拥护对美国宪法的幼稚解读。然而，他们的做法只会让美国经济越陷越深，令复苏更加困难。就连赞助他们的厌恶税收的金主们，也在赞赏这群乌合之众捍卫其财富的同时，开始担心这种错误观念是否给投资环境和股票价格带来太大冲击。

在许多支持和期待下于2008年当选总统的奥巴马，现在就像被车头灯照着的野鹿般不知所措。他知道经济的短期需要与处理国债的长期需要不同，但是却无力提供果断的领导。他寻求妥协的错误举措只会进一步激起反对者的狂热。

曾经享有诚实、睿智声誉的印度总理曼莫汉星如今也陷入困境。在面对同样蛊惑人心的民粹运动时——由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尔（Anna Hazare）发起的反腐败绝食活动，不久前才在混乱中达成的不稳定妥协结束——采取了反复无常的举措。在义愤填膺地挥舞着旗帜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博取轰动新闻的媒体的怂恿下，哈扎尔用尽一切手段想要继承圣雄甘地的衣钵。然而，他虽然善于模仿甘地的虔诚，却不具备甘地的根本智慧。

基层官员腐败（警察、法院和政府文员）在印度一向很普遍。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是导致各种腐败日益猖獗的部分原因。土地、矿产和碳氢化合物等公共资源和电信频谱的价值迅猛增长，在控制这些资源的争夺战中，商人们开始寻求捷径。

腐败愈演愈烈的另一原因是竞选开支激增，政客因此从商人那里募集资金，并承诺为他们提供补偿为交换条件。印美两国都不为竞选活动提供公共财政支持，但在美国合法的大笔企业竞选捐款，在印度往往是非法的，因此印度企业都是暗地里为政党提供这些捐款。

但印度的反腐败运动没有对准腐败蔓延的结构性因素，相反却哀叹世风日下，要求加设依靠严刑峻法来进行监管和惩罚的政府机构。对民主进程缓慢感到不满的城市中产阶级，转而信奉圣人和他们的神秘配方。就像美国的情形一样，公众的愤怒不知怎的从行贿的富人身上转向了腐败的政客。

慎防民粹运动对民主制度的影响

美印两国都需要思考如此愤怒的民粹运动对民主制度的长期影响，尤其是印度。因为印度的竞选活动活跃，一般人参与的热情也比美国高。与此同时，印度的其他民主机制又不够健全，有些甚至无法正常运转。另外，司法程序过于缓慢，偶尔还会发生贪污现象。

在人群的欢呼下，民粹分子批评当选的政治人物是小偷和劫匪。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同时也贬低了代议政府的制度和程序。就在不久前，非洲、拉美和南亚等地区的这类普遍诋毁，往往让民粹独裁主义更容易掌控权力。

事实上，“哈扎尔就是印度，印度就是哈扎尔”这句广泛流传的口号，让人们回想起1975-1977年英迪拉•甘地紧急统治下的一些黑暗岁月。当时，她的追随者喊的是“英迪拉就是印度”的口号。但这些口号贩子忽略了印度的极端多元性。包括印度1.5亿穆斯林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就公开反对哈扎尔的活动。

一名贱民（印度古老种姓制度的最低阶层）领袖担忧哈扎尔的成功，会鼓励一些多数主义者领导人发起更大规模的运动，要求废除让低种姓民众获得一些尊严的现有保护性权利和反歧视雇佣政策。一些非政府组织领导人也抗议哈扎尔的要求，替代了他们截然不同的反腐败目标。

在人口众多的国家，要吸引一批人并非难事。电子媒体更是特别注意挥舞旗帜和拥护民族主义事业，看起来色彩斑斓的民众。一名记者便指出，当40万群众（数目远多于哈扎尔在德里的追随者）于1998年5月在加尔各答游行抗议政府的核试验计划时，媒体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

即使几乎所有人都支持某项运动（美国或印度最近的政治运动皆非如此），民主在程序和参与层面仍然存在着根本的冲突。除选举改革外，政治参与和民怨表达的渠道，都必须得到在一定程度上不受政治斗争影响的制度和程序的平衡。

当然，代议制政府有时的确反应迟钝，特别是在选举间歇期，但直接民主却并非解决之道。美国加州于1978年举行全民公投通过房地产税顶限法，结果导致州政府运转日渐失灵，就是明证。像哈扎尔那样以绝食扰乱公共秩序并威胁仓促通过立法的行为，也绝非解决问题之道。

世界两个最大民主国家的多数民众都明白民主无法提供神奇的解决方案。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悲的问题，在于太多人愿意尝试病态的权宜之计和捷径。　作者Pranab Bardhan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英文原题：Democratic Hysteria，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