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中国模式”在世界舞台中的崛起，“双面中国”的形象也愈发在国人心中震荡：一方面，三十年改革开放实实在在的经济成就令国人走出百年匮乏，作为人权内在前设结构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得以切实保障，国家形象建构与民族软势力输出成为几代国人复兴之路的时代强音；另一方面，自1840年以来饱受百年欺凌的古老中国，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以自强，历经中西体用之争而后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进而彻底引进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标志的西方学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事实上从未逃离西方以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社会世俗化、文化合理化为特征的现代性轨道，由西方现代性梦想所形塑的青春中国，客观上注定今日中国学术亦步亦趋于西方主流而难有真正的思想原创，由此，遭受百年欺凌从而被迫打开国门进而全面学习异邦的历史事实会碎片状地浸染到今日国人深埋的民族自卑情感中，在学术精神图式中不免陷入深层矛盾，既呼唤今日中国出现自己独立的思想大师，进而以平等身资对话于把持世界话语与学术规范的西方，同时又不免无意识的以西方标准的中国化为依据而独断。今日中国大师之追问，事实上早已超越了其本身的问题所指而衍变为一种隐蔽的新中西之争，当然这个新争论内在地包纳了中国社会三十年中客观生长的诸多深层危机与弊病。
[关键词]中国大师； 屏蔽社会；今日渐行渐远；文化所指；思想望远镜
读完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由希拉•斯劳特与拉里•莱斯利合著撰写的《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一书之后，联系到“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一公共性热门困惑，由此展开了对中国大师问题的系列深思[1]，本文试图在兼顾中国大师本体问题讨论的基础上，从中国公共困惑的危机治理角度去阐释今日中国大师这一公共命题。
一、“大师”：今日何以渐行渐远？
如果我们并不打算在廉价的意义上使用大师一词的话，就必须首先给大师一个准入标准较高且相对清晰的界定，否则由大师所衍生的系列问题都将注定陷入结论迥然的彩绘化尴尬之中。显然，要准确的定义大师并使每位读者满意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因此对大师的本质主义定性就需要笔者将大师内涵建基于其不是什么的反向诠释基础上。从一般意义上来追问，大师是否应是德学兼备之人？大师是否应是知识分子？大师是否必须首先是言传身教的老师？大师是否必须是原创学术？大师应该由谁来认定？大师被认定的标准为何？大师的内在生长逻辑是可以被蓄意建构与体系生产的吗？大师的社会认同是否一定具有普遍性且是否为一般公众所共同熟知？大师是否是人类每个时代都必定拥有的客观社会资源？对大师的以上追问实质上是要回答大师的德、学、名、份、业、绩、格等系列问题。中国人的大师情节事实上被传统的圣贤崇拜所同质化了，因此大师一词被象征所指为学术与道德的绝对完人，这实质上是对大师本身的苛刻，大师主要是就学术思想而论所得出的概念，它本质上是无关于公共精神与世俗伦理的，开创20世纪现代西方哲学崭新路向的大师海德格尔，其一生也没有为自己给纳粹服务的行为忏悔，显然这是有悖于公共精神的，若以大师的完人高标来审阅海德格尔，那么海德格尔注定也难忝大师之列，同样再以世俗的道德伦理标准来检视存在主义之父克而凯郭尔、德国古典主义大哲谢林、后现代主义的大师福柯，他们无疑都不能再称之为大师了，显然，严格意义上的大师仅仅与学术与思想有关，不能以所谓的道德高标来裁剪和遮蔽大师本存的光芒，但是在中国语境下，我们又必须将大师渴望还原为圣贤崇拜，可见大师本身需要做中国语境的独特性处理。在“50年中国未出大师”振耳发馈中的呐喊声中，我们的大师追问显然已经被固化为即定的知识分子，似乎大师注定是以知识为业的一群职业知识人，这明显从前提处屏蔽了艺术界、体育界以及劳动技能界出大师的可能性，艺术大师、体育大师以及各类技能大师都被国人单一的大师习惯思维屏蔽了，大师实质上被绝对定格为学术大师，由此可观，《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大师“在学术、艺术等方面名望大、造诣深的人”的定性明显是泛化了习惯性的生活概念而难以去适应日常实践了，否则赵本山、刘翔、姚明理所当然该被称之为大师，那又何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的尴尬追问？显然，不廉价使用大师一词的高准入标准应该将大师有意窄化为学术大师，而学术大师注定是以知识为业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卓越政治家或者成功经理人。既然大师的前提是知识人，那么知识人的线性联想不可避免的让国人将大师归类为老师中的佼佼者[2]，这里的老师一方面指作为职业的教师身份，另一方面则指作为属性的教师功能，前者教书为业，后者育人为本，前者以传统的书斋式积累型传播为主，以固化的教室为场地，而后者则以开创崭新的学术思想以引领时代和服务人类为主，以研究室与公共空间为场地，因此前者多为教师，而后者多为科研人员与公共知识分子，显然在当前的中国语境，后者更具有大师生成的合法性，而前者难以被公众认可为大师，若前者要被认可为大师，必须要求其首先是作为后者中的杰出人才，这进一步深化了大师的追问，大师是否必须是原创学术？若作为积累式的书斋式传统学人，能否成为大师？很明显这初步触及到了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一尴尬命题的根本，中国学术历来重积累和强考究，五千年华夏学术，尤以史学和经学见长，其内在的深层逻辑正是书斋积累式，故清末民初中国从西方引进现代学术规范体系以前，按今日大师合法性认同来检视，中国大师者实在寥寥，众览五千年华夏，仅春秋诸子、两汉经学、宋明理学、阳明心学等等可为大师，除春秋诸子纯粹原创以外，其他时代能流传至今的学术与大师无一是完全守成的，尽管其绝对原创的能力远不及前辈诸子，但在原有经典文本上的意义再注使的他们也终究成为了学术大师而扬名千古，尽管如此，继诸子百家争鸣之后中国版图上真正的第二次群星辈出的时代依然是清末与民国时期，原因在于知识人在本质上更易因原创学术的开创而声名远扬进而成就大师之业，塑大师之名，可见，正是现代学术规范、体系与方法论的中国化引进、开创或者与中国传统知识论的融合成就了民国时期苒苒生辉的大师们，这是一种全新的学术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胜利，所以，大师的生成不一定非得绝对化的革命性原创，对原有体系、文本的再诠释、意义再造和深化研究也能够造就学术大师，但这样造就的大师合法性及其认同度远远小于绝对的革命性学术原创，中国春秋战国之后到清末明初的数千年间，大师寥寥的事实即证明了此，因此，在现代学术规范体系、方法论被民国大师引入中国并革命性地开创了一条我们今天也必须顺之前行而尚未被超越的学术范式后，尽管今人各领域的成就早已超越开拓者了，但是今人仍难以名正言顺被公认为学术大师，这正是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的主体性原由。当然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还有诸如大师认定主体、认定标准、认定规范等客体性原由，因历史原因而割断与传统学术联系的今日中国在深化沿袭现代学术学科规范体系下的学术创新注定难有自己独立的精神家园，民国大师们尚且可以将西方学术与本土思想深度融合进而做出独一无二且精彩绝伦的中国学术，那么今日的中国学人则只能亦步亦趋于西方学术，在西方所导引的现代学术规范话语下苦苦挣扎努力求学，并套袭西方学术规范与思想来解读与分析完全异于西方世界的古老中国版图上的人与事，这种与传统难以接续而只能全盘移植西方规范的现代中国知识人生存特征注定了中国大师只能是西方学生，学习西方先进学术当然无可厚非，关键问题是这种因多年学习而形成的未断奶学术心态又进一步阉割了独立的绝对性学术原创的勇气与锐气，这种学术心态由个体不断推延，进而成为中国学术共同体普遍的学术心态，而未断奶的学术心态注定中国知识人敢为大师的心态普遍侏儒化，且即便真有了敢提出学术原创的中国知识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普遍侏儒化的自卑情节又不敢予以确认，甚至极尽打击之能事，因为其个别锐气知识人的原创体系与思想或许完全不同于学术共同体早已被西方现代规范驯化了的所谓现代学术标准，把持大师确认权的这个虚拟共同体完全可以以“学术平庸”或者“政治不正确”的名义对潜大师的原创学术思想予以谋杀，由此可见，“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一个复杂的内外交困、主客二悖的艰难困惑，这正如北京大学赵敦华先生所论：任何问题的提出都有一定前提，为什么没有出现学术大师这个问题的前提，部分是事实，部分是假设[3]。
二、“大师”沦为中国“传说”的文化所指
“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的这一殷殷追问，实质上衍射了当今中国社会诸多深层而复杂的文化现象：
一方面，大师的渐行渐远折射了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民族脊梁其公共精神的集体颓废，特别是80年代后的二十年，今日的中国学人早已远离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指现实生活的批判者、先进思想的代表者和时代发展的引领者，以“五四”知识分子为代表标志中国有了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4]），二十年来中国学人的习惯态度是以晦涩的学术研究之名逃避公共责任与公共话语，或者以“大众通俗”、“日常消费”、“文化产业”等知识工业生产为名阉割公共价值情怀与推卸公共危机的思考责任，这样的直接后果是解构了中国学术存在的实践意义、阉割了中国学者知识创新的价值理性、割裂了中国学人与中国普通民众的精神纽带，这成为“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一普遍性公民疑问得以鲜活的学术生态，实质上，普通公众并一定真的在呼唤中国大师的诞生，而是哀叹与圣贤精神同质化的大师精神，换言之，也就是中国学人传统朴实的独立之学术精神为何远逝？实质上今日中国经现代性洗礼而逐渐催生、萌芽、塑形进而发展而成的新型知识分子之所以令公众难以满意，其本质上正是因为没有摆脱传统社会中中国知识分子因命运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从而造就的依附性生存方式[6]和非独立人格的弱点而造就的，圣贤精神很大程度上是被我们主观美化的“远古乌托邦” 以用以批判当世社会的思想武器而已。
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普通公众所面对的社会从三十年前开始的“增量互利”型改革已经走向本世纪“结构排他”型改革，在这个深化改革的转型艰难期，因资本利益分散化、社会结构碎片化、权力政治祛魅化以及信息网络瞬时化四重交叠的社会发生机制，注定必然直接导致中国社会传统共同话语的流失与共同理想信仰的缺乏，而话语交融与信仰共振的不可能性进一步加剧了解答中国时代困惑的频率与难度，三十年西方存在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全面热销也促使中国普通公众内心深层的虚无主义与怀疑论，而社会公共思潮愈加如此，饱受圣贤崇拜和思想一统影响的中国普通公众也就愈加渴求本土的“超人”式大师能尽快横空出世而将数亿万蚁民从精神虚无与彻底怀疑的精神困顿中拯救而出，以使大众得灵魂安宁与内心平静。
三、仰望“大师”：从今日中国社会土壤的结构分析开始
正如鲁迅先生所论“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 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大师”的深层追问必须要引入对今日中国社会这块培养中国本土“大师”的土壤追问开始，今日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民间社会的构序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逻辑转型，传统意义上以单位为进途而实现政治社会化的个人已经被市场的资本逻辑所切断。在面对私人资本自由漫溢的巨大利润诱惑时，组织化的个人纷纷或自愿（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下海热”）或被迫（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下岗风”）逃遁出公共组织（如单位），组织作为社会小共同体以保卫个体承担社会公共风险的能力被弱化：一方面，被产业化和市场化治理机制调整后而建构起来的新社会组织其唯一的生产职能就是实现资本的自我复制与升级；另一方面，更多的原组织中的社会个体被私人资本残忍角逐的利益聚合链所击碎，不断变成需要独立承担社会风险的被裂化了的原子型个人。
三十年来，个人参与社会并形塑社会的能力显著增强，以私人资本为注脚而被区隔出来的新富阶层作为社会精英不断膨胀并逐渐把持了社会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以媒介、广告、建筑、时尚、品牌等为意识控制工具而钳制了被原子化分割了的社会个人，缺乏小共同体组织生存形态的基层原子型个体很容易被这个强大的资本化的意识控制工具所控制而丧失社会基本反思能力。因此，在面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时，缺乏小共同体组织风险过滤的原子型个体不得不提高警惕，一方面，社会风险责任承担的主体绝大多数将被个人与家庭百分之百地吸收，没有任何小共同体（如单位）的风险缓冲或者缓冲的能力杯水车薪；另一方面，被资本与权力霸权所控制的社会阶层流动逐渐在2000年后出现了板结化的趋势，原子化的社会个体在严峻的风险自理中通过奋斗再实现阶层自由上升的机会成本更高。基于此，国人从2003年“非典”时期的“抢口罩”、“抢板蓝根”事件到2011年日本核辐射时期的“抢盐”事件，无一不在爱护生命、保卫健康的表层现象中折射出中国社会三十年整体构序结构与个体生存逻辑的深层变迁，由此变迁所导引的社会集体心理即是：期待大师作为社会的“思想望远镜”，从而得以帮助原子化的社会个体走出“屏蔽社会”而认识真相，进而让今日断裂社会中以原子化个体存在的人们生存成本得以降低。从中国三十年社会构序结构与个体生存逻辑发生深层变迁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社会，那就是现代资本已经将现代人从组织化的安全堡垒中彻底原子化，原子化的个体（个人与家庭）无力单独应对巨大的群体式社会危机，社会危机的“软着陆”一方面需要强化政府的公共责任与权威，另一方面则必须有赖于作为专家的“大师”，能以各种小共同体式公共组织社会与微观社会公共组织重塑的形式，去独立而负责任的揭弊真相，以弥补公共危机中政府公信力的不足以及监督政府和预防政府的不作为或者行政作为的不合理，以此在当今开放社会中，形成社会稳定的三角力量结构之一，另两方面来自于政府和民众。
实际上，以2011年注定成为年度关键词的“抢盐”事件为例，我们就已经逐渐看到了学者“大师”式精神的某种回归。相比于八年前的“非典”时期，为什么此次国内的“抢盐”事件能够如此迅速的平息呢？笔者思考，除了本次危机的严重性不如八年前以外（核辐射危机本身不在中国本土）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学者作为独立力量而参与中国社会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增强有关系：一方面在中国政府作出透明的、理性的、公开的、及时的危机应对之后，专家为公众做了核辐射相关科学知识的客观化普及，法律在谣言传播中做了更及时的、透明的责任问责和刑事惩戒，媒介及时报道了谣言形成的嬗演过程，学者们多维深入地挖掘和剖析了危机形成的社会缘由；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借助于各式网络虚拟小共同体（QQ群、短信群等），使个体因原子化孤立状态所造成的巨大恐慌被虚拟性的小共同体所缓冲，巨大的精神能量在虚拟中得以传递，个体安全指数迅速提升，另外学者积极介入社会中各式实体小共同体型公共组织，他们以各式负责的独立的科学精神为支撑、以专业知识为根据、以理性观察为依托以研讨会、讲座、论文、评论等形式也开始更多地承担起第三方危机缓冲的职能，很多企业、NGO组织、社区、村委会、行业协会等等公共组织也请相关的专家学者依据扎实的专业知识逻辑严密地展开辟谣，这些各式大师精神的回归，实质上对中国社会微观空间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大师”：中国公众呼唤“大师”的真实作为
在三十年中国社会构序结构与个体生存发生巨大变迁的情况下，作为知识人的学者“今日学者若要成为大师人物，必须从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要从自身内部着手，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作为当代中国知识人对于中国公共困惑至少需要做到以下两点：一、继承上个世纪80年代那批传统式公共知识分子型学者的公共精神与怀疑理性，在这个被各种后现代话语去中心化、去启蒙化多元解构了的20世纪中国社会中，当代中国学者，特别是当代中国年轻学者，要认真反思与总结三十年中国学术自觉担当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弱化的深层原因，以严肃的理性态度坚决质疑在全球化风险社会中将中国公共问题全面西方式治疗的形而上学情节，同时坚决反对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信息遮蔽、暴力处置以及简单同质的做法，针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危机要坚决采取针对性的公开化处理与公共性治理；二、继承上个世纪80年代后二十年这批学者学术规范的专业态度，在继续深化学科体系和规范学科话语的基础上，加强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强化社会问题意识的学术研究方法、疏通学术直接面向社会、面向公共、面向中国与世界的发言渠道，坚决反对学科殖民的无理扩张、反对学科自治的非法封锁、反对学科宏大单一体系构架的独断研究方法、反对学术、学科自说自话、经院哲学式浓厚的精英情节。如此这般，针对以中国公共问题为话语，中国学者才能汇聚足够的理性力量、学术精神以及公共民意以社会良心与国家脊梁的高格去合理承担，由此才能摆脱中国社会普通公众原子化的不安宁状态，从而相信中国学者，相信中国学者具有大师精神，进而尊称当世某些学术佼佼者为今日中国之大师。
另一方面则要从社会外部着手，中国学者必须努力提升国人应对当代公共困惑与社会风险的能力，由此，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学者必须要为中国社会考虑如下问题：一、由资本所单一建构的强势社会话语逻辑应该被有效规制，资本的绝对逐利行为需要在合理边界内实施，这就需要国家法律制度体系，特别是经济法律制度体制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深入反思，资本的制度边界与社会边界究竟如何有效连接起来，如何确保资本逐利不以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为代价，从而以此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本身不动摇，一方面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另一方面，提高社会民生保障；二、三十年以来，尽管中国原子化个体承担社会风险的能力有所提高，但面对日益国际开放和逐步深化改革的中国社会，原子化个体尽管在促进资本积累和生产效率上能起到巨大作用，但日益风险化的开放社会也给个体制造了更大的生存危机，这就需要从两个方面深入探索，一方面，积极培育社会小共同体组织，实现小共同体组织本身的互交叉性和可融合性，将原子状个人还原到组织之中，这样的组织功能主要是在经济、文化、社会、健康、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帮助个体在面对风险社会时能承担相应的社会缓冲，同时提高各式正式组织的社会责任，对个体予以实际关怀；另一方面，在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今天，应强化政府对于社会福利的支付能力，统筹二元社会中多元主体诉求，更加关注社会底层和弱势，确保社会原子状个体在因不可抗力所导致阶层衰变后的弱势格局中能有基本生活保障，提升国人承担社会公共风险的国家保障能力。三、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上应该如何组织和动员，如何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形成治理社会公共危机的合力，应该说，“抢盐”事件中的中国政府对此已经清晰和明晓了很多：2003年以后实现民生转向的中国政府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凝聚自身的社会公信力，强化和突出公平也是生产力的理念，进一步强化政务公开、信息透明和政府善治，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国民的科学教育的力度、重视信息与媒介在开放时代中的社会传播作用、培养专家与学者客观理性与可持续性的社会解释能力、突出中国的社会公共治理能力、严厉惩罚社会精英集团的违规行为，打破阶层流动的板结化硬冰，实现中国社会真正意义上的深度和谐。在今日中国学者做好以上内外两个方面的工作之后，笔者相信今日“大师”的衰落将注定成为渐行渐远的中国“传说”。
作者简介: 李涛，男，四川绵阳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要从事政治（法律）哲学与文化哲学、思想史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教育政治学与社会思潮研究。
原载《学术界》2011年第8期)
[参考文献]
[1]参见拙文，《“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伪命题》，《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91期第4版）2011年5月26日；《今日中国为何患上“大师臆想症”？》，《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08期第4版)2011年7月26日
[2]崔平，《老师与大师——中国“学术大师”确认潜规则的现代破产与未来显规则》，《学术界》，2009年第4期
[3]赵敦华，《“为什么没有出现学术大师”：问题还是伪问题？》，《哲学动态》2008年第8期
[4]范丹卉，《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与理论抉择》,《江淮论坛》2011年第1期
[5]参见拙文，《学术资本主义：一场被资本意淫的政治狂欢》,《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5期
[6]戴清亮，《知识分子出路的寻觅与探索》,《江淮论坛》200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