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称为“中国奇迹”。根据复杂科学的观点，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涌现”现象，即持续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涌现”现象的发生绝不是单一或多个因素机械作用的结果，而是现实经济中的经济行为主体通过相互作用适应环境变化创造特定经济发展模式，实现报酬递增和路径依赖的结果。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经济系统发展和演化的基因，它的形成和演化主导着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对引发中国30年高速经济增长背后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剖析将揭示“中国奇迹”丰富的历史内涵，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解释“中国奇迹”是“如何做到”的关键，是把现实经济看作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的自我演化和发展过程。在本文中，作者把经济活动主体及其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和联系的规则和方式概括为经济发展模式。作为一个规则体系，经济发展模式决定着现实经济行为主体及其与环境之间究竟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和如何反应。因而，与经济增长或停滞直接相关的不是外部条件，而是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性。而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而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依据不可能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更多的情况是来自主观模型。主观模型中的决策前提既包括事实前提也包括价值前提，既来自自己的经验和对自身利益的切身感受也受到既有秩序和他人利益的影响和约束。另一方面，集聚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每个经济行为主体是异质的。异质的经济行为主体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的方式及其动态差异，是制度变迁及其绩效差异甚大的根源。

作为经济协同和有序运行的规则体制，经济发展模式使复杂经济系统的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符合实际的有效经济发展模式一旦形成，将会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普及，从而带来更大范围和持续增强的报酬递增效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才开始出现，如果能够引发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将“涌现”为“经济奇迹”。但是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当经济发展模式不能适应环境新的变化时，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甚至出现经济停滞。为了重新获得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行为主体会通过主观模型的修正，改善现有经济发展模式，或者以摈弃现有模式创造新模式的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涉及几乎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整个经济系统的转型过程，它不仅受制于社会对未来的认知，而且受制于既有的利益关系。

中国30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是第二产业，尤其是加工型制造业；第二，在中国经济30年的发展过程中，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对中国加工型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三，中国加工型制造业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型特征。因而，与发达国家同期的经济发展相比，中国经济30年快速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是生产型企业的涌现和规模扩张，中国的现实经济形态是制造经济。包括民营和外资经济在内的新的生产型企业的持续涌现，是经济行为主体适应外部环境的结果。外部环境为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型企业的涌现提供了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一是短缺经济条件下市场需求扩张空间的存在；二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量闲置资源；三是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现代标准化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趋势。但是这些条件只是某种客观存在，而经济增长和发展则是经济行为主体主动适应和把握隐藏在环境中的发展机遇的结果。

事实上，围绕着“行业进入权”而展开的制度变革的本质，是为创造引发中国3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制度框架。分权改革的意义在于为经济行为主体获取“要素租金”而展开的改变规则的试错行为提供激励和条件。因为，生产型企业的涌现对成熟的标准化生产技术的引入和加工生产活动的扩张，可以有效地利用国内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与国际市场相比，中国的要素价格是廉价的，存在着丰富的“要素租金”。在制度创新的激励下，经济行为主体不仅发现了经济发展的新的驱动力，而且创造了集聚生产和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当地生产网络的新型组织形态。围绕着“要素租金”的获取，包括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在内的经济行为主体，创造出“要素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最终导致了中国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制造经济的出现。但是，随着“要素租金”的耗散和后金融危机时期传统产业生产能力的全球过剩，对国外先进技术的依赖和自主创新的缺失威胁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要素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立足于比较优势理论，并把比较优势理解为中国现实经济的资源禀赋条件，尤其是廉价劳动力、土地和环境资源，通过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启动民间资本创业和引进FDI获取“要素租金”驱动经济发展。“要素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之所以能够带来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是因为这一模式充分利用了中国经济发展初始环境中的基本条件。但是仅仅拥有这些条件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企业充分利用了这些条件，并在企业、政府和其他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创造出一系列新的组织形式和制度框架，使报酬递增或经济活动与环境之间的正反馈成为现实。政府制度供给的重心是简单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和民间资本，通过各类工业园区的开发和建设、各种税收和土地政策优惠，极大地吸引了生产型企业的创业和规模扩张活动。

经过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已经发生了若干重大变化，其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资源短缺和“要素租金”的耗散；第二，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出口导向的生产和贸易模式，受到国外市场萎缩、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廉价生产能力的双重挤压；第三，在标准化生产技术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已经缩小或持平，现有的技术差距并不表现在生产和制造技术上，而是表现在新产品研发能力上。从中国现实经济发展的趋势看，为了适应外部环境新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从“要素租金”驱动向“创新租金”驱动转变的趋势。与“要素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创新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依赖的是新知识的创造及其产业化，经济活动的主导者不再是生产型企业，而是创新型企业，主导产业不再是以成熟的标准化生产技术为基础的传统制造业，而是依赖重大科技创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制度供给的重心不再是简单的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而是构建创新和创业环境。

本文的研究表明，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摒弃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在复杂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中预示着将出现一次新的经济转型。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要想实现持续增长或者使“中国奇迹”延续，中国经济将面临着第二次经济转型，即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的转型。在新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同样是现实经济行为主体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适应过程中探索和试错的结果。其中，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从“要素租金”驱动向“创新租金”驱动的转变，经济活动的主导者从生产型企业向创新型企业的转变，产业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从标准化生产技术向新知识的创造及其产业化的转变，经济活动的组织形态从生产网络向创新网络的转变，政府制度供给的重心从简单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向构建创新和创业环境的转变，是中国经济第二次经济转型的逻辑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