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农历新年过后，新一轮的农民工离乡打工潮来临。与往年不同的是，不仅东南、华南等许多传统的用工大省已经出现了用工荒，而且湖北、四川等劳务输出大省也加入到了劳动力市场的争夺战。民工荒、工资上涨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从本质上说，这意味着“刘易斯第一拐点”出现，中国的人口红利正经历顶峰时期。挖掘后人口红利，培育经济增长后发优势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一、 关于后人口红利与后发优势的综述
人口红利概念由Bloom等人于1998年提出，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Mason （2001）等在研究东亚奇迹时的计量分析中将“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视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Lee et al（2001），Mason （2004）提出了人口红利的两个阶段，即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Lee & Mason（2007）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重要的。A. Mason et al（2008）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第二次人口红利。David de la Croix et al（2009）通过对瑞典经济增长路径的研究也表明：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长期预测来看具有利益的结合。M.T.Choudhry et al（2010）采用索洛—斯旺模型研究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劳动年龄人口正相关，与总人口负相关，并且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存在差异。 D.E. Bloom et al研究表明对经济起飞的预测在于不断上升的劳动力人口与人口比。国内学者蔡昉、王德文等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已逐渐消退，“刘易斯拐点”已到来，而学者陈友华、马瀛通、王桂新、解保华等认为，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袁志刚也否认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
关于劳动要素与后发优势方面的研究：该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 A.Gerschenkron) 在20 世纪50 年代提出，是指经济上落后的国家由于有大量的先进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制度可以借鉴和利用,因此存在一种比先进国家增长更快、最终可赶上先进国家的可能性。M. Abramovitz提出了经济增长的追赶假说。Brezis et al（1993）提出了经济增长的蛙跳理论。F.E. Caroleo et al（2010）指出，在世界贸易一体化过程中，经济转型国家可能脱颖而出。国内学者陈刚等、林毅夫的研究表明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通过充分利用人力资本积累等后发优势，逐步实现了社会与经济体制升级。郭熙保概括出后发优势有资本、技术、劳动、制度和结构五种类型。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后人口红利问题都只是定性描述，并没有给出公理化的概念及体系，对中国人口红利期的判定也不尽一致，并且对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较多，但对于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后发优势的关系研究却较少。后人口红利一般是指人口红利的后半部分，即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劳动力等资源的价格开始上涨、社会负担逐渐加重、人口红利开始慢慢消失的时期。本文旨在研究人口红利出现拐点时期如何充分挖掘后人口红利，发挥经济增长后发优势。
图1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总体变化（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
资料来源：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2010年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
二、 中国人口红利现状及问题：总量与结构的矛盾
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即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一重要因素。然而，近两年劳动力市场供需却发生了逆转，主要表现在：
1.农民工总量增加，但新生代农民工数量递减。① 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调查报告，农民工数量进一步增加，总量约2.3亿人。此外，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116个城市进行统计分析，发现2001年以来市场中岗位需求和求职人数总体上保持上升态势，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高于求职人数的增长。特别是2004年以来，市场中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始终保持在0.9以上，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2008~2009年间有所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2010年回升至1.01，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见图1）。
虽然农民工总量在增加，但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却呈现出逐步减少的趋势。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11年2月20日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国新生代农民工约1亿人。另据统计，现在的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少了约2000万人。②
2.第三产业用工需求有所增长，新生代农民工所受教育普遍提高。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因而用工需求也较大。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调查报告，从需求总量看，2010年监测城市第一、二、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1.8%、38.7%和59.5%，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需求格局相对稳定。与上年相比，第二产业的需求比重下降了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需求比重上升了0.7个百分点）。
另外，在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下，新生代农民工所接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见表1）。
表2按年龄分组的供求人数
资料来源：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2010年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
3.用工部门对青壮年劳动力需求较多。目前的“民工荒”主要集中在对青壮年劳动力的需求方面，特别是对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更大。调查报告显示：16~34岁之间的劳动者构成单位用人需求的主体，约占总体需求的66.3%。从供求状况对比看，25~34岁、35~44岁年龄组的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其余各年龄组均为劳动力供大于求。16~24岁、25~34岁、35~44岁、45岁以上各年龄组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0.92、1?16、1.03和0.75 (见表2)。
4.中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增加，东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减少。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西部地区对农民工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强，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增加。以成都和重庆为例，2010年两地吸引外资分别达到64.1亿美元和63亿美元，这些投资项目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巨大的。而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减少，农民工开始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2009年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2816万人，比上年减少238万人，减少7.8%；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3282万人，比上年减少954万人，减少22.5%。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分别占全国外出农民工的19.4%和22?6%，分别比上年下降2.4和7.6个百分点。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流向西部地区的农民工的增量是最多的，其次是流向中部地区，唯独流向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增量呈现递减趋势。
5.中西部加入劳动力争夺战，用工荒愈演愈烈。中国的“用工荒”自2003年小范围出现以后，每年在局部地区都会有所体现。进入2011年，“用工荒”表现得尤为突出，劳动力市场从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东部沿海不少外贸企业自2009年下半年出口订单逐步恢复以来，一些企业的用工缺口却仍然得不到补充，至2010年，新的岗位缺口使得用工缺口更大。然而就在东部地区遭遇“用工荒”的同时，农村外出人口在中西部地区就业的比重却在稳步上升。2011年春节过后，原来只是在沿海地区对劳动力的争夺比较厉害，现在是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都拉开了争夺战。原来只是大城市民工比较短缺，现在不仅是大城市，连中小城市也面临一种招工难的窘境。随着中国经济地图的悄然变化，中西部开始与东部展开争抢农民工的激烈竞争。
6.人口红利正在经历高峰期，人口老龄化加速。据统计，目前中国老龄人口已超过1.67亿，占人口总量的12.5%，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2.43亿。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据预测，2011年以后的30年里，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年均增长16?55%，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8%左右，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将超过30%，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
三、 中国人口红利问题原因分析：人口结构与制度因素
目前，中国的“用工荒”愈演愈烈，人口红利正在逐步减少。究其原因，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结构的变化引起劳动力供给变化是造成“民工荒”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现在：（1）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已有30多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 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人口结构的变化从城市和农村小学招生人数的下降可以得到体现。（2）新增劳动力人口数量减少。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了1%略强，越往近看，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就会越慢，有学者预测，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会不再增长。此后劳动年龄人口呈现负增长，比总人口负增长提前10余年。（3）年龄偏大的农民工过早地退出劳动力市场。从劳动年龄来看，农民工的年龄结构一般在18岁到35岁之间，其比重占了70%到80%的比重。老一代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较低和年龄偏大，他们在城市的劳动力竞争中比较艰难，很多人不得不回家去，这就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4）农村适龄劳动力人口不少，但真正能直接转移的却不是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要考虑数量，而且还需考虑质量问题。尚未转移的剩余的劳动力主要是年龄偏大、女性、文化层次较低的农村人口，造成留守劳动者结构劣化，这部分劳动力转移较难。
因此，从劳动力供给的源头上，已经不像从前能够“无限供给”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从造成用工荒的原因来看，这代表着一个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来临。
2.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改善而东部地区产业未能迅速及时升级换代是造成“民工荒”的主要原因。 国务院2010年发布了《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要求中西部地区发挥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受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拉动政策措施的影响，投资条件逐渐改善，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使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明显增长。因此，在2010年，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产业西进开始加速，中西部地区承接过来的产业跟东部的产业链实际上在同一个层次上。
中西部在进行产业承接的同时，东部地区却未能迅速及时进行产业升级换代。东部地区自身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在其第二产业里面，尤其制造业里面，这一块低端产业仍然占据非常大的比重，跟中西部地区转移过来的产业相差无几。当东中西部同时争夺同一批、同一类低端教育人口的时候，中西部农民工去东部的人数自然会下降，导致竞争更加激烈。
3.中西部与东部地区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是造成东部地区“民工荒”的直接原因。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几十年形成的极端的企业强势，虽然中国各种经济指标都在增长，但东部沿海出口型企业农民工待遇的工资基本增幅较小。从工资收入绝对数来看，五、六年之前东部地区工资水平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可目前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从不同地区务工收入的增幅来看，西部地区的增长要快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见表3）。
由于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仍未完成，东部地区过分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格局未得到彻底改观，农民工收入难以与中西部地区拉开较大差距，微小的优势难以冲抵背井离乡农民工的成本支出。因此，仍然采取过去的模式招工，自然会出现“民工荒”。这就要求提高农民工的工资，而提高农民工工资意味着有些低端产业将难以为继，从而可以倒逼中国经济实现转型。
4.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层次的变化是“民工荒”的内在原因。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观念发生较大变化，“休闲逸乐”正逐渐成为他们工作的一个机会成本；另一面，新生代农民工正面临“整体收入偏低、工作稳定性差、社会保障水平偏低、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等问题，这阻碍着他们外出发展的步伐。③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把进厂打工当作积累经验的阶段性职业，而自主创业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有一部分劳动者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学到了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便开始自我创业。这样形成总供给减少，需求相对增加的趋势。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们有自我实现的需求。已经告别物质贫困的新生代农民工，其需求已经远远超出工资层次，而进入精神层面，譬如认同感、成就感等等。
5.缺乏安居乐业和以人为本的环境是“民工荒”的外在原因。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迫切希望融入城市，但是，住房却是困扰他们的最大障碍。在住房价格高昂的今天，他们想在城市立足，即便是有了一份工作，也只能是望房兴叹。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模式是安居才能乐业，因此，作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首要条件是由政府提供足够的保障性住房，以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此外，农民工的各项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企业和社会又缺少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劳动力市场的软环境如户籍制度、教育体制等问题都是造成“民工荒”的间接因素，部分求职人员的观望态度也加剧了“用工荒”局面。
目前中国人口红利正在高位徘徊，有逐步减少的趋势，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情况各不相同，其后发优势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也表现各异。
四、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后发优势比较：粗放与集约并举，优势各异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所以存在劳动力市场的争夺战，主要是其产业都处于相同层次的水平，只有认识到了各自的特点，发挥其各自的优势，才能避免低水平的竞争。
1.中西部地区劳动要素的后发优势。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既可以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可以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可以靠农村不断转移的劳动力来维持。由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了东部沿海地区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需劳动力数量较多，而所要求的劳动力层次相对较低，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当地对农民工的需求，这对本身劳动力较多的人口大省来说是个极好的机遇。当地的农村还可释放更多的劳动力，主要表现在：（1）农业技术的革新和农业投入要素的变化等可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2）农村亲友间的互助合作可释放部分劳动力；（3）农闲时可产生季节性的剩余劳动力。农村的这部分劳动力由于地缘关系，离家较近，可农忙时干农活，闲时则到工厂打工，无须像以往那样长途跋涉到东部地区就业。因此，还可释放更多的劳动力。
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还表现在技术、资本、制度方面，可以借鉴东部地区发展的经验，吸取教训，得到超越式发展。
2.东部地区实现人口红利的后发优势。东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对发达国家而言的。其后发优势在于，东部沿海地区是先发地区，具有劳动、技术、资本、制度和结构等方面的优势，整个产业具备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具体有以下四方面：（1）劳动力方面的后发优势。目前中国农村仍然存在着大量潜在的剩余劳动力，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劳动力资源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随着发达国家优秀企业的进入，他们不仅带来先进技术、管理知识和理念，而且通过各种培训，还会带来东部地区劳动力综合素质的提高，从而为该地区创造了人力资本。这有利于产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2）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东部地区可以通过技术模仿或技术引进，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成功率实现技术变迁，这有利于该地区推动产业结构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而产业结构升级又促进了经济增长。（3）资本的后发优势。目前，东部地区资本已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必然会促使该地区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4）制度和结构方面的后发优势。东部地区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当中，通过学习先进国家，可以减少在制度安排和创新过程当中所需要的时间和社会成本，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更好更快地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该地区经济增长。
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各有优势，只有挖掘内含性的人口红利，取长补短，才会达到经济增长共赢的局面。
五、 后人口红利未来策略：地区性差异化政策，互补共赢
通过分析和比较，东西部地区应采用差异化的人口红利政策，实现互补共赢。具体是：
1.东部地区应走内含式的提高人口红利的道路，通过向高端产业发展来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这就要求东部地区要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创新经济，重视传统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有步骤的升级；改变原有的低成本、高投入、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发展战略，转向集约型的发展战略。东部地区还要发挥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开发东部地区的区位间优势资源，让越来越多的企业与科研机构进行变革，向高中端的制造业和物联网等领域迈进。如果东部地区致力于更生与创新，出现了中国本土甚至全球认可的高端品牌，那么，这一地区“民工荒”的问题将得到极大地缓解，后发优势也将得以实现。
2.中西部地区应通过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继续实行劳动力转移，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目前，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人口红利的实现在中国东部和中西部表现出时差，因此，应实行地区差别化的政策，形成东西部产业级差梯度，即东部以资本技术密集型加工业为主，中西部地区可以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其实，中西部地区无论在劳动力资源，还是在土地等市场资源方面，都比东部地区具有更多的优势。
3.推进农业现代化，释放更多的劳动力。解决企业“用工荒”的问题，需要国家的惠农政策从侧重于惠农向侧重于强农转变。通过推进农业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培育和壮大新型现代农民群体，让土地向种粮大户集中；通过深化土地流转制度，实施规模经营，提高务农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和比较效益，把更多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事实上，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口的转移和在城市中的集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4.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农民工开展培训，满足不同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体制下，他们至少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相当一部分还具有高中文化知识，他们有理想，有抱负，可对他们进行更高技能的培训，以满足高端产业的需要。针对年龄较大的劳动力，由于他们文化层次较低，接受能力较差，特别是针对剩余的女性劳动力，应采取因材施教的办法，实行最基本的技能培训，以满足低端产业的需求。建立农民工培训体系，加强校企培训合作，是缓解“民工荒”的长久之策。
5.由政府向农民工提供保障性住房，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共享权利。“居者有其屋”是农民工进城并融入城市的必由之路。尽管政府正在采用保障房建设的方式解决低收入者居住的问题，但是，这些保障房只提供给城市的低收入者，而与农民工无缘。因此，为了解决“民工荒”的问题，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政府还需调整保障性住房制度，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样有条件享受政府提供的经适房和廉租房。这就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力度建设更多的保障性住房，改善城市低收入居民和农民工的居住条件。此外，政府还要为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加快实现城乡社会保障政策的接轨，增加农民工在城市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同时，有关部门要解决农民工入户难、入住难、入学难等困难，给农民工营造归属感，使得农民工真正获得对城市的认同与融入，使其安居乐业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