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人生,有许多维度,在每一个维度上,都有许多空洞。比如在时间这个维度上,一场反右挖掉你二十年,一场“文革”挖掉你十年,算是大空洞。一场感冒挖掉你一星期,一次塞车挖掉你半小时,算是小空洞。有些维度无名,但是都有空洞。有的空洞大到无边,这个维度就算没了。
没了这个维度,还有别的维度,还有人生。维度欠缺的人生,不一定是没有价值的人生。瞎子阿炳的琴声,是文化人类的珍品。活在轮椅上说不出话的霍金,是科学界无与伦比的巨星。虽如此,毕竟遗恨。
平凡微贱如我辈,生存努力的成败得失之外,也有思想感情、性格倾向和人生体验的维度。这些主观维度,同样有其空洞。其中之一,就是隔膜。未进入意识的、意识到了跨不过去的,和事后发现已成心殇的隔膜之洞,多到不可言说。这里略说数则,不辞挂一漏万。
一、知更鸟飞走了
刚搬到新泽西海边那栋老旧小屋时,我在廊檐下栽了一株忍冬。长得极快,几年就爬上和覆盖了大片屋顶。纵横交错的藤蔓枝叶,从栏杆到屋檐织成了一幅帷幕。春夏之交,花期很长,老远都闻得见清淡的幽香。
那年在廊檐下,发现了一个知更鸟的窝,很精致。里面有两个橄榄大小的蛋,翠绿色,点缀着一些大小不同带着金色的黑点,很美。经常地,有一只鸟在里面孵蛋,另一只鸟出去找吃食,时不时回来喂它。有时候也一起飞走,丢下两只蛋,在春天的阳光里晒着。我们非常庆幸,有了这两个可爱的邻居。
不幸的是,这个窝的位置,恰恰在廊檐的正下方。一旦下雨,檐溜如注,纵不冲散,也会泡烂,更不用说在里面孵蛋了。海边林带,多风多雨,迟早要来。我趁它们不在,把鸟窝所在的那一丛藤蔓,稍稍向外拉了一拉,绑在靠外面的粗枝上。鸟窝离开了廊檐,大约三公分左右。
我干得非常小心,枝叶的向背,都力求保持原样。鸟窝端正稳当如初,连里面的蛋,都没有丝毫滚动。
但是鸟儿回来,不像往常那样直接飞进窝里。而是停在离窝不远的枝丫上,侧着头朝窝里看。一忽儿跳上另一根枝丫,从另一边侧着头朝窝里看。看一看窝里,又看一看四边。显然是发现了变化,相信变化就是危险。就这样,两只小鸟绕着窝,上下左右跳跃,很久很久,都不敢进窝。
终于,呼啦一声,同时飞走了。从此没再回来。
记得有谁,好像是尼采说过,信仰掩盖真理,有甚于谎言。如果世俗一些,把迷信、成见、经验主义之类都纳入广义的信仰范畴,起码这两只鸟儿,还有我,可以为此作证。
二、爱之罪
我小时候,视父亲比母亲更亲。原因是,我怕管。比如不洗脚不准上床上了床要揪着耳朵拽下来洗的是母亲；带我出去登山穿林爬树游泳擦破了衣服皮肤说没关系它自己会好的是父亲。后来上村学,父亲是校长又是教师,教我和别的孩子读书,严格而有耐心。爱之外,加上敬。我因他而自豪。
家乡解放时,我上初中二年级。因为喜欢山野,假期里常到山乡去玩。“山乡”是湖那边深山老林里的一些小村,抗战时期我们家曾在其中一个村上避难,一住八年,满村乡亲。
那次我去,村上在“土改”,来了些外地人。其中一个,我认识,叫刘法言,是我在县立中学上学时的学长。比我高两班,大十几岁。我常和他同打篮球。他牛高马大,我却能抢得到他的球,总觉得他大而无当,很是瞧不起。后来我留级,他毕业,没再见过。
村里见了,他很热情。笑着迎过来,说我长高了。说那时只到我这里(指胸口),现在到我这里了(指下巴)。问高老师(我父亲)好吗?又说见了你爸,代我问个好。我说,嗯。心里纳闷儿:他来干嘛?
回到家里,在饭桌上随便地说到,看见刘法言了。不料父亲一听,显出紧张恐惧的神色。放低了声音,鬼祟地问道,他的态度,怎么样啊?
这表情和声音,使我感到羞辱,气得说不出话来。
父亲没觉得我的反应,小心翼翼地又问,他同你,说话了吗?
我不答,他又问,说什么了吗?
我更气了,粗暴地说,没说什么。放下碗筷,跑出去了。
母亲和二姐追出来,一把抓住我,恶狠狠地说,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我们家在山乡有五亩半地,出租,要是被划为地主,不得了啊。我还在气头上,说,“有什么不得了的”,扭头就走。母亲又一把抓住,说,刘法言是土改工作队队长,他说什么了?你倒是说呀。
我不说,姐姐捧住我的脸,问,是不是教你要划清阶级界限了?
我大叫道,见鬼了!挣脱,跑掉。
几十天后,消息传来,山乡划成分,我们家是“小土地出租”。全家庆幸,很是欢喜。但是一年后,城里搞土改,父亲还是被弄成了地主,后来又加上右派,批斗劳改惨死———他怕得有理。
三、无赖的盛宴
当年在外地上学,想家想得要命,不敢回去。毕业后当了右派,不能回去。一别十几年,很少通信。来往信件,都要经过检查。为了安全,也为了不让对方担心,信上互相都说,自己一切很好。
十几年后第一次回家省亲,家中已只有母亲和二姐两个。
一个“地主婆”,一个“右派”。给鱼行剖鱼,给工程队削旧砖头……都是脏活累活,时受训斥。工资是象征性的,几近于无。
上工前,收工后,她们在后院种了些瓜菜、养了些鸡鸭,贴补生活。但又舍不得吃,粗茶淡饭,一点儿一点儿地省下,晒干留着,等我回来。
在我到达以前,她们清理和修补了两间老旧小屋,收拾得干净整齐。回到家里,看见窗明几净,地板光亮。床底下满坛满罐的黄豆蚕豆红豆青豆花生芝麻,屋梁上悬挂着腌鱼腊肉和风干的鸡鸭,很宽慰。说,看到你们过得这样好,我在外面也就放心了!
短短一个月假期,我把她们所有的储存,包括几只养着下蛋的鸡鸭,都吃得精光。吃着,感觉到她们看我吃东西的快乐,有甚于她们自己吃东西的快乐。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让她们如此快乐。
走的时候,我容光焕发。想都没想过,我把家里吃空了。她们俩又将从零开始,重新苦巴巴地,对付那饥饿残酷的年代。居然一直没想。直到母亲过世三十多年、二姐也已经85岁的现在。
人在美国,很偶然地,和小雨说起那一段往事。小雨狠狠骂了我一顿。说我没心没肺,简直是个无赖。说你怎么就没想到,那是她们多少年来,一点儿一点儿从自己嘴里克扣下来的积蓄?怎么就没想到,要给她们留下一些?还心安理得?!还乐?!
四、田园诗的境界
老家的住房被没收后,院子变成了繁忙的砂石公路,从留给母亲和二姐居住的两间原先堆放杂物的老屋门前通过。
老屋全天候笼罩在卡车拖拉机的烟尘轰响里。沿路家家如此,日久习以为常。“文革”后期,有些人家还在门口摆个煤炉,卖起茶水茶叶蛋来。常有运煤的车子经过,一跳一跳的,撒落下一路煤块,大家抢着拣,欢乐紧张。交通局要拓宽马路,没人搬迁,似乎很愿意这样下去。
二姐早已被下放农村。为了照顾母亲、我的孩子高林和她的两个孩子能够上学,回来和母亲同住。被人指控为“黑人黑户”,要她回农村去。除了交通局的动员拆迁,还有派出所、居委会时不时的上门驱赶。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五七干校,每年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假期里,在车声市声烟尘的漩涡里同各路人马纠缠,紧张得天旋地转。直到回了西北,才能松一口气。
但是一想到家里那样,总是揪心。再次回去,到二姐的下放地秦溪去了一下。是一个湖边小村,蓼屿荻花掩映,洲头竹篱茅舍。给二姐的草屋,位在一条长满老杨柳树的防波堤上,原是放舴艋舢板的公屋。为安置下放人员,清空了隔为互通三间,盘了炉灶,架了床,颇整齐。树甚粗壮,有的长在堤上,有的长在堤岸,有的长在堤岸下芦苇丛生、菰蒲杂乱的水中,弯曲横斜。
透过绿色的喧哗,看湖上白鸟追飞,我斩钉截铁地想,这才是人住的地方。回去后,力劝母亲二姐搬到这里居住。加上外界的压力,她们终于依了我,从交通局手里,接下二百块钱的拆迁费。邻居都说太少,我说这个亏吃得值得。那时年轻力壮,搬家举重若轻。用得着的东西,连同十来块搬得动的青石板,加上老小六口,一船运到了秦溪。
劳改岁月,学会了一点儿做泥活和木活的手艺,斧头菜刀对付着,加固了墙壁门窗,平整了内外地面。在通往水边的斜坡上,砌了十几级石板台阶,以便潮涨潮落,都可以淘米洗菜。母亲和二姐收拾家里,孩子们也帮了大忙。村上人很热情,送来各种菜苗,还就近选了一块阳光充足的地面,帮开垦出来种上,算是队里给的自留地,异常肥沃……安顿刚就绪,假期就完了。
上路时十分疲劳,但是欢喜安心。翌夏省亲,下车时大风大雨,叫不到船。赤脚打伞,冒雨上路。湖堤上泥泞深滑,伞一闪就飞了。背包浸透,贼沉。湖上白茫茫一片,浪打石堤,飞溅如鞭。十几里路,走了半天,到家已是深夜。
家中只有母亲一人。她说村学很少上课,孩子们还是得到城里上学。在城郊租了一间农舍,二姐在那边照看。母亲在这边,养了一只狗,一群鸡鸭鹅。狗叫阿年,母亲说它懂话,她常和它说话。过几天放暑假,路也干了,他们回来了,带你过去看看。
那些年我严重失眠,百药无效。回到母亲身边,竟天天睡得很香。长夏江村,万树鸣蝉。搬张小桌子,拖两把竹椅,在浓荫下一起喝茶,恍如梦寐。来自湖上的清风,带着荷叶的清香和菱花的微腥,闻着闻着就想沉沉入睡。偶尔也说些很小的事情,某一天阿年的表现之类。阿年躺在母亲脚边,在提到它的名字时,抬起头摇几下尾巴。
火红的年代,活得潦草疲累。从那股铁流中出来,面对这份清寂祥和,有太虚幻境之感,一再说这里真好。母亲说你这是三天新鲜,天天这样就会烦。我问她是不是烦了,她说没有,这里很好。二姐带孩子们回来,明显黑了瘦了,也说这里很好。
但是童言无忌,同孩子们奔跑、游泳,把他们无心提到的许多零碎小事拼凑起来,才知道我的荒谬,给大家带来了多大的灾难。
母亲的户口和高林的临时户口都在淳溪镇,农村不供应口粮。二姐每个月要拿着她们的户口本,到淳溪镇粮站,按照配额买了粮食和煤球挑回来。二姐一家三口是农村户口,队里给的工分粮是稻子,得挑到公社加工厂,舂成米再挑回来。从城郊到学校很远,孩子们上学,得起早摸黑。午饭自己带。高林最小,跟着跑,每逢下雨,常要滑倒。有好几次,到家时像个泥人。
二姐那边照顾孩子们,这边还要照顾母亲。隔几天必来一次秦溪,把水缸挑满,把马桶倒净,从阁楼上取下烧饭用的稻草,到自留地采来足够的蔬菜……匆匆再回去给孩子们做饭。来回二十几里,无辞顶风冒雨。
母亲年近八十,独住村野。没人说话,时或同阿年念叨,赢得摇几下尾巴。门外只两丈平地,然后就斜下去直到水边。有苇茬处扎脚,没苇茬处滑溜。虽有石板台阶,日久生苔,仍很难走。每天,她颤巍巍拄着藤杖,下到水边淘米、洗菜、唤鸭,都特别特别小心。最是黑夜里起夜,更加小心,生怕摔倒了,起不来,没人扶。
小时候,母亲常笑说,父亲是书呆子。我相信她必然认为,我也是书呆子。
在母亲艰难的一生中,心甘情愿地,吃够了父亲和我,两个书呆子的苦。但她从不抱怨,也从不说苦。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安心。
在母亲去世很多年以后,我垂老忆旧,才猛然惊觉,自己的罪孽,有多么深重。
五、七盏小灯
对于我与之生了两个女儿,后来终于离婚的前妻樊继卿,我更有一份罪感。
她是淳溪镇人,智力优异,人品端正。阶级出身不好,与我在底层相逢。互相同情,结为夫妻。婚后意见不合,无法沟通,在一起没有和平。因而每次探亲假期,我大都在母亲这边度过。
母亲常感不安,常劝我进城看看她们。其实我也想念她们,特别是两个孩子。有一天带着我的孩子高林,进城去试试气氛。临走时母亲嘱咐,把那两个孩子,带来给嬷嬷看看。
高林小,走得慢,走着走着,天就黑了。月明长堤,柳暗荒村,蛙声似万鼓,流萤飞百草。高林捉了两只萤火虫,准备送给妹妹们。她说她们在城里,一定看不到。萤火虫不听话,老是从她的手指缝里往外爬。我提着两篮水产,没法帮她。看着她那么虔诚、那么专注、那么费劲地和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一直捧到城里,很感动。
进门摇篮在响。女儿高筠欢天喜地地,咚咚咚跑过来迎接我们。高林向她张开合着的两手,献出那两颗淡蓝色一亮一亮的小星星。高筠惊喜得同时张大了眼睛和嘴巴,伸手就来拿。“不许碰!”继卿惊叫道,“当心爬进耳朵鼻子孔里去!”我一惊,像撞了墙。叫高林到门外,把两个萤火虫放了。自己不小心,踢翻了地上的一盏小油灯。这才发现,地上有许多酒盅般大小的土磁灯杯。橙黄色的火焰,如萤如豆,忽明忽暗。
原来她认为我们的家庭不和,是我亡故前妻魂魄不散所致。点七盏灯,焚香祈祷,保持七天七夜不灭,可以禳解。做起来很不容易,已经到第六天了。
我不相信巫术。但从中看到了,她真诚的和解愿望。如果不是不期而至,偶然碰上,我根本就不会知道,她有这个愿望。
知道了,很高兴也很感动,下决心好好谈谈。但踢翻油灯,使她前功尽弃,又怎么能让她相信,我的高兴和感动?
六、在小灯的后面
这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也是无神论者与不可知的神灵世界的隔膜。
上世纪七十年代,老诗人唐祈(《九叶集》的作者之一)给我说过一个故事。当年他在八路军中,有一次和日军交火,伤亡惨重。班长牺牲,队伍流散到荒山野岭中的一个小村。正逢秋收大忙,帮着农民打场。一个村姑突然昏倒,须臾站起。四周一拱手,用班长的男音,说我叫某某(班长的名字),某省某县某乡某村人,某年某月某日在抗战前线阵亡,拜托哪位,给我家里报个信,就说为国牺牲光荣,不要悲伤。还没过门的媳妇,解除聘约,别耽误了人家。然后一字一顿,说出未婚妻和一连串家里亲人的名字。说完倒下去,再站起来时,恢复了少女的乡音,说,“哪个昏倒了?我?没有的事”。革命战士,个个愕然,谁都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事后连长派人穿越三个省,确实找到了村姑所说的那个村庄,还有已故班长的一应亲人。这类关于神祇、命运、灵魂不灭、前世今生的故事,遍布全球。心灵学收集的资料,浩如烟海。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个夏天的中午,我和小雨在南京大街上的人流里,被毒日头烤得唇焦舌燥汗流浃背,忽然发现街边有一座树木茂盛的小山,爬到山顶上,一个人也没有。浓荫下绿草萋萋,凉风习习,我觉得舒服极了。但小雨却毛骨悚然,急着要下去。下到山的另一侧,街边立着一方石碑,才知道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集体墓葬。像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其中一次是她煤气中毒没死。那个经验,和三毛写到的煤气中毒没死的经验相同,证明了三毛不是虚构。
我有两位非常杰出的朋友。
一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社科院的同事,来自科技大学,很了解各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他的政治哲学由于宇宙意识的照耀而具有一种凌空鸟瞰的高度。价值观植根于真正的信念,而不是形势和利益的评估,但却仍然具有一定的操作性。我很欣赏,也很尊敬。后来见到他的《孤独通向神》一文,以为他信教了。问他才知道,他没信教,但信有神,所说理由,值得深思。
另一位朋友比我年轻,去秋来访,才第一次见面。几句话一说,就有一种接近精神能源的感觉。他的小说森罗万象,把一个家族的历史做成了百年中国骇浪惊湍的全息摄影。写作中的《中国文化冷风景》一书,尚未完成,已足以使我确信,一个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同一量级的学者,正在向我们走来。他也是,没有入教,但信有神。他的理由,更值得深思。
我们的一位女性朋友,是纽约大学研究医学生物学的终身教授。去年在电话里给小雨说,实验结果变化莫测,她真的怀疑有神。今年2月,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从波士顿到洛杉矶看我,也这么说。他持有神论,说惟有信仰,可以不依靠逻辑实证,而直接把握真理。不少大科学家仅仅因宇宙时空的初始动力无解,或者反物质、基因密码等超出人类智力所能理解的范围而信了神,就是如此。
我不知道,打上这个句号,是不是信仰掩盖真理?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我如此无知,而失去一个永恒无限的维度?
原载《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