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印度庆祝独立64周年之际，新涌现的“当代甘地”哈扎列（Anna Hazare）在新德里抗议贪污“无限期绝食”，和曼摩汉·星总理独立节演说重申“反腐”决心形成尖锐讽刺。警察于次日早晨逮捕哈扎列更在伤痕上撒盐。

全印度声援哈扎列的抗议如火如荼，政府被迫于8月18日释放哈扎列，并且允许他在德里的著名胜利节广场“绝食”15天，同时保证国会于8月以内通过“人民警戒”（Jan Lokpal）法令（根据印度宗教神话，须弥山上有四大护卫神，或谓“四大金刚”，都称为“lokapala”，汉译“天王”），成立人民监督政府部门。

反腐绝食抗议获得民众热烈支持

这次哈扎列和平绝食抗议的威力分外强大，不但老百姓响应，上层社会、政府人员、甚至见风使舵的政客都站到“反腐”这一边来，8月25日曼摩汉·星总理更同意国会对所有监督政府的法令重新进行审查来奉劝哈扎列停止绝食。总理称赞哈扎列说：“他已经变成我国人民对腐败的唾弃以及关怀处理腐败的结晶。”

哈扎列手无寸铁，但和人民大众心连心。他说：“我着眼于穷人……他们不向政府官员行贿就无法及时办事”。“圣雄”甘地发扬佛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哈扎列重振这一精神来掀起反腐抗议旋风，把印度亿万人心都卷走了。

举一个例子，出自孟买贫民窟的、世界规模最大的上班午餐供应业，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把午餐饭盒送给孟买20万人上班人员，从来没停顿过。8月16日哈扎列被德里警察拘捕消息传出，这午餐供应业的送饭工集体罢工表示同情，孟买的20万“上班族”也被迫午餐“绝食”而无怨言。

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超级大国，在这信息技术新时代，中印25亿人民个个都是“千里眼”和“顺风耳”，这和孔孟时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百姓供养官员，官员受百姓供养）已有天壤之别。

印度虽然没有上述的“愚民政策”格言，政府官员也同样继承着官僚制度的“官本主义”欺压人民，印度“民主”制度虽然使得国会通过许多禁止贪污、监督官员的法令，但政府腐败的本性难移，选举把坏的政府淘汰，新选的依旧腐败。

中国最高领导不但强调“反腐倡廉”，也不时把腐败分子揪出来严厉惩罚，却出现“越惩越贪”的现象。有人分析说，中国官员不乏清廉之士，但由于官员提拔制度，谁要能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就必得“上贼船”，就必得同流合污。中国古代吏治尚有“清流”、“浊流”之别，今天却没听说有此两种流派的斗争了。

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蛋糕做得不够大，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分享。在发达国家，法律规定的福利享受都按制度实现，申请者和办事者不见面，谁想要行贿也无从入手。

中国和印度粥少僧多，群众争相分点蛋糕，官员就有油水。

在印度，许多地方连申请电话、水电装置如果不找熟人或者不塞钱就不能及时办好，更重要的事就更不必说了。“关系”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举世闻名（有人甚至称之为“关系学”），实际上是贪污腐败的渊薮。中国财政审核制度比印度更松，北京大街上可以买到假发票，在各国首都中真正是“世界第一”。

中国反腐可向印度学习之处

最近几年来，中国大中城市管理比较上了轨道，公民社会也逐渐发展，日常生活中的腐败现象比印度少了，这和中国政府的强大威力是分不开的。印度由于制度的不同，政府从来没有中国那种高效率、高速度（当然也少高风险）威力。

“当代甘地”哈扎列的和平反腐风暴并非长久之计。风暴停息，过了一阵子那腐败现象又会“各归原位”。但这次风暴把社会的是非、黑白划清界限，在精神文明上能够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积极作用。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贪污腐败已经成了政治体制中的癌细胞，现在“打老虎”是切割疗法，无法根治。应该摄取“防癌”的营养（在精神文明中把“清流”树立起来），兼用放射疗法（把社会上藏匿与繁衍贪污腐败的黑角清除），持之以恒，必然会有进步。中国很需要道义上的反腐风暴，需要有人充当“当代甘地”。

与此同时，8月24日在深圳闭幕的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享有“回归体育、简约低碳”的盛誉，既完满热烈，又把“扰民”降到最低度，相对消除“好大喜功”（甚至打肿脸充胖子）的陋习，让民间朝气自然发挥，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超大规模政府操作形成对比，可以被看成中国建设“公民社会”的进步。

深圳大运会的宝贵经验在于：政府不要放弃领导，但不要包办代替，要放手让民间发挥其威力。政府和民间两个威力结合，事情不但办得圆满，也增进“公民社会”的进步。五十年代初政府威力小，很多改革都是靠发动群众完成的。

当然不能只靠政府。有了这次印度反腐风暴，中国知识精英可以从两方面向印度学习。第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印度能出“当代甘地”，中国也能出。第二，要大力提倡精神道德，在社会上树立崇高品德、“生活俭朴、精神高尚”的典型，要嫉恶如仇，造成对贪污腐败“人神所共嫉，天地所不容”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