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顾1982年的债务危机
回顾有关1982年债务危机的观点很重要，因为那场危机是美国霸权主义复兴的转折点，结束了美国自混乱的70年代以来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慢慢衰退的过程。?
在危机前后，南半球主要受影响的地区就是那些深深融入国际经济、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地区。正如阿瑞吉所说的，20世纪80年代，当美国政府通过急剧增加利率来缓解其不断递增的经常项目赤字，开始在全世界竞争资本时，随之而来的全球资本流动方向的逆转，将世界南半球地区一分为二：一方在为北方提供廉价工业产品中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而不太需要与美国竞争国际资金；而另一方不得不直接与美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竞争，其获胜希望是渺茫的。从这个角度讲，在众多不利因素中，拉丁美洲的不幸就在于它被卡在了国际等级的中间，向上不能进入北方的工业强国，向下不能与飞速发展的亚洲四小龙竞争廉价劳动力生产。1982年的债务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被视为强有力的胁从机制（subordination），因此使拉美沉沦、失败。?
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的几种套话就有利于我们了解它们的作用。其中有一种思想认为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的通货膨胀、美元强大的流动性、先进工业经济体出现的滞胀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都是1973年首次出现的石油价格冲击所致，当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将油价提升了四倍，在国际金融市场体系还随之出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将剩余石油收益以贷款和投资形式重新投入石油进口国的行为。因此，刚刚解放的国际金融市场仅仅扮演着一个有效中介的角色，来调整一些国家在市场干预中不能吸收自己的过剩现象所带来的收支失衡。?
70年代国际美元流动性增强和通货膨胀的根源，就是60年代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国际银行的不断自由化扩张的结果。在同一时期，这一问题因为日益加剧的国际银行自由而进一步加重。很显然，美元流动性的增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价格冲击时就已经出现了。当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美国自6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存在的财政赤字，这些赤字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因为越战和凯恩斯主义导致的。与此伴随而来的美元流动性的增强被大洋彼岸自由化的欧洲美元市场传播到全世界，并进一步加剧。事实上，1971年，美国降低美元含金量的主要原因是，在长期赤字和国外对美元和美国黄金储备的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难以维持现状。（从那个时代的角度考虑）特别是在面临德国和日本的强大竞争的情况下，美国当时采取了浮动汇率这样的激进措施，允许美国通过货币贬值来调整其收支失衡。
因而，尽管当时政治左翼和右翼都在激烈讨论滞胀的真正原因，而实际上很显然，始于60年代末的国际美元急剧增长的流动性才是全球通货膨胀的驱动力。然而，接踵而至的石油价格冲击明显而方便地被公众当成了滞胀原因的替罪羊。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 在《国际事务》一书中回应这种短视行为时提请人们注意：“60年代里，全球进出口价格每年增加不超过1%，但是从1970年到1972年间，每年递增超过6%，到1973年秋，石油价格爆炸前的最后12个月里，递增高达30%。”他认为：“这不可能跟美国巨大的、且日益增加的对外赤字一点关系没有。美国的对外赤字冲击了世界货币系统，使得世界储备在从1969年末至1972年末短短三年时间内翻了两倍，创历史新高。”?
当时的这种论点值得回顾，因为它证明临近事件改变人们短期记忆的速度之高，让公众没有看到滞涨的真正原因。 因为，与当时流行的学术性的说法相反，特里芬等人认为石油价格暴涨只起到了一个激化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石油输出国组织调高油价只是对70年代早期出现在工业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加剧的一种紧急应对措施，而事实上，当时其石油出口交易跌至3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应对出口下滑问题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不仅成功了，而且还立刻为石油输出国带来了影响，那就是它们在短时间内难以吸收的大量的贸易顺差。很多人认为，相对来说，这些顺差在70年代美元流动性增强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小。不管怎么说，这些顺差的确代表对国际收支失衡的一种暂时的重新调整，然而，这些顺差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被消耗殆尽。 当时普遍认为，尽管石油输出国的贸易顺差不是国家收支失衡的诱因，但却确实加剧了这种收支失衡。@观察者网
国际收支失衡的真正原因
国际收支失衡的真正原因是美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及6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国际银行的改革，美国政府依赖其霸权地位的能力增强。在这种背景下，由于非常低的、有时甚至出现负的实际利率，加上大量的资金以及在债务危机出现前夕势在看涨的国际银行的放贷操作，债务积累也就成了70年代的特征。很明显，在此背景下，债务人也有机可乘。
特别是在那些信贷声誉比较好的中等收入工业化国家，政府和企业受到外汇管制已长达几十年之久，现在突然间取消外汇管制，也不用参与那些由这些管制导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期性的调整计划。当然，这些调整计划极不受欢迎，而且严重损害了工业化。特别是，在这点上，并没有特别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的倾向；在自由的国际银行的运作下，智力、阿根廷、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石油进出口国家和很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甚至韩国等国家的右翼军事政权，在这次黄金国（El Dorado）的廉价美元流动期间已经介入到大笔借款当中。然而，不管怎样，贸易顺差暂时转到石油出口国的事实很容易使石油输出国成为替罪羊。目前，除指责不负责任的债务人以外，这已经成为反复讨论的另一主题。
关于后者还有一点值得回顾，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急剧提升利率，到1981年6月，利率高达20%，这一项货币战略就同时引发了许多不良后果，包括利息支付的巨大增长；受到美国吸收全球流动资产的影响而导致的新银行贷款枯竭；为了享受美国政府债券有担保的高利率，南半球大量的资金外流，并因拉美政府强烈保证要维持完全可兑换性而加剧；因北美和欧洲的经济萧条而导致的南方出口贸易需求骤减等。1982年，从墨西哥开始，那些大的拉美债务国纷纷出现经济停滞。由于美国银行面临较高的金融损失风险，这对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在引发金融危机的浑水中，很明确，责任和潜在风险是由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及北半球和南半球（拉丁美洲国家）共同承担的。然而，事后我们知道，代价大部分是由后者承担的。拉美国家或主动或勉强地将大量的私有合同债务公有化，而且还采用通过削弱国家经济以求快速产生贸易顺差的稳定性政策以维护这些公有化债务。在拉美债务危机的历史中，这是第一次为求稳定而采取的无奈之举。
从北半球的金融角度来讲，与预期相比，这种结果非常成功。然而，把金融失职的责任归咎到拉丁美洲债务国头上的这种说法很好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尽管是以南方公众的巨大社会损失为代价，北方金融部门却相对安全地逃过了金融危机。除此之外，在北方，当工人们正煎熬在经济大萧条引发的最高失业率中时，这种说法也转移了责任。（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官方关于失业的定义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模糊了，而当时的失业率比目前美国危机引发的失业率还要高。）借用迪亚兹-亚历杭德罗（Carlos Diaz-Alejandro，1984)在债务危机的实质分析中的开场白：“谴责受害者是逃避责任的最好方法。”他详细地阐述道：
“从1980年至1981年期间，由于各种内部及外部原因，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经济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大环境……然而，由于决策者的无能和迟钝……原本是一场严重的但是能够控制得住的萧条，已经变成了自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一次空前的发展性危机。这主要是由国际金融市场的崩溃以及国际贷款条件和规则的突变造成的。”@观察者网
新权威理论的伪善
新权威理论的伪善显而易见；在求稳定的名义下，南半球经济完全失控了。当南方大量资金流向北方时，这毫无疑问支持了北方自1983年以来的经济复苏。迪亚兹-亚历杭德罗在讨论为什么拉丁美洲的精英们会支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鼓励采用寻求稳定和调整的措施时，他分析了拉美此举的地方政治经济原因。他总结说：
“国际体系大约成立于1984年，该体系通过过高的实际利率、保险以及各种避税措施，鼓励破坏拉丁美洲混合经济体系的合法性。事后，各国在各种压力下不得不将私有债务公有化，并帮助那些有外债的地方私有企业。各种各样的外债不断地被归为国家债务，并认定，不论公有的还是私有的，都是整个国家和现任政府的责任。”
在这种背景下，与之后所有危机中出现的普遍现象一样，这次危机的焦点随之转移到了拉美国家政府的失职行为上。这种转移焦点的做法后来上升为修辞学上的机会主义：反复把焦点放在经济危机的表象上，仿佛这些表象才是危机的真正原因。政策建议也效仿此举，以年轻的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回应为代表。萨克斯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紧缩来降低预算赤字的行为是在面临地方资产风险的情况下恢复私企信心的一个重大举措。
货币主义者对于这次危机的意识形态反应就是，通过本次危机成功地将造成不稳定和收支失衡的责任归咎于突出的贸易顺差国（石油出口国），并同时合法地将系统性调整的重担转嫁给纳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外围国家。同时，北半球经济却利用外围国家带来的契机而获利。在随后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中也体现了这种意识形态反应。结构调整计划更普遍地反映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结构重新调整的必要性，也就是说，美国的海外地位从20世纪70年代的经常项目顺差转变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一贯的且不断增长的经常项目赤字。从1983年以来，美国通过金融方式及里根总统的军国主义回归来恢复其霸权地位，可以说，在全新的结构基础上，债务危机是便于美国霸权主义重新抬头的关键机制之一。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新自由主义一揽子政策充分地理解为一种霸权手段——因为没有其他理由在经济危机下提倡新自由主义。
因此，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共识成功地将第三世界应对1982年债务危机时的政策失败完全转变成为一种西方经济意识形态的胜利。特别是，世界经济的衰退以及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这些主要石油生产国对外汇的迫切需要，导致了油价的飞涨。而拉丁美洲和非洲没有迅速从经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事实也证明首先必须进行结构调整。这种面临系统性危机时的意识形态修正主义非常成功，以至于随后的说法在当今的主流发展研究文献中甚至没有受到左翼学者的挑战和质疑。1982年的危机据说是国际经济体系中心不断加剧的不均衡造成的后果，而实际上，目前爆发于国际经济体系中心而非外围国家的大危机也被很多人认为是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观察者网
二、关于美国信贷泡沫和中国储蓄过剩
针对目前金融危机的争论还在激烈进行，人们一再将国际体系中心的经济危机的责任转移到外围国家，目标再一次指向最明显的贸易顺差国——中国。罪责就是中国的干预性经济策略以及其可以理解的、但却是错误的疯狂的外汇积累已经成为美国信贷泡沫的重要原因。逻辑是，来自亚洲的大量外汇储备是从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后选择特殊政策的结果。由于中国将其外汇储备的大部分以美国国库券的形式持有，或者进行非政府投资，比如臭名昭著的购买证券化次级债，所以这些过剩储蓄就在美国再循环。这样，亚洲储蓄过剩就成为刺激美国信贷泡沫的关键原因。凯恩斯理论大概基于这样的观点：这种储蓄在泡沫破裂的地方终究会弄巧成拙；贸易顺差国应该受到惩罚。尤其是中国，现在必须做一些沉痛的调整来纠正其之前的政策错误。中国不但要致力于平稳国际金融体系，还应从根本上准许人民币升值并放宽对金融部门的限制，以扩大居民的消费。
扭曲的凯恩斯主义
关注一下《金融时报》马丁·沃尔夫的专栏有助于我们更详细地弄清这些观点的逻辑步骤，因为他在该栏目的普及与宣传上很有发言权。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底，沃尔夫形象地提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句名言“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指的是2007年时他一直支持的共识被粉碎了。他认为新的共识使我们回归到自由放任主义（他没有使用确切的术语，但有暗示）和社会主义（他使用了这个术语，指国家进行经济干预的强烈形式，不是真实的社会主义）两者之间一个更平衡的方式。在政治压力急剧上升，要求英国将那些走向失败的金融机构国有化的时候，针对已经开始的大规模金融救市行为的讨论也就顺理成章产生了。?
在这个专栏里，沃尔夫总结了凯恩斯的三大教训。第一，市场不总是有效的（或者我们不应该太把金融家的观点当回事）。第二，不能用分析单个企业的方法来分析总体经济（就是说，整体的运转方式不一定会像其组成部分一样）。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教训是，我们不应该把经济当成道德故事”。沃尔夫的前两点是模棱两可的，需要诠释。连经济学家迪帕克·莱尔也认同，重要的问题不是市场是否无效，而是为什么无效。但是，沃尔夫的第三个教训最能体现他对凯恩斯理论的修正，因为凯恩斯的确将经济视为一幕道德剧。例如，在《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一文中，他不认为一个自我约束的金融体制具有技术中立性。相反，他提出了“深深烙印在我们的金钱契约系统”中的带有阶级偏见的思想。因而，沃尔夫完全回避了凯恩斯这种不受约束的金融体系会毁坏资本主义的论断。甚至更重要的是，沃尔夫在他的论点中根本没有提到雇佣和工资的问题。而事实上，就是因为失业和认为降低工资是扭转失业的一种方法这种荒谬的思想，强烈推动着凯恩斯极端地主张推翻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存在的（并且在过去的30年里一直存在的）英国经济权威范式。?
相反，沃尔夫将注意力放在了重新平衡全球需求的问题上。考虑到凯恩斯晚年致力于创造一个战后均衡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这样贸易顺差国和赤字国都会受到惩罚，沃尔夫除了提出用财政措施来应对金融危机以外，关注国际收支失衡似乎是他对凯恩斯理论的另一认可。在沃尔夫看来，他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全球金融管理体系和货币政策，来抑制信贷激增以及资产泡沫”。在提到明斯基时，他说：“意识到一个复杂金融体系的弱点是一个好的开端。”他没有批评而是建议我们必须除掉思想的有色眼镜，以谦逊和实用主义的精神面对这项任务，除此之外，关于这一点沃尔夫没有给出更多的指导性建议。?
这种没有信贷泡沫的稳定的金融体系思想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事实上，这已成为狂热的新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大部分经济理论家的明确目标。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泡沫是怎样产生的以及如何消除。沃尔夫在之后的专栏里对此做了详细说明，他把注意力转向中国，认为中国是储蓄过剩的主要来源。例如，2009年6月，他提出了一个认为全球储蓄过剩的传播导致美国金融体系崩溃的权威论断。通过引用高盛投资公司一份不公开的资料，他分析说，全球储蓄过剩导致全球经济走向危机的两个显著特征是：国际经常项目失衡的飞速加剧（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出现的巨额顺差），以及各种债务的名义和实际收益率的全球性下滑。他列举了由高盛集团文件所披露的两个显著特点（全球实物资本回报率的增加及股票风险溢价的增长），然后他又增加了一点：许多工业品的美元价格面临强大的下行压力。另外，他认为全球有效劳动力供应的大幅增长，以及全球新兴信贷方极端的风险转移，是造成以上几点的原因。而这些问题又导致了海外净资产的积累，这些积累又主要被用于储备，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政府部门的所得来解释这一点。?
沃尔夫补充说，亚洲新兴经济体（首先是中国）支配着这种流动。他将这一事实以及他提出的第五个显著特征（许多工业品的美元价格面临强大的下行压力）归因于政策决策，尤其是中国的汇率机制，因此，他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中国：??
“保持低汇率的决定也限制了许多工业产品的美元价格。我要补充一点，2000年股市泡沫的破裂也加大了股市的感知风险，因而也增强了那些被认为较安全的信用工具的吸引力，2000年代初我们目睹了这些信用工具的出现。薪资压力可能也助长了对借贷的依赖，因而助长了21世纪初的信贷泡沫。”??
沃尔夫与高盛集团那些未披露身份的作者持有的相同观点就是：新兴储蓄过剩造成低债券收益率，由此引发了我们已经目睹其后果的疯狂的贷款行为。如果监管更完善，造成的麻烦本来会小一些，但必须得有人借这笔钱，这是宏观经济引发的问题，也是愚蠢、贪婪和监管不力的后果。?
他总结说：“中国决定累积约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错误之举。”特别是如果其债务国（就是美国）因不能通过继续借贷来消费中国的过剩储蓄而无法还债时，中国就必须接受恢复全球经济平衡的后果。为了达到此目的，中国必须首先修正其汇率制度。?
沃尔夫在9月份重申了上述看法。他指出，这也难怪中国政府对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风险会感到紧张。然而，“没有人强迫中国累积这么多的外汇储备。相反，美国决策者一贯地（且明智地）建议中国不要这样做。在犯下我认为是重大的错误后，中国政府不能指望任何人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未来几年，中国货币大幅升值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中国政府对此抵抗得越久，损失（以及调整所带来的痛苦）也将会越大”。?
这次，他又参考了2009年莫里斯·戈尔德斯坦(Morris Goldstein)和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撰写的由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篇文章，并指出，与其他一些政策如进一步的金融改革相比，从长远利益来看，货币升值还有助于再平衡中国经济。他认为，“理想情况下可通过名义汇率升值实现”的实际汇率的提升将是结束中国通过外汇干预大幅补贴其出口的最主要的方法。这样也将有助于增加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份额。2009年11月17日，奥巴马访华，沃尔夫再次强调了这种紧迫性，他坚持认为：“美国有权利保护自己免受这种重商主义的危害……我们已经花了足够长的时间来讨论中国的汇率政策。应该开始采取措施了。”?
考虑到自经济危机初期以来沃尔夫的一贯姿态，那么奥巴马政府甚至小布什政府对此事件采取或多或少相同的立场就不足为怪了。事实上，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上台后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于2009年1月宣称中国是一个货币操纵者，虽然他很快就摒弃了这一极端挑衅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数年之前，布什政府已经考虑到这一威胁了，但还未表态。同样，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称，巨大的资金流入加剧了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危机，也使市场约束和预防风险错误定价的措施崩溃。换言之，与他的前任格林斯潘一样，他对因果关系的解释也是从顺差到资本流入，再到资金流动性和监管失灵。他认为东亚经历1997年经济危机后，大力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加大贸易顺差，造成国家储蓄、消费和投资之间的不平衡。减小此风险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大汇率的灵活性。@观察者网
西方左派的倒塌
另外，一些喜欢批评的“自由主义的”、也被称为“左派的”经济学家也进一步强调这种观点，认为本次危机就是储蓄过剩问题。例如，美国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代表保罗·克鲁格曼也将重点放在了中国的汇率机制上。他在2009年4月指出，21世纪初，中国开始出现巨大的贸易顺差，同时也开始吸引大量外资流入。如果中国采用浮动汇率制（比如，像加拿大一样），那么中国的货币将会升值，反过来，这也会放缓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
但是中国反而选择了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价的基本稳定。为此，当美元大量涌入的时候，中国必须将它们全部买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顺差在持续增长——同样，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在增加。?
他认为，必须改变这种习惯：“两年前中国的储蓄可以远大于投资，并且可以在美国处理其过剩储蓄。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问题是中国还没有实行应对这场全球危机所需要的深刻改革。当然，日本、欧洲还有美国都没有进行。”克鲁格曼在相关的博客中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将当前的危机清楚地界定为流动性陷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零利率，我们也会开始出现储蓄过剩问题。他解释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所需的储蓄供给过大。[他特别强调]而如果中国人消费多储蓄少，在我们看来那倒是一件好事。换个角度说，我们正面临一个全球的节俭悖论，每个人都希望其他人储蓄得更少。”此外，这种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似乎基于这样的思想：即过度储蓄没有根据总需求来进行调整。?
在保罗·克鲁格曼早期的博客中，他的批判性的评论并不多，然而在2009年10月22日的专栏中，他与上面提到的本·伯南克和盖特纳站在同一立场并以更加严厉的态度批判了中国。他认为：“中国的不良行为正给世界其他经济体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目前唯一的问题是整个世界，尤其是美国将会如何应对这种威胁。”他认为，直到2001年左右，中国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的政策还是可实行的，但之后，“就甚为奇怪了”。有意思的是随后，在他关于中国的稳定汇率政策在美元价格下跌时是如何有效地导致人民币贬值的讨论中（下节要讲），他没有提及中国自2005年起对人民币作出的升值调整。相反，他总结说，人民币贬值导致了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并补充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疯狂的购房热导致了房产泡沫的膨胀，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做了铺垫。但是中国即使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变的政策，现在可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更严重的后果。”因此，在谈判中国货币操纵的问题时，他鼓励美国官员保持强势态度。他为以后沃尔夫主张的基调打下了基础，他坚持认为：“在世界经济仍然不稳定的状态下，我们无法容忍几个大国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针对中国的货币问题，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甚至左翼学者也支持上述观点。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罗伯特·威德。这就有些自相矛盾了，因为在大多数问题上他经常与马丁·沃尔夫的意见相左，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似乎认同以储蓄供应方来解释这场危机。他说： ??
“国际收支失衡在国际层面上不会造成货币回流，但是对于国际收支赤字的另一方，也就是那些消费大于收入的国家来说，国际收支失衡却会造成国内信贷回流问题。信贷循环机制也会因此而崩溃。”??
他提醒人们注意，2003年后，作为GDP中的一份，美国财政赤字下跌，导致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和经常项目赤字的大幅上升。他似乎在暗示这是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必然结果。信贷回流到私人部门将促进这种转变。这种信贷回流以资金流入的形式进入按揭贷款（例如，中国央行购买了由美国政府支持的房地美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发行的债券），创造不动产繁荣，使家庭将其资本利得通过股票净值提取的形式，转变为超过其收入的消费。这种消费在GDP中占很大比例。?
他认为，当这样的信贷再循环机制失控之后，金融危机就发生了。
他以此来解释“货币政策和金融调控中的‘错误’是如何产生的”（他暗示这些错误是国际收支失衡的后果）以及这场危机导致美元陷入困境而不是使美元幸免于难的原因（可能原因同上）。因此，他总结说，国际收支失衡难辞其咎，“各国对这场危机的相应现行政策仅仅关注到了金融体系的问题，而对收支失衡及其背后的原因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威德对这场危机的理解非常简单，那就是，本次危机其实就是国际收支失衡与信贷回流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是这样，他的观点实质上与沃尔夫、伯南克以及克鲁格曼的观点是一致的。?
更准确地讲，就是因为许多左翼和右翼人士中实际存在的这种共识，为强大的意识形态重建提供了可能。也许这种重建的表现形式不会完全与左翼人士极力反对的新自由主义相吻合，但是它却合法有效地将调控的负担转嫁到这些贸易顺差明显的外围国家头上。这些外围国家还不具备工业竞争实力，而只是被深深纳入日益由北半球工业国家支配的区域或国际经济体系中。换句话说，即使关注到了国际收支失衡，这种观点也忽视了隐藏在这些生产、销售、所有权或权力背后的结构问题，还是这些结构导致了失衡。事实上，从后者来讲，本次危机可以说代表了对这一国际生产体系的颠覆式重组的里程碑式事件。?
如果真是这样，美国的工资被压低和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可能只是正在发挥作用的、更大的全球力量作用的结果，包括国际经济体系中心的美国的经济金融化以及东亚自1997—1998年危机以来的网络重组。
三、凯恩斯在北京
难道储蓄过剩真的是由新兴市场的顺差引发的，然后通过美国金融部门蔓延到美国，并逐步加剧?借用杰奥夫提利(Geoff Tily)的话说，从一个凯恩斯主义者的角度看，这样的逻辑简直就是本末倒置。换句话说，这是基于供给创造需求的原理(萨伊定律)。套用在对目前危机的讨论中，就是亚洲的储蓄驱动了美国的总需求。或者，用沃尔夫的话说，“……总有人必须去借这些钱”或者，就像威德所说的，如果“国际收支赤字保持稳定(或者上升)而且财政赤字下降，那么肯定会出现私人部门债务的减少。”
凯恩斯原本是反对这种逻辑的。实际上，准确地说他就是依此来反对被他称为“经典”的东西(传统经济理论，即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的。事实上，他认为总储蓄应该根据总需求调整，反之则不然。就当前的背景来说就是，美国的总需求导致了美国的对外收支失衡，这种对外收支失衡反过来又促使服务于美国总需求的经济实体的收支失衡(主要通过这些经济实体的投资需求来调整其总储蓄这种措施)。美国总需求受赤字开支的影响，而赤字开支受崇尚战争、减税和补贴富人以及私人部门需求变化的影响。私人部门需求随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以及由此引发的信贷泡沫的不同阶段而递增。换句话说，国际经济体系中心的自由放任的金融化驱动了国际收支失衡。中国的货币总储蓄高(包括来自银行系统的贷款以及国外的资金，这个我们接下来会有讨论)是因为投资率高。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众多因素中，这种高投资率是对欧美总需求的响应。所以，中国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结果，而不是其诱因。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与“供给”主义(新古典主义)的解释相比，凯恩斯主义更适合用来解释当前的情况。首先，要认识到，尽管西方评论家普遍不这么认为，但是中国政府很早就敏锐地关注到GDP中消费份额较低的问题。
比如说在1998年，中国政府对东亚经济危机的第一反应其中一条就是剌激内需，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这也成了中国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例如，胡鞍钢，这位清华大学颇有名气且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曾强有力地提出要高度重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强调提高家庭收入水平，而不是用增加经济总产出的办法来应对疲软的国内需求以及不断加剧的区域发展不均衡状况。胡鞍钢推动了很多重要政策，比如，他提出的西部大开发运动2000年被中央政府采用，从那时起，该政策就在调转区域间经济不均衡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尽管有争议认为此次调转是以加剧中国西部内部区域经济不均衡为代价的)。然而，这些政策以及国家此后更多的大规模努力根本未能提高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极低的消费份额，在21世纪头10年，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消费比例还是在持续下跌。
没有完成降低GDP中投资份额的比例这一目标也是由于别无选择。在中国大量积累低收益资产即美元储备的背后，不一定存在某种深层战略。事实上，当中央政府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平衡其国际收支时，它就迅速并谨慎地采取了应对方案，就是至少通过冲销策略来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不管平衡与否，考虑到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经济增长总是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因素。中国仍然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城市失业率相当高，农村一直处于贫困状态(这不是压缩消费的问题，而是低生产率的问题)。并且，在这种背景下，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让二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在下一代实现城市化的计划已经启动。考虑到这些当务之急，如果消费不能引导增长——尽管消费增长很快，但还比不上投资增长的速度——那就必须依靠投资引导，这不是可选择的，而是必须的。
中国人的储蓄
此外，通常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源于高的家庭储蓄，而其高的家庭储蓄反过来又造成投资与消费相对立这是另一件值得关注而又似是而非的事情。通常认为高额的家庭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预防性质的，意思就是，家庭储蓄率之所以高，就是因为健康和教育成本不断增长以及社会保障及公共养老金缺乏。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高的个人储蓄率是由金融抑制政策导致的。通过回顾20世纪90年代对东亚产业政策的抨击，佩蒂斯作了一个较为深刻的分析他认为问题就出在那些旨在促进经济突飞猛进的产业政策上。这些政策以隐蔽或公开的方式蓄意迫使家庭将资金投入到利润颇丰的产业中，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或制造业上。尽管这些政策能大力促进就业和制造业的增长，但是也导致了生产和消费的增长严重不同步。
这些政策包括币值低估(通过提高进口商品的成本来降低实际收入)、极低的利率(迫使存款人——多数为家庭——去资助借贷人——多数为制造商)、存贷款利率之间的巨大差额(这使遭受呆账、坏账的银行可以进行资产重组)、工资增长缓慢、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其他对制造业的直接补贴政策。因此，通过利用家庭财富来提高生产商的利润，中国想刺激消费与GDP同步增长的能力严重受挫。当然，储蓄率造成生产与消费之间大的差距，当生产比消费高的时候，必然会引起中国储蓄率的上升。
区分清这些概念很重要，这里很有必要回顾何新华和曹永福(2007)的重要文献。他们指出，家庭储蓄并不是中国高的国民储蓄的原因，而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储蓄才是中国高储蓄率的真正原因。他们解释说，家庭储蓄率增长的现象是对城镇和乡村地区的家庭收入分开调查得出的。然而，根据他们最新的数据显示，农村家庭储蓄率在1999年时达到峰值28.6%，之后到2004年都一直在下降。虽然作者提出城镇家庭储蓄率其实也有下降趋势，但是在2004年以前城镇家庭储蓄率还是持续小幅增长的。然而，综合来看，由于城市化政策的实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家庭平均储蓄率已急剧下降。于是他们反对用“预防性存款假说”来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的说法。尤其是，他们指出总家庭储蓄只占整个国民储蓄的一小部分，从1992年的52.3%下降到2001年的41.6%。由于政府消费占总消费的比率以及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率一直持续增长，所以可以推断，2001年后，家庭储蓄占国民储蓄的比率还在进一步下降。
通过资金流动的框架图，何新华和曹永福解释说，高的国有储蓄率是由非金融组织和政府部门储蓄率快速增长造成的。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的储蓄的持续增长是政府机构改革的结果，包括政府支出和工资支出的紧缩，加上增加政府收入的税收改革等。非金融部门储蓄份额的增长是由于整个行业的盈利能力加大，而不仅仅因为是国有企业。@观察者网
很显然，尽管政府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储蓄率高而且在不断递增，但是这些储蓄还是无法满足投资需求，还需要各种形式的借贷以满足投资需求。越来越多的政府经费直接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或者通过将资本转移到国有企业中进行间接投资。同样，非金融企业储蓄金(如收益)大约只能满足自己投资需求的一半。尽管还有包括投资组合融资和不断递增的国外融资，而后者占银行贷款的比例从1992年的229%上升到2001年的39%。银行借贷是弥补以上缺口的重要融资方式，换句话说，这时候的国民储蓄率大幅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货币扩张、信贷创造、外来融资水平的提升和公司收益再投资能力的增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技资需求。
储蓄与升值
货币升值问题是储蓄-供给经济学(savings-supply-side)(新古典主义)对中国发展经历分析的又一误区。即，他们根本不能确定货币升值是否会影响中国的外汇盈余，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确定中国的人民币是否被估值过低。在对此的大量争论中，2005年，劳和斯蒂格利茨(Lau andStiglitz)在各国呼吁中国货币升值运动的巅峰时刻做出了显著的贡献。那时，他们认为“现在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人民币估值过低，并且现在调整中国的外汇汇率不必要，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会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在各种理由中他们提出中国的多边贸易盈余只是小额盈余。他们认为，货币升值不可能在很大程度改善美国对中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因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总价值中，从美国进口的投入品占很高的比率(据说高达70%-80%)。这将抵消升值对价格的影响，因为更高的出口商品价格，被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进口投入品价格的下降所抵消。
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升值将立即造成中国农产品价格下滑，降低农业收入。佩蒂斯在其论证中忽略了这一点。佩蒂斯认为升值将会通过降低进口消费品的价格而提高收入，但这一论点主要是指城市家庭消费，并且假设城市家庭的大部分消费品需要进口。然而同2008年一样中国40%的劳动力仍从事(主要是自主经营)农业生产。劳和斯蒂格利茨没有提到的一个相关事实就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很可能会通过以下两种机制之一来降低单位成本，以应对由升值造成的任何竞争代价c这两种机制就是降低报酬(或在相同的工资待遇条件下加大工作强度)或提高劳动生产率。其实，从2005年起就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两种机制，都是针对(通过降低)工资支付来提升企业收入额，从而加大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国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差距。@观察者网
尽管这些观点反对人民币升值，但从2005年7月到2008年7月，中国政府还是允许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大约20%。而同时很矛盾的是，商品贸易顺差从2004年大约占GDP的3%。增长到2007年超过9%的峰值，特别是在2004年到2007年间与美国的贸易顺差翻了一番，也就是说即使在人民币升值以后，中国的贸易顺差还在增长。目前，坚持人民币继续升值的人好像没有观察到这个事实。但它表明了国际收支失衡跟人民币实际的相关估值无关，然而却与国际贸易和生产组织背后的结构变化有关。
即使我们反驳“储蓄过剩推动贸易顺差的产生”这个观点，但是，如上所论述的，我们还是可以得出这样的论断，产出过剩是由政府旨在促进经济发展而采取的鼓励和资助性政策人为加大投资水平而造成的。因此，按照这种逻辑，可以认为产出过剩引发了国际收支失衡。
劳和斯蒂格利茨则指责美国政府赤字导致了国际收支失衡。仔细审查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和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产生的先后顺序对分析这一问题很有用。
失衡的原因与结果
通过简单的对比可以发现，中国贸易顺差剌激美国信贷泡沫形成这一观点是本末倒置。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高达400亿美元收缩到2001年的174亿美元(占中国GDP的1.3%)，而与此同时，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从1410亿美元增至3980亿美元。2000年爆发的网络泡沫和2001年美国经济的衰退轻微地扭转了这个趋势，但之后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继续急剧增加。而相比之下，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在2004年后才刚开始以可与之相近的速度增长。直到2004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只缓步增长到690亿美元，而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到2004年就增至6310亿美元。与1997年对比，中国贸易顺差到2004年都未翻番，而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此间已增长了4.5倍。中国贸易顺差的名义增量在这些年间只有287亿美元，而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已增长了4904亿美元。就此而论，2003年美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的减少引起美国私营部门赤字扩大以吸收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盈余(主要是中国的盈余)，这看起来特别似是而非，至少在针对中国方面。只从2005年开始，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才开始以类似美国自东亚金融危机后财政赤字直线增加的速度突增。
如果只查看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平稳，好像中国造成美国问题有些道理，这也是大多数美国经济评论家感兴趣的地方。然而，根据中国与另一地区贸易平稳所发生的同样巨大的变化来看，结论就会不同。这个另一方就是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东亚及东南亚大部分国家)突变的贸易情况：从1999年的小额顺差及2001年小额赤字，突然转变为到2004年大约740亿美元的赤字，几乎赶上同年对美国810亿美元的顺差。这种贸易赤字在2005年之后停止了，不是因为贸易变缓，而是因为中国对亚洲的出口额开始赶上从亚洲的进口额。
中国对亚洲的进口额从2001年的1470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6200亿美元(超过了总进口额的一半)，而对美国的出口额从2001年的520亿美元增长到2520亿美元，对欧洲的出口额从490亿美元增长到2880亿美元。换句话说，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大约相当于其对亚洲的进口额以及对欧美的出口额总和的23%，或者说是其在世界范围内迸出口总额的129毛。而后面这个比例自21世纪开始增长，但实际上比1997年和1998年少。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一点也很明确，就是最近的贸易顺差虽然名义上很大，但大都是通过出口加工产品形成的，尤其是在东亚和欧美之间的加工贸易。@观察者网
很快地中国的顺差就以外汇储备积累的方式出现。尽管没有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增长得快，但是在2001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开始出现了增长。显然，这是因为从2001年到2005年间，大量的资本流入中国。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2001年经济衰退时大量资本流出，和同年中国加入WTO后，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快速增长有关。之后，很多资金流入都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以及外国对中国进一步直接投资有关。换句话说，这些资本流动是美国金融化的一个反射而不是其原因。此外，资本流入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对美国金融资本的有效补贴，中国为其境内的外资和相关的冲销操作所支付的报酬率，大大高于其为冲销外资的流入而持有的外国货币(大部分以美国国库券的形式持有)所获得的收益率。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中国通过其资本流入冲销政策而积累的外汇储备导致了美国信贷泡沫的形成，因为大量资金流入都是由于美国首先实行信贷扩张而引起的(还有源于支持诸如英国及其海外殖民地的金融中心的信贷扩张)。资本项目增长比经常项目增长早大约3至4年的时间，这表明经常项目增长是由被资本项目引导的国际生产及销售的重组而产生的，这和上文贸易资金流动所反映的国际经济结构一样。
有一点不得不提，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是对美国国际收支失衡所作出的反应。
从年度名义增量来看，从1998年到2000年和2002年到2005年，美国赤字增加的速度比中国顺差增加的速度快得多。只有在2006年这个观点还能成立，尽管此时美国的信贷泡沫已经达到峰值并已开始衰退。
很显然，只有美国处在萧条时期，这个观点才可能成立。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根据这个分析框架，中国顺差在美国经济中起着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把信贷危机归咎于中国就等同于把火灾归咎于消防车。
分析事情发生先后顺序的关键问题涉及自2001年以来中国作为重商主义代表突然出现的原因。很显然，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还是典型的后进外围工业化国家的特点，这种增长的爆发通常以经常项目赤字而告终，最后需要紧缩政策来补救。中国摆脱这个典型的外国后进工业化国家的困境，似乎与在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从中国通过的、以东亚为中心的国际生产网络的出口路线改变密切相关。正如上文所讨论的，这可以通过对贸易平衡的区域分类研究推断出来O它揭示出中国对美国及欧洲产生巨大贸易顺差的模式，与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东亚及东南亚产生巨大贸易赤字的模式相似。@观察者网
越来越多关于亚洲跨国公司(MNC)的文献强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在这些生产网络中只占据第三层甚或第四层的位置。阿图科罗拉(Athukorala)和山下(Yamashita)认为中国作为亚洲生产网络中进行最后组装的主要场所，加大了中国与美国之间贸易顺差的增长。于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美国公司从它们的亚洲基地向中国提供高端零部件在中国组装。总的来说，赤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国际生产分工过程导致的结构现象造成的。
因此，他们认为，与其说中国通过实现由生产加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到生产加工信息技术产品的结构性转变而成为高新技术强国，不如说"中国在以东亚为中心的全球生产网络中承担的最后装配工序的地位在迅速巩固"。姚顺利在一篇批判罗德里克的评论文章中提出“人们很容易认为‘中国机械行业和电力机械及部件’的出口激增代表了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革新……所有的迹象表明中国对外贸易中这些行业出口的增长与中国的加工贸易体制以及外国企业对中国的服务外包是紧密联系的。”这些观点补充了何新华和曹永富(2007)先前的观点，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来自国外的金融资本已迅速大规模增长，成为非金融企业的资金来源，并越来越多地代替政府资金和银行贷款。
换言之，认为人民币升值是解决全球收支失衡的一个办法，这种观点回避了中国只是负责商品最终装配的，其生产的这些商品注定要通过由北方跨国公司控制的生产及经销网络，供美国及欧洲进行消费。这种观点还回避了美国及欧洲同时进行金融化的事实。金融化不仅剌激了这些贸易最终目的地的消费，还巩固了在21纪世头10年北方跨国公司对这些生产网络的控制。对这个关键生产链的无知导致人们对于中国贸易失衡的意义以及谁真正拥有和控制顺差所代表的财富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比如，郑永年和易靖韬认为：
中国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并不代表随时可以自由支自己的财富，而是一笔相当大的间接债务。200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中仅有一半可以作为财富，供北京用以履行国际支付义务。剩余的资本流入(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及短期的外国借款)可以理解为隐含债务……最终都是要由中国偿还的。@观察者网
中国所持有的外汇储备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义的，特别是因为很大一部分外汇储备是国外跨国公司投资的合资企业的利润，很明显，这些是不会返给中国的。
在更详细地谈及后进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收支失衡中所扮演的角色时，简·克勒格尔(Jan Kregel)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贸易平衡恶化的另一面是在全球市场上运营的美国公司过去10年收益率增加。”
从以上角度来审视目前关于全球失衡的辩论是非常重要的。有人认为，中国在国际上占有强大的地位，因此中国应当舍弃积累储备的防御策略进而积极地通过加强开放政策、减少对其汇率的干预来调节国际货币和贸易系统的失衡。这种想法将中国看成是此货币及贸易系统扩张及调整背后的中心力量之一。对中国国力的错误估计对中国可能产生很大的危害，特别是所提议的货币和金融自由化的战略在当前危机的近期重演中会导致中国经济安全面对急剧变动的资本流动时高度脆弱。尽管中国的外汇储备看似不少，但是面对导致当前金融危机并由北方国家金融系统创造的流动性的巨大规模，这样的储备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另外，与北方中央银行为了应对危机突然创造的庞大的流动性以及目前由于北方中央银行干预导致的从事套利交易的流动性相比，这样的储备也显得微不足道。面对国际流动性剧增和可能的通货膨胀的发生，目前中国自己的外汇储备很可能在中期就快速消耗殆尽。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当前形势下中国领导人的关注点，不是保持中国储备资产(大部分在美国储存)的价值方面，而是应该考虑避免像之前的拉丁美洲和东亚一样陷入困境。换句话说，中国领导人对避免重新成为战后后进工业化国家几乎元一幸免地遭受严重挤压的关注是很正确的，因为中国才刚刚借西方掀起的金融化和工业结构调整浪潮很偶然性地摆脱一点这种对后进工业化国家的限制。
四、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在过去及现在金融危机情况下的意识形态重建问题。首先，重新讨论了关于引发1982年债务危机(美国全球霸权地位复兴的关键转折点)当时的几种观点。这场危机的根源是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有关的不平衡，然而却被重新认定是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冲击导致的顺差问题，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发展中国家将这些顺差再循环使用的过度的、不负责任的借贷问题。这种改变为支持下述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辩护，即，将调整的重担由北方经济体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主义共识，成功地将自己处理债务危机的政策失败转变为意识形态的胜利。与当前的策略一样，他们责怪其无辜的受害者，并且反复强调危机的结果，似乎危机的主要起因是这些危机的结果一样。在体系性危机的情况下，这种策略是成功的，其相应的观点在今天主流的发展研究文献里是很少被挑战或质疑的。事实上，很多人认为当前的危机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从国际经济体系中心而不是外围出现的第一次重大危机，却少有人认为1982年债务危机也是从中心蔓延开来的不断加剧的危机和不均衡的结果。
其次，本文研究了主流经济学家是怎样迅速地推断出当今金融危机是正在崛起的东方外围国家的储蓄过剩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贸易顺差首当其冲地被谴责为储蓄过剩的主要根源之一。作为一种逻辑推论，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必须承担因此而进行调整的代价，不仅要采取补救措施，还要进行中期结构调整来改变其顺差状况，主要是通过人民币升值，以及通过金融自由化及其他市场改革措施来进行自我改革从而解放其国民的被抑制的消费。@观察者网
最后，本文质疑了这些观点，并从正确理解凯恩斯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全球失衡作出了其他阐释。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看，合理的逻辑推论应该是：美国的总需求推动了其外部不平衡，随之又推动那些以服务美国需求为导向的经济体的不平衡，这主要是通过调整那些经济体的投资需求实现的，而其总货币储蓄又因之被调整。将此种情况放在中国的背景下将得出中国人存储多，所以中国的投资率不高。实际是，由于投资率高，中国的总货币储蓄量(其中包括政府赤字支出，中国银行体系的信贷、留存及再投资的企业的利润以及国外融资)高，在众多因素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来自欧美的总需求的反应O中国与日俱增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是这些进程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换句话说，由中心蔓延的金融化的新阶段引发了外围国家的国际失衡，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时的情况。这一解释可以从以下几点证实：在过去几十年，中国政府为了减少对投资的依赖程度所做的徒劳努力、中国高国民储蓄率的特征以及对中国货币是否真的被估值过低的评判禾定。最后，通过分析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和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先后顺序，有一点不容忽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一直是对美国收支不平衡作出的反应，并与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以中国为终端、以东亚为中心的国际生产网络的系统性的路线改变有密切关系。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观点或多或少地回避了中国这个新兴角色的意义，中国只是商品装配最终端的一个依附性的大加工厂，这些在中国加工后的商品通过生产及销售网络系统销往欧美以满足美国及欧洲的消费需求，而这些生产与销售的网络系统主要并日益被北方跨国公司所控制。
就像在过去，主流观点的危险在于它便利了意识形态的重建，支持把调整的负担从北方经济体转移到南方替罪羊身上。以此方式，眼下，在危机发生中，一场意识形态的重建活动开始了，并且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以凯恩斯的名义进行，却严重扭曲了凯恩斯的大部分核心观点。由于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控制了全球左翼和右翼的思想，因此我们将遭受新一轮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那样的阻碍发展的大规模的体系性调整。
换言之，可以认为，当前针对中国的关于全球收支失衡的观点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想扮演的角色一样，将来自中心的、强调纪律与服从的策略合法化，这些策略要么出于图谋不轨，要么是在危机驱使下采取的保护性的应对措施。而他们所提倡的策略不可能解决他们声称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可能造成的混乱中，尽管对中美两国民众会造成很坏的影响，他们却得以重新巩固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因为，如果我们认为中美双边贸易以国家为单位并最终以商品货物进行，那么确实中国不能继续依赖过度负债的美国消费者来继续消耗其顺差。但是我们不能从国家层面来看这个贸易系统，而应将其看作跨国企业及其控制财富的网络，那么，经济不平衡性就能够并且可能会继续下去因为这种不平衡性不是市场运行结果的表现而是力量结构的表现。所以，不管其支持者是否意识到这层含义，关于国际收支失衡的指责中国的观点必须被看作是这种新兴起的力量(跨国公司)的一种意识形态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