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话。”美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22日在接受本网记者独家专访时说，“在这次中科院院士增选中，生命科学领域最应该当选的饶毅在第一轮就被刷掉，暴露出院士评选的标准不清、投票院士是非不明。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如果不能正本清源，长此以往，不仅将使让国内的年轻科研人员迷失方向、想回国效力的海外科学家望而却步，也会使院士这个团体丧失社会公信力。”

饶毅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其学术水平和科学贡献，明显高于同领域进入第二轮的候选人

在王晓东看来，饶毅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其学术水平不仅远在同领域的第二轮候选人之上，也高于部分院士。王晓东和饶毅同在1985年到美国留学，学的都是生命科学。“我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关注饶毅，之后一直保持密切的工作交往，对他的为人治学非常了解。”据他介绍，在美国留学、工作期间，饶毅分别在《科学》、《自然》、《细胞》这三大杂志上发表论文 10 篇，对神经发育分子机理研究上做出了突破性贡献，获得同行的高度评价。从2004年起，饶毅被聘为任西北大学医学院讲席教授、西北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与他几乎同期研究神经发育学、水平相近的美国科学家Marc Tessier-Lavigne，在 2005年就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并于今年3月被聘为洛克菲勒大学校长。

2007年全职回国后，饶毅把研究方向从神经发育分子机制转到社会行为的神经机理分析。“一般科学家成名之后很少转型，因为这不仅需要几年的过渡期，而且失败的风险很大。在国内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下，如果几年不出一篇论文，定力不好的人要疯掉的，饶毅则敢于冒这个险。”王晓东说，“他开创的这个研究领域，试图从分子和神经通路的机理上，解释包括同姓恋、暴力倾向、母子关系等在内的社会行为。无论从科学研究还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看，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经过几年的探索，饶毅已经成功转型。”据王晓东介绍，除了2007年、2008年分别在《发育生物学》和《自然神经科学》上发表的两篇论文，今年上半年饶毅还在《自然》和《自然神经科学》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前者发现无羟色胺对老鼠的同姓恋倾向有决定性作用，这对揭开同姓恋的生理基础非常有启发；后者则发现群养动物打架少的分子和细胞机理。其中，群养动物的论文发表后，《自然综述神经科学》立即做了长篇介绍，《细胞》作为亮点予以推介。“转型成功后，饶毅今后还会有很多有趣的新发现，会发表很多有价值的科学论文。”

此外，2005年饶毅就作为通讯作者，指导他在中科院上海神经研究所的学生，在《细胞》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此前25年，我国学者从未在该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王晓东说，饶毅在国内的原始高水平论文有5篇，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当选院士都绰绰有余。

有论者认为：这次评的是中国院士，而饶毅的更多学术论文是在美国发表的。“这种说法非常荒唐，是典型的双重标准。”王晓东说，科学无国界，评院士应该是依据一个人整体的学术水平，国外、国内的研究成果都是有内在连续性的，怎么可能机械地割裂开来？“此前当选的许多院士，包括这次的多位候选人，其学术成果很多也是在国外完成的，为什么他们参评时不分国外、国内，到了饶毅就区别对待了呢？”

“饶毅对于中国科学发展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自己的学术研究上。”王晓东说，从1996年起，饶毅就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兼职研究员，并经常回国，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分别在1999年、2002年、2004年，协助创建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其中神经所和北生所已经成为生命科学领域的重要新生力量，饶毅功不可没。”

“扪心自问，在入围第二轮的生命科学领域候选人中，哪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和对中国科学的贡献，能超过饶毅？”

饶毅敢讲真话的品格，体现了一个科学家的良知。这恰恰是当前我国科学界最缺乏、最可贵的

“从个人操守来讲，饶毅也是没问题的。”王晓东说，“我最佩服的，是他不仅是获得国际认可的科学家，更是富有良知、敢说真话的学者。而敢于揭示问题不回避问题、敢讲真话，恰恰是当前我国科学界最缺乏、最可贵的。”针对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些全局性、根本性问题，饶毅曾多次发表文章，进行揭露和批评，因此得罪了许多官员和院士。“回过头来看，饶毅说的话、做的事，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2004年，饶毅就和邹承鲁、鲁白，联名在《自然》增刊上发表文章指出，应在制定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的过程中，高度重视解决科技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去年9月，他和施一公在《科学》上发表了《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批评中国科研体制和科研文化中存在的问题，认为这些问题“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

“饶毅等人的大声疾呼，引起有关领导对科技体制问题的高度重视，并下决心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确定为‘十二五’期间科技发展的三大重点任务之一。”王晓东说，这对我国科技事业的长期发展而言，功德无量。

许多科学家为了能顺利当选院士，在院士增选期间三缄其口，对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饶毅则完全无视这些潜规则，即便在成为第一轮候选人之后，仍然我行我素。

针对近年来国内的妖魔化转基因现象，今年7月中旬，他连续在人民日报刊发两篇文章《转基因在美国的遭际》、《转基因是现代科技的必然新知》，为我国的转基因研究与应用鼓与呼，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

就在第二轮院士候选名单公布的前两天，也就是8月15日，饶毅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改变科学界浮躁的一个步骤——回国博士后从助理教授做起》一文，指出：在国际大学晋升副教授的时期，在中国就可以做院士。而在中国做了院士以后，各种事情就多起来，做科学的时间和精力大为减少，科学活跃期结束比较早，并呼吁尽快进行改革。

“饶毅揭示的这些问题、批评的这些现象，均关乎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根本和大局，需要业内人士站出来说话。”王晓东说，如果科学家都尊奉‘沉默是金’的庸人哲学，只顾“闷声发大财”，这些问题将难有解决之日。“饶毅是抱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趋避之’的信念和勇气，一心为公、仗义执言，真正体现了一位科学家的良知。”

必须以学术为唯一标准，院士投票应摒弃个人好恶

“院士既然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和终身荣誉’，其评选必定具有巨大的引领、示范作用。”王晓东说，因此，院士的标准必须是清晰的，那就是必须以学术为唯一标准。

“无论是从学术水平、学术道德还是对国家的科学贡献来讲，饶毅都远远超出此次进入第二轮的同学科候选人。因此，他落选的原因，绝不是像某资深院士所说解释的那样，是水平接近的两位候选人‘撞车’了。”王晓东说。

“水平低的人选上了，水平高的人反而落选——这说明院士评选的标准不清，成了可以随意由人打扮的小女孩。”王晓东说，这样的后果将非常可怕：国内的年轻科研人员将迷失奋斗的方向，无所适从；想回国致力学术研究的海外学子会望而却步 。

有许多分析者指出，饶毅落选不是水平问题，而是因为他“乱说话”得罪了人。“如果是这样，后果同样很严重。”王晓东说，我国的学术民主、学术自由本来就很稀缺，多数人为明哲保身选择了沉默。“如果饶毅是因为敢讲真话而落选，所传递出的信号非常危险：如果你想当院士，那就乖乖地听我的，不要‘乱讲话’。长此以往，中国的科学界将成为万马齐喑的沉默王国。这种局面无论对科学研究本身还是科技事业的大局，都将是一场灾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03年的非典，当时就因为一个院士说SARS是衣原体、不是病毒，搞得其他人都不敢质疑，即使301医院已经发现SARS是病毒！就因为大家不敢质疑权威、集体沉默，耽误了多少时间，浪费了多少资源，损害了多少人的健康？！”

有媒体刊发文章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对院士的评选标准和增选程序都做了严格规定，标准是清楚的，程序是合理的；这次增选的第二轮候选名单，也是院士无记名投票的结果，不应质疑。

“这说明有些院士没有按照规定投票，结果会更糟。”王晓东说，作为“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的投票院士，对饶毅的学术水平、学术道德和对国家科学的贡献，不可能不了解。“在知情的情况下依然投反对票，只能说他们掺杂了个人好恶和私心杂念。”王晓东说，如果院士不能以纯粹的学术标准对候选人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判，那么院士这个群体就会像我国的男足一样，丧失社会公信力。

“饶毅落选院士不仅在国内引发强烈反映，也在海外华人科学界引发广泛关注。”王晓东说，“据我了解，华人科学界特别是生命科学领域的科研人员，鲜有不感到震惊和疑惑的。”

“作为中国科学界的一份子，我郑重呼吁两点：一、中科院院士的评选标准，必须清晰明确，以学术为唯一标准；二、院士必须坚持学术这个唯一标准，在投票时抛弃个人好恶和私心杂念。” 王晓东向记者表示，“院士评选是一个风向标，饶毅落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如果不能正本清源，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将遗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