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8月13日起正式实施,这一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案件的起诉条件、诉讼主体、举证责任、裁判处理等进行了明确。行政案件类型广泛，最高法对政府信息公开案件进行专门规定，一方面说明国家重视政府信息公开，致力于建设透明政府、阳光政府、保障公民知情权，另一方面也暴漏出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在审判实践中遭遇困境，急需出台规定统一适用。
但在现行体制下，法院地位不高，很多方面受制于其他行政机关，通过司法途径、以法院一己之力，倒逼政府信息公开依法、有序执行，实在是困难重重。
首先能否立案就是难题。我国司法不独立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其弊端和影响不再赘述。在同一行政区域内，行政机关与法院有着复杂的关系，地方法院的人、财、物等各方面都依赖于本地同级政府，在受理当地政府或其部门为被告的行政案件时，法院难免存有顾虑。申请信息公开案件与一般行政案件不同，在申请信息公开案件中，行政机关是被动一方，对申请人利益的直接伤害较轻，因此行政机关有更多理由干扰立案，法院有更多借口不予立案。一些地方法院有案不立案，也不出裁定，让当事人无可奈何。如今立案难已经成为行政诉讼的一道门槛，最高法的新规定能否敲开法院立案的大门，这将考验着司法救济倒逼政府信息公开的诚意。
再来说审查和判决。《规定》虽然明确了5类应当受理的案件，突出强调被告负举证责任，但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诉讼》及司法解释，并未有新的突破，以往通过诉讼途径遭遇困难的信息公开案件，不会因《规定》的出台得到更好的处理。即使立案成功，做到实质审查有不小的难度。《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申请范围设定了很多例外规定，如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事项，甚至一些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事项都排除在公开之列。虽然举证责任在被告——行政机关，但定密权在行政机关，衡量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是否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主动权也在行政机关。目前行政信息处理程序尚不严格，行政机关对行政信息的处理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根据需要规定定密范围和行使定密权。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保密法未作实质修改和衔接的情况下，法院处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仍显得力不从心。
实现政府信息公开案件权利救济，归根结底要靠法院执行，而且执行的效果将直接影响到法律和法院的权威，对其他行政机关行使权力也会有非常明确的预测作用，因此司法救济能否成功倒逼政府信息公开，关键在于执行。但在司法实践中，执行难是一直是困扰法院的一大顽疾，在行政诉讼中更为明显。法院自身权威不够，独立性不强，司法权难以有效制约行政权，行政机关无视法院的权威的现象十分普遍。不改革司法体制，仅靠法院系统内部的规定，无法在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道路上有所突破。
将政府信息公开纳入司法轨道，依法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建立法治政府、透明政府的理性选择。但是，如果不重新构建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运行体制，仅靠最高院出台规定完善法院处理类型案件的“操作规则”，无异于自说自话，难以撼动法院系统之外强势的行政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