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狂欢秀：死亡了的学术
伴随着资本的自由跨界流动，日常社会生活领域事实上已经被资本单向度的强权逻辑所垄断，从公共政策设计到个体行为决策，现代人无不是在资本化的权力框架与话语暴力下苦苦求生。在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各个现代日常生活截面中，以资本核心为真相的所有体制机制运转都被巧妙的包装并符码标签成为了面向人人的公共服务，然而当公共服务一旦运转到资本亏损的临界点时，公共服务对象就不再是所谓面向人人的公共了，公共与资本的悖论式结姻必然天生拒斥人人中的草根，但由资本所建构的社会功能运转体系却注定要在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狂欢中竭尽媚相拉拢草根以掩饰其资本介入的非法性，这就是资本话语与公共权力深度结合的政治逻辑，而绵延数千年来志在求真的学术也在这场资本与公共的非法交媾中所肢解，散落成一地腐臭的钞票，学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场资本意淫下的政治狂欢秀。
作为资本无限扩张的一个崭新界面——学术资本主义对于传统的知识生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资本化的生产逻辑要求学术生产的商业化、工业化与符号化，而传统的学术天性则正好与之相反，其价值意韵在于公共性、独立性与终极性，因此资本权力下的学术逻辑必然是需要被阉割的，从而同质化于资本建构的整体社会话语体系。如果说古希腊时代学术的价值理性是服务于公民与城邦，中世纪时代学术的价值理性是服务于上帝与教民，文艺复兴时代学术的价值理性是服务于人性与民族，那么在高度发达的现代资本权力逻辑下，学术的价值理性则必然服务于消费与生产，因为只有在批量化消费与差异化生产的循环体系下，不断将主体人异化为工具价值的同时，资本才能够实现自我的不断更新与增值，永褒其当今时代的王者威仪。传统的家庭作坊式、个体式的独立学术生产明显难以适应现代资本的市场化逻辑，因此资本必然要通过各种经济的、政治的诱惑手段将资本的控制权力渗透到学术制造的最源头，传统的思想学园——古典意义上具有学术自治传统的大学，显然需要被资本所改造，因此大学的洪堡理念注定需要被大学的资本理念所代替，大学不再是单纯的学术思想圣地，它必须要服务于现代资本生产形式而成为知识流水作业中的学术工厂，多样而自由化的学术生产格式必然通过大学这一学术工厂的文化霸权而刻板地以专著或论文的叙述形式以市场为中介而面世，学术生产从此不再追求知识普世性、终极真理性，学者也不再继赴于百科全书式或者人文意境式的思想苦旅，思想淡出成为学术研究的时代主流话语，而以资本内在控制的课题申报则成为了学术研究的时代风标，哪里有资本，学术的热点就在哪里，哪里有权力，学术的主旨就在哪里。学术资本主义中的学术无不是以学术课题的名义进行着自我摧残、知识无不是以知识繁荣的理性进行着自我虚无、思想无不是以思想争鸣的口号进行着自我消遁、学者无不是以圣者立言的形式进行着自我嘲讽、人性无不是以主体生存的高调进行着自我灭绝。
二、文化工业：批量生产的学术
学术资本主义下的文化资本构建不再是一个学术命题了，资本话语下的专家与学者都不再是合理诠释和回应历史时代思想困境后自然遴选产生的，而是被资本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所批量化挑选出来的代言人，这些代言人的学术话语影响力被资本化的公共权力所授权，学术成为了非学术化的政治婢女，所谓的专家和学者争先恐后地成为了这个资本化政治婢女的神圣巫师，大学的专业设置、学术生产、课程设计、教育目标、学业评价无一不是被资本化了的，大学的学术自治被学科间的资本化利益分配失衡所击碎，于是，大批的学理型学科情不自禁地单向度转向应用型开发，哲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尚且都在如此，更不要提本身作为自然科学的数学、物理学等等。大学学科之间的优劣评判也完全异化成为为资本多寡的评价语言，越是能赚钱的学科就越是好学科，就越能得到公共部门的经费投入与项目资助，相反，越是纯思想、纯理论的学科就越是远离市场，越不能赚钱，因此，与资本结姻的公共权力就越是不会关注这些学科，以至于这些学科最终必然导向两种生存结局：一自生自灭、二取消设置。大学之间的优劣也是从课题项目、学生就业、文章数量、学者级别等资本化的标准出发来予以评价，孰不知，课题项目的背后是资本对学术独立的阉割，学生就业的背后是资本对人才认定的霸权，文章数量的背后是资本对学术质量的强暴、学者级别的背后是资本对学术梯队的腐蚀。大学从此满足于在资本的诱惑下从事资本化的学术经营活动，一方面，定期生产出与资本语言逻辑一致的学术符码暴力强化公民对资本的非人性认同，这些学术符码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非法勾结和利益分赃而服务的，它证明了三者相互暴利聚集资本的合法性，同时将社会的真实被拟真的超真实学术符码切分了，从而让公众在虚拟中进一步迷失自我而并不自知，而大学不断生产出来的序列化学术病毒可以持续地控制社会情绪，迷惑社会意识;另一方面，通过与资本市场联合，大学可以有效控制学者的言论，控制学生的自我行为选择，在不断自我汲取资本利润的同时降低自我的社会风险。学术资本主义下的大学已经彻底堕落到学术圣殿的对立面，成为了阻碍真学术不断创新的最大障碍，所谓学在民间与民间对学院派经院学术风格的嘲讽无一不是证明了这个结论，而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不断兴起也进一步证明了大学学术生产的无能。
事实上，学术资本主义造就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众文化，被批量化生产出来的学术产品面临着不断定时更新的尴尬命运，这个更新不一定是文化的进步，它经常是一种“指导性废弃的游戏”，一种注定的与时尚相类似的文化再循环，文化再循环的这种时尚逻辑割裂了文化的继承与持续，文化成为一种时尚工业，在消费社会中被工业性传播，但文化的这种再循环与文化的工业化传播是无关的，文化的现代生产方式(不再是为了延续而被生产出来)决定了文化与其他物质财富一样必然要屈从于“现实性”，即被作为“昙花一现的符号”而存在，“每年为一本书加冕”的文化奖制度就是这种迎合学术资本主义“文化再循环”逻辑的新生，为了延续这种再循环的资本话语体系下的文化时尚逻辑，评委自然不得不在“现实性”与“传世性”的作品之间，选择幼稚可笑的前者从而得以使“再循环”逻辑得以苟延残喘，这就是消费社会的文化，而传媒系统则在其中起着符号承接作用。
“文化出版物”这些“成品”不再是被消费者用以满足知识的，而是作为“晋升符号”和“联络符号”来被消费，在阅读中消费者得以虚拟的参与到一种阶级象征的“文化”活动中，从而幻想式地提升自己的阶级地位，当然这个实质被信誓旦旦的追求知识或者学术的口号所遮蔽了，所以法国思想大师鲍德里亚说“这一切文化实体之所以被‘消费’......或者干脆就只针对社会地位编码要素这种目标的需求”，文化变成了消费物品，屈从于符号的同一竞争要求，文化已经不是文化，是什么呢?工业文化还是其他?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名称来称呼这种文化，可是我们还叫它“文化”。可见在消费时代中，我们所消费的，正是这种被技术重新切分、过滤与重新诠释了的世界实体，我们消费的本身就是媒介，而不是“真实”，这些所谓的“真实”不过是经工业式处理后隶属于学术资本主义话语暴力中的全新的成品与符号而已。
三、宁静回归：“林中路”中的学术
既然学术资本主义下的文化制造满足于作为消费主义下的快餐式文化，那么大学学术生产的无能也就不难理解了。大学学术生产的无能在于大学被资本化下的政治所诱骗，成为了与资本化政治共同分赃资本的悲哀角色，大学需要走出这样的资本化困境，因为从长远来看，真学术生产的主要动力和能力都在大学，现代社会中的民间学术很难扮演真学术创新的主流，而公共知识分子也必须要立足大学这块学术的圣殿才可能引领时代之精神、思想之潮流，否则很快就会站立于无根之云端，蜕变为无源之涸流。让学术回归学术，大学就必须要回归大学，而不是工厂，然而，大学如何规避资本与政治的双重强暴：一方面要克服资本的诱惑，资本万能的时代，大学更需要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大学资本收入绝不是以牺牲学理型学科发展而高度片面强化应用型学科而换来的，大学始终首先应该是以研究精深学问为本的地方(布鲁贝克所言)，其次才是对精深学问的应用与推广，再次才是将应用成果合理的市场化，以牺牲学理学科为代价，特别是以牺牲人文学科为代价来换取应用学科的优先发展，是本末倒置，终将导致大学生产的无能，形成大学学术的荒漠化效应;另一方面要抵制权力的威慑，大学首先应该完成学术自治的传统建构，形成独立的学术堡垒，成为公众社会精神与文化聚焦的圣地，然后才能谈及大学的市场化作为，否则，大学就很容易被资本与政治联合捆绑，成为没有独立社会价值的政治与资本傀儡，学者必然由此而窒息、学生必然由此而功用、学术必然由此被扼杀。然而，片面强调大学本身的功能建树，显然是对大学能力的高估，西方大学基本都有学术自治的悠久传统尚且难以抵制资本与政治的多元隐性渗透，更不要说普遍缺乏学术自治能力的中国大学，中国大学的学术回归之路较之西方大学的回归之旅的难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大学要摆脱学术资本主义，必须要认真审视两个根本性难题。一是什么中国?什么大学?二是什么学术?如何资本?提出第一个问题是认清中国实际，不要盲目搬袭西方大学治理模式，中国的国情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学术资本主义的话语界限绝不会如同西方社会任其蔓流而无法控制，中国大学的学术资本主义是可以得到官方有效约束的，因此在当前中国，学术反而需要资本，否则学术基本生存状态会更为恶劣，学术生态更让人担忧，西方学术资本主义过度化的根原在于自由主义的政治设计无法根本完成学术资本化的权威性遏止，而过久的学术自治惯性反而让大学在资本化决策选择时更为容易，长久的古典式大学教学传统反而也更膨胀了学术的实用化与功利化，而作为西方主流的私立大学本身也拥有过度逐利的理性经济人预期，因此才有了西方社会当前的学术反思——学术资本主义，而中国大学则是传统的威权式办学，作为中国大学主流的公立大学更多的是受制于政治影响而较少受到纯粹意义上的资本侵噬，因此当前中国大学的学术资本主义更多的是要自觉接受纪检部门的监督，防止大学微观层次上的腐败式蔓延，实现大学治理结构的深度改革，摈弃制约学术自由发展的严重的官本位体系，同时加快中国大学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加快中国大学科研创新与应用能力开发，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而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是要厘清中国学术的本真概念，在自然科学方面，中西方具有共性，在诸多方面西方强于中国，应该加强中国大学自然科学的学习能力与自主创新能力，在社会科学方面，中西语境不同，面对问题不同，因此中国大学应该在强化区域、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加大与西方的文化对话，各取所长;中国大学目前的情况是宏观总体资本引入不足，大学民间资本引入不够，开放度不高，大学产业化能力有限(而教育结构中处于下端的学前教育却过度产业化)，中观层面上，学者、学生的学术信仰不高，学者将学术工具化为评定职称，申报课题，而学生则将学术功利化为文凭或者考证，从而获得报酬优厚的工作岗位，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大学则逐渐蔓延着学术腐败与教育腐败现象，体现于招生就业黑幕、论文抄袭、权钱交易等等，因此摆脱中国学术资本主义的良方则是在政府严格监管与引导下强化中国大学宏观层面上的资本合理培育力度，在中观层面加大学术真谛的信仰引导，在微观层面上加大政治介入大学干预学术腐败的动态检察能力，如此一个具有中西共同表症的学术资本主义才可能得到良性规约，使得中西学术回归学术本身，真正得以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希拉•斯劳特与拉里•莱斯利.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法]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参见拙文.晚期资本主义从“物”的世界到“符号”帝国单向度建构的政治逻辑—— 让•鲍德里亚消费意识形态的哲学批判[J].社会科学论坛(2011.1):191-205.
(作者：李 涛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20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