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一场大灾难还是一次大进步呢？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其他国家，对这一重大问题都有激烈争论。

笔者认为，这一事件给俄罗斯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改革开放以来，不要说我国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就是在偏远的乡镇，都在大兴土木，推土机﹑吊车随处可见。2002年6月，笔者到俄罗斯访问，在莫斯科偌大的城市上空，偶见转动的吊车。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告诉笔者，现在要比此前衰败的十年好不少。

后来我们来到伏尔加格勒（以前叫斯大林格勒）访问，从下降的飞机上即看到在宽阔的伏尔加河上高耸着九座大桥墩。前来迎接的州长告诉我，这是通往哈萨克斯坦的一座铁路桥，修通后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很有好处，但因联邦政府不给钱，1990年被迫停工。笔者想起二战中斯大林格勒被夷为废墟的六大工业区，在战后仅用3年左右时间，又建起一座新城。斯大林格勒现在的主要建筑还都是那3年建设的。笔者询问州长，以前3年可以建一座新城，而现在12年却建不了一座新桥，这是为什么？他沉默少许说：“主要是人的精神不一样。那时，人们有信仰，有干劲，饿着肚皮也干。现在很迷惘：我们的过去错了，将来要往哪里走？我们一无所知！”

2003年10月笔者再次访问俄罗斯，并获得从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大约十年间有关俄罗斯社会的不少具体资料。

在经济领域，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急速下降，现代工业大国变成原材料附庸。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52％，而1941－1945年的卫国战争期间仅仅下降22％。1990－2001年间，科技领域就业人数从250万下降到80万，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到美国﹑西欧甚至发展中国家就业或谋生。

在社会领域， 1989年10％最贫穷人口收入与10％最富裕人口收入比为1：4.7，而1999年这个比例将近1：80。另外，酗酒﹑精神疾病﹑无家可归﹑流浪儿童﹑卖淫等社会问题成堆。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5年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为58.6岁，比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男性平均寿命的63.4岁还低4.8岁，这使得俄罗斯成为全欧洲男子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

在社会治安领域，剧变十年间各种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剧增。1990年俄罗斯杀人案为1.43万起，1998年为2.3万起，2001年为2.98万起，2002年已超过3.2万起。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踪人口超过十万。犯罪案件急剧增加，每四个成年男人中，就有一个有前科。俄罗斯平均每五分钟就有一人被杀。平均每十万人口有一千个犯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比例。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自由派却依然要求用市场作为解决所有社会经济问题的纲要，竭力鼓吹小政府，继续弱化、削弱国家各方面的职能。这些自由派所说的“人权保护”实际上保护的是罪犯。

国家职能严重退化。由于照搬西方的多党制，每年用于贿赂的金钱高达数百亿美元，政府和居民之间缺乏信任和有效的互动。国家缺乏经过科学论证的发展构想，缺乏解决内政﹑外交问题的战略性思维。人们对政治的失望在增加，对政治领袖的失望在增加，对其“民主制度”的失望也在增加。

在精神道德领域，一些大众媒体向社会民众传输西方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只是为了追取个人的利益，造成原有的劳动伦理和热爱劳动品德的丧失。许多青年不愿从事劳动，更希望一夜成为银行家﹑公共关系专家，甚至向往抢劫或敲诈。俄自杀现象随之攀升。1990年自杀人数为2.64万人，1998年达3.54万人，而2001年已经达到3.97万人。

就国际地位而言，俄罗斯从超级大国沦为二流国家。俄罗斯当局在剧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逐步主动放弃盟友，甚至全面撤退，逐渐丧失超级大国的地位。

苏联部长会议原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其新著《大国悲剧》中说，苏联解体“给俄罗斯造成巨大损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情况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和作用，涉及经济﹑国防能力﹑科学发展﹑生产和文化﹑居民生活水平等”，“比较幸运的20％的居民身上，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国民总收入，而收入的主要部分则为200－300个家族据为己有，他们攫取了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同时也攫取了国家的权力”。▲（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最新出版《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