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09-2011年中美关系大起大落的事实表明，随着中美实力对比和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中美结构性矛盾愈益突出，美国对华战略焦虑感亦随之上升。二者相互作用，使中美关系的潜在风险增大。本文试图从分析结构性矛盾和战略性焦虑的源头及最新表现入手，提出若干新思路，以求破解中美关系风险，推动中美关系朝长期战略稳定方向发展。
中美关系发展迄今，开创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之间和平共处的历史新篇。但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军事现代化加速发展、发展模式日臻成熟，美国对中国的警惕、戒备和防范随之加码，中美结构性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并由此引发双方战略心态相应生变。二者相互作用，使中美关系的风险性空前增大。如何控制并加以破解，是中美关系下一步发展必须思考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一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在2009-2011年出现了建交以来罕见的戏剧性变化。尽管起伏不定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常态，但从2009年两国关系“高开高走”到2010年“急转直下”再到2011年初“复归平静”，如此大幅度、高频度的跌宕起伏仍让世人瞩目、国人忧心。1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成功访美并同奥巴马总统就共同建设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但这一共识能否真正得到落实，中美长期战略稳定关系能否最终实现，人们心中并没有底。相反，战略界对“中美战略较量难以避免”的担心仍在加剧；官方则有意推动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各种机制交替进行，并积极谋划高层互访，多少显示以“办活动”来“对冲”中美潜在风险的意味。
中美关系出现这一新现象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和认知性矛盾开始发酵。前者是中美实力地位变化带来的客观结果，后者是两国战略心态变化引发的主观反应。二者共同作用，自然使中美矛盾的全面性、深刻性和危险性不同以往，容易让人对两国关系的未来信心不足。
先看结构性矛盾。所谓结构性矛盾，是指那些长期形成、严重掣肘两国关系发展、单凭主观意愿难以轻易化解的问题。就中美关系而言，包括以下四个问题：
一是崛起大国与守成霸权国之间的矛盾。也即是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和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等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经典论著中反复提及的命题。尽管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角度看，崛起国同霸权国的“天然冲突”难以避免是个“伪命题”，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近现代国际关系历史似乎证明其合理性，而那些试图破解这一命题的学派和学者长期处于下风，最终使大国崛起必然挑战霸权国、后兴大国必然打乱国际秩序等论调具有经久的影响力。自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始，美国及西方一些学者即套用这一“定理”或“范式”分析中美关系。但因对中国崛起前景将信将疑甚至不看好，冷战后十多年西方政要、战略界对中国崛起的担心更多是心理上、理论上或逻辑上的。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和各种“中国崩溃论”的相继破产，中国崛起骤然从“将来时”变成“现在进行时”，中国崛起的挑战也一夜间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这种挑战的严峻性又因金融危机而放大，一面是美国经济发展“停滞了三年”，一面是中国经济崛起、经济总量超日本而成世界第二“提前了五年”，[1]一进一退之间，中美力量对比的相对差急剧缩小，由此使中美关系的性质从“超”、“强”关系升格为“老大”与“老二”关系，中美“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矛盾首次具有了真实的意义。近年来中美之间的几乎所有问题都由这一基本矛盾派生或与之相关，如何破解这一结构性矛盾，已历史性地提上日程。
二是地缘政治的矛盾。作为被两洋环绕的“海岛国家”，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即将西太平洋和欧亚大陆视作其全球地缘战略的两大支轴。前者是确保实力的根基，后者是霸权扩张的平台。作为身处欧亚大陆腹地、面向西太平洋的中国，自然与美国构成某种地缘政治矛盾。美国战略界一些人士（如罗伯特·罗斯等人）反复强调中国是“陆权国家”，美国是“海权国家”，试图以这种给定的或强加的利益划分告诫中国，只要中国“井水不犯河水”，中美在地缘上就可相安无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埋头经济建设、聚焦国内发展，美国忙于收拾冷战残余和布局美欧俄三角关系，中美地缘政治矛盾尚不突出。但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迅速崛起及国家利益的相应扩展，矛盾随之而来并呈急剧上升之势。在欧亚大陆地带，由于俄罗斯、印度及中亚国家的“分解”效应，中美矛盾冲突显得并不十分突出，但美国对中俄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一直如鲠在喉，对中国与中亚、南亚一些国家的油气管道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警惕。随着美国反恐战略重心东移至阿富汗-巴基斯坦一线，以及美印关系的大幅提升和美蒙关系的暗中发展，中美在欧亚大陆的地缘博弈似才刚刚开始。相较而言，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较量更加直截了当和剑拔弩张。因为中国的崛起首先意味着在亚太地区的崛起，意味着由“陆权国家”向“海陆兼备国家”正名，因此中国崛起对美国西太平地区战略布局的冲击力显得更为真切和紧迫。奥巴马执政伊始，即高调宣称“重返”亚太，在东南亚、东北亚各国间巧借矛盾、善用机遇、合纵连横，明显强化对“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战略部署，强硬宣示“航行自由”以坚守“近海侦查”权，积极介入南海争端以期渔翁得利，中国虽非这一切动向的唯一所指，但其指向中国的意图路人皆知。中国在亚太强势崛起，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中美两强并立之势正在改写百余年来亚太地缘格局，如何构建中美亚太长期稳定战略框架，也已成为中美关系必须尽快思考的大战略问题。而太空、天空、网络、极地等“全球公地”的竞逐也提前进入中美议事日程的重点。
三是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矛盾。其矛盾的由来及矛盾的深刻性、持久性论者甚多，不拟展开。这里所要强调的是，“911事件”后一度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所掩盖的中美“两制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与“两化斗争”（西化、分化），目前呈逆势上扬态势，只是矛盾的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而已。从内容看，那种非此即彼的“冷战式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较量越来越转变为“发展模式之争”。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遭到全球诟病，而所谓“中国模式”则逐渐受到重视和欢迎。“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过招虽不比两制斗争那么剑拔弩张，却更加深刻。[2]从形式看，借助脸谱、推特、谷歌等网络手段推进“网络自由”，成为美国对华民主化战略的新趋势；公民社会、青年一代、维权力量、基层民众等，则成为美国在华推进西式民主更青睐的对象。由此观之，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矛盾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因形式和内容的变异而更加复杂。近期中东、北非乱局再次燃起美国政客们的民主化战略冲动，势必将使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更加激烈。
四是台湾问题。自杜鲁门“台湾地位未定论”抛出之日始，迄今半个多世纪，两岸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美台非官方实质性关系有进无退，中美台两国三方的互动日趋复杂，台湾问题从原本不是“问题”已然固化为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马英九上台执政以来，两岸关系明显缓和，台湾问题搅动中美关系全局的分量有所下降。但是，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破坏性却有增无已，其与中美两军关系的捆绑性、同中美整体关系的关联性似乎与日俱增。在两岸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日益拉近的背景下，对台军售作为体现美台特殊关系的“纽带作用”、作为牵制两岸关系实现突破的“干扰作用”显得更为突出。尽管中美关系在胡锦涛主席访美后再度回归理性发展轨道，但对台军售问题的潜在冲击力仍然巨大。随着2012年台湾岛内政局的变化，军售问题会否引起连锁反应，台湾问题是否再成中美关系的焦点，值得关注。
上述结构性矛盾相互关联，互为影响，根源还在中国超预期崛起与美国不期遭遇金融危机重创而引发的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可以预见，面临中东变局和日本强震两大新的历史性事件，只要中国稳住阵脚善抓机遇，中国继续高速平稳崛起是可以实现的。美国战略思想界无法回避中国崛起带来的三重挑战，即：一个十三亿至十五亿人口大国的迅速崛起带来的资源能源等经济上的巨大挑战；一个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带来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政治上的巨大挑战；一个尚未完全解决主权和领土完整、军事现代化加速推进的大国崛起带来的军事安全上的巨大挑战。由此观之，在美国经济脱困、安全“撤出”、战略重塑期，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可能还会深化。
这便引发中美之间另一重问题，即所谓认知性矛盾的凸显。所谓认知性矛盾，指双方在看待同一问题时认知不一，或者有重大矛盾，或者存认知差距。这种矛盾在中美关系史上一直存在，比如说过去二十年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在美国轮番上演，不仅误读了中国发展，而且直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而现在，认定中国“战略不确定、政治不民主、经济不开放、军事不透明、外交不负责、对台不灵活”等“六不”，同样使美国对华政策无法建立在理性客观的基础上。过去两年，中美关系之所以发生戏剧性大起大落，很大程度上源自中美两国对彼此实力地位变化的认知错位：中国方面，“美国衰落论”有所上升，加之社会矛盾愈益激化，社会力量日趋多元，对外用强、争相发声的态势变得明显，对美政策急躁冒进情绪有所蔓延。从积极意义上讲，中国外交表现得更加自信，敢于在攸关自身核心利益的领域坚守原则、以硬碰硬；军方更加强调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在重大领域对美“不能示弱”；从消极意义上看，国民对美国言行的承受力与忍耐力明显减弱，同时至少认为在某些领域到了与美国“讨个说法”的时候，因此喜欢一拥而上，与美斗狠。更重要的是，民意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力与制约力明显增大，有时到了严重干扰外交决策的程度；甚至美国研究也从“开发民智”的初衷变成被媒体和“民智”所开发。[3]
同样的心态反映在美国，则是放大中国崛起效应，对美自身实力地位产生莫名的恐惧，加之国内政治极化与社会保守化趋向愈演愈烈，经济民族主义与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更强化了国民心态中的敏感性、脆弱性。反映在外交上，则是战略性焦虑症发作。[4]在对华政策上，对中国正常的民意表达和外交诉求简单以“傲慢论”、“必胜论”加以解读，认定中国自以为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开始想改变中美游戏规则。如果说奥巴马执政第一年的对华政策主要以“柔”的一手拉中国帮忙，那么第二年的对华政策主调则改为以“硬”的一手显示美国的强权地位不容挑战。
如果美国的战略性焦虑只停留在民间或战略界，倒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从2010年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在黄海、南海来回巡弋，克林顿国务卿有意高调宣称“重返”东南亚，奥巴马在首度《国情咨文》中两度高呼“决不当老二”等迹象看，这种心态已弥漫到美国决策层，这便需要认真对待了。因为国与国关系的变化虽主要取决于实力对比的变化，但归根到底，则是由
具体的战略促成，而认知因素就发挥着重要作用。
设若结构性矛盾升级与战略性焦虑加剧同步发生，则中美关系的未来难免走向大国政治的悲剧。因此，中美要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长期战略稳定，必须想方设法控制并化解上述矛盾。
二
在西方一些学者眼里，中美关系要走向破裂甚至对抗，是大国兴衰历史定律的必然。他们总爱将中国同“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最近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与德意志帝国的相似度超出一般人的认识，所区别的只是，“相比德国对英国，中国对美国的海上霸权会构成一种更严峻而顽固的挑战”，[5]而英德交恶的主要原因是德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海上实力”。同时，中国比当年的德国更理智、更审慎，更适应自己的战略环境并擅长管理国家财富和充分利用地利优势。言下之意，中国是比德国更难对付的对手。随着中国利益向海洋拓展，以及相应的中国海上军事力量逐渐强大，中美难免走上军事冲突的边缘。
还有学者拿出二战前日美交恶的案例，认为经贸关系的相互依存无法克服战略上的互不信任，有时反而成为走上战争的重要推力。因为二战前的日美经贸关系异常紧密，恰恰是由于此，一旦美国启动禁运法，则日本经济不堪打击，于是只好铤而走险。
乍看起来，上述例证不无道理。但细加推敲，则发现漏洞百出。姑不论中国与德、日的国家性质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政权结构不同，重要的是时代条件已大不同以往。全球化条件下的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英、日美之间的经济联系不可同日而语，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相互”依赖而非“单向”依赖；而多极化条件下的中国崛起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同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一起实现群体性崛起，遑论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亦多在经历新一轮政治觉醒、经济腾飞和民族复兴；威胁多元化背景下的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致命性疾病、超大规模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新安全问题，同样分解着传统大国竞争的矛盾。奥巴马倡导“巧实力”与“多伙伴”，希拉里提出美中“同舟共济”、“殊途同归”，虽有策略性一面，但一定意义上也是基于对上述大势的把握。在论及中国海上实力扩展的时候，与其说中国在复制德意志帝国的老路，不如说中国更像美国崛起时代老罗斯福大力倡导建设现代海军的努力。事实证明，美国的强军计划并未直接引发美英当年的军事冲突，美英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共处与权力转移，确能给未来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颇多启示。
但是，要想实现中美长期战略稳定，既无先例可循，更无捷径可走。现当代历史上，美国同前苏联曾实现“冷战式”的战略稳定，也同欧、日实现“同盟式”的战略稳定。前者建立在以“核恐怖平衡”为特征的大体对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上，以彼此消耗为手段、以搞垮对方为目的，中国既不具备与前苏联相提并论的军事实力，也不希望走那种冷对抗式的战略稳定老路；后者建立在双边军事同盟和共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基础上，是一种美国控制下的战略稳定。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改变自身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也不可能与美建立军事同盟，更不寻求美国控制下的不平等的战略稳定状态。中美关系所应追求的，应是在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新时代条件下，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形态、不同发展阶段基础上，通过塑造共同利益并培植“共通价值”，实现人类历史上新型大国战略稳定关系模式。这正是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决定共同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
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必须，而且可能。首先，中美都是带有很强“例外论”的国家，彼此民族性和发展道路有诸多相似性和相近处。两国面积对等，纬度相近，隔洋而居，相互打量。中国历史悠久，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很年轻，美国历史不长，但美利坚合众国却已200多年。美利坚民族“一体多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美国特色资本主义亦是欧洲资本主义在美洲大陆嫁接的结果，均具有“转基因”色彩。中美有过历史碰撞，但无太深历史积怨。有过兵戎相见，但教训深刻。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对立严重，但文化吸引和民间交流异常活跃。凡此种种，使两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很像：都有大国抱负和使命意识，都很讲原则又不失变通，都善于学习和勤于变革，也都有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情绪。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都有开创历史先例的勇气和意愿。这是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水源头。
其次，未来五至十年，中美面临相近的挑战和历史任务，需要彼此避免冲突、深化合作。中国刚刚通过“十二五规划纲要”，将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未来五年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换言之，中国的主要资源和精力将依然用在国内建设而非对外扩张。其背后，更有一层牢牢把握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战略机遇期的政治意志。而从2010年出笼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奥巴马2011年《国情咨文》等重要纲领性文献看，“再造美国实力基础”也是未来几年美国的中心任务。从美国近期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中所表现出的“欲进还退”、“急于甩手”、“甘当配角”等迹象看，脱困疗伤、战略内敛确系美国的战略重心所在。而面临修复实力、结束反恐、应对大国崛起、肩负全球领导等多项并存的挑战，美国无力承受中美对抗的代价和风险。在金融、经济、安全深度相互依赖背景下，美国也无法用对付苏联的老办法遏制中国。因此，中美几乎同时将谋求有利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而在国际体系转型的重大关头，双方还面临协调构建国际政治秩序（联合国改革）、金融秩序（G20）、气候秩序、安全秩序（“无核世界”）的重任。这不仅是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各国共同的期待。
再次，两国决策层和战略界主流有稳定两国关系、深化战略合作的政治共识和战略自觉。这既是三十多年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对国际大势准确判断后的必然结果。可以看到，即使在2010年两国围绕谷歌、军售、达赖、黄海、南海等问题较劲正酣、博弈激烈之时，两国高层之间的沟通渠道依然畅通；尽管两国部分媒体和战略界人士对双边关系的认知十分悲观，但胡锦涛主席仍如期访美，美方也给予高规格接待，双方并努力达成共识，签署了中美关系史上第五份重要文件——《中美联合声明》，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方向进行了再确认，并对具体合作的路径作了明确规范。这充分说明，两国决策者对中美关系的大局始终有清醒的认识和战略的把握，这是十分关键的因素。
展望要塑造中美新型战略稳定关系并将“合作伙伴关系”落到实处，撇开其他种种，以下三点至关重要。
其一，深化利益捆绑。中美关系过去三十年稳定发展的最重要基础就是共同利益。新时期共同利益是否还在？有何变异？是否有新的共同利益有待挖掘？答案都是肯定的。在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发展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共同破解全球性难题等重大问题上，双方共同利益的基本面依然稳固。但新时期共同利益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比如，经贸关系的互补性一面有所弱化，竞争性甚至冲突性一面有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理所当然地将经贸关系视作两国关系的“压舱石”或“润滑剂”显然已不合时宜；但如果放大经贸关系的冲突面进而将其政治化，也不是建设性做法。实际上，当前两国经贸关系的变异是在全球化纵深发展、全球产业分工重新布局、全球经济再平衡背景下的必然结果，是两国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新规划未来经济竞争力背景下的必然结果，是两国经贸额从建交之初的几十亿美元发展到今天近4000亿美元背景下的必然结果。其本质是“升级换代的阵痛”而非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若干新因素则有可能给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注入活力，比如方兴未艾的新能源合作，中国对美国的反向投资等。安全领域，尽管联合反恐、共同应对朝鲜核危机等合作动力出现减缓之势，但大局未变。而且中美合作共同维护非洲、中东等地区的稳定，也必然提上议事日程，有望成为两国安全合作的新增长点。同时，在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时刻，两国在共同塑造国际金融秩序、政治秩序、安全秩序、气候秩序等重大问题上也有诸多共同利益。毕竟，“一战”后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的构建，中美都是“利益攸关方”。尽管时空条件和关系性质不一，但合作的动力只增不减。
其二，加强危机管控。由于未来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具有更深层、更全面的特点，因此，管控潜在风险，防止其扩大蔓延殃及整体关系，就成为中美关系维稳的重中之重。未来五至十年，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加速推进，同时由于两军关系仍处在相对脆弱的“亚健康”状态，军事摩擦或冲突的风险就尤其需要严加管控。其中最大的危险来自三个点，即南海、台海和朝鲜半岛。南海问题的关键，是处理好同美国的海权矛盾和同越南等国的主权矛盾的辩证关系问题；台海问题的重点，则是如何破解美国对台军售这一长期性棘手难题；朝鲜半岛的关键，则是如何在朝鲜执意拥核前提下达至新的战略稳定。凡此问题，事关战略全局，彼此相互联动，牵扯方方面面，非集中合力、“集体攻关”难有作为。
其三，培植“共通价值”。纯以利益为基础的两国关系难以持久，必须依靠“利益”和“价值”双引擎，中美关系才可能保持长期和平稳定。价值观问题虽较敏感，但从学理层次分析，确实存在各国共同尊奉的“普世价值”，中美之间也存在两国特有的“共通价值”。价值观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紧密相联却也有重大区别，虽同属政治文化范畴，但政治性色彩相对更淡，因此可以作为连接共同利益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桥梁，尤其可以成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深入发展的助力。这方面的讨论似乎才刚刚开始，理应得到重视并大力挖掘。（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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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美国经济因金融危机停滞了三年的说法，系根据同中国著名美国经济专家陈宝森教授的结论；而中国经济提前五年超日的说法，则依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估计，因为此前一般预计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最早要到2015年。
[2]西方有关“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的最新研究成果，参见：“Bamboo Capitalism：The Rise of Entrepreneurial China”，The Economist，March12th-18th2011.以及美国全球发展中心主席南希·伯索尔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在美国《外交》双月刊发表的长文：《后“华盛顿共识”——危机之后的发展》。参见：《参考消息》，2011年4月5日。
[3]参阅：王缉思：“对美国研究的几点浅见”，《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7期，第3页。
[4]Brad Glosserman，“Asia’s Rise，Western Anxiety，leadership in a Tripolar World”，PacNet#，February18，2011.
[5]《霍姆斯：中国是美“有力对手”》，载《参考消息》，2011年4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