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是东方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代表作诗集《飞鸟集》《新月集》等词藻优美，脍炙人口。郑振铎曾评论说：“泰戈尔诚然是一个印度的爱国主义诗人。如果一场灾难把一切都毁了，泰戈尔的爱国诗歌能拯救世界。”而阎锡山则是一著名的军阀政客，从辛亥革命担任山西督军开始，统治山西长达38年之久，是民国时期在位最长的封疆大吏。令人称奇的是，阎锡山这个大军阀与泰戈尔这位大诗人曾有过一段相谈甚欢的“亲密接触”，值得后人玩味。
事情要从1924年泰戈尔造访太原说起，应中国学者梁启超、蔡元培之邀，这一年的4月，泰戈尔率领由国际大学教授沈漠汉、画家南达拉波斯、英籍私人秘书恩厚之等组成的访华代表团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4月12日泰戈尔一行抵达上海，先后访问过南京、杭州等地后，于4月23日到达北京。在北京期间，泰戈尔曾由诗人徐志摩和林徽音陪同游览了北京风景名胜，并到故宫访问溥仪。本来泰戈尔是计划从北京到大连，然后从大连乘船东渡日本的，但当泰戈尔听徐志摩等人介绍山西的乡村建设搞得颇有特色，这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
事实上，泰戈尔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在印度他还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改革家，在自己的家乡泰戈尔一直进行着一种乡村建设计划，主要内容是在农村设立学校、医疗队，加强畜牧业和手工业，并提倡全民性的文艺活动，以使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出路，教育能普及，文化能发展。客观地说，泰戈尔的乡村建设计划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因此，泰戈尔访华时希望在中国也能找到一块地方来实验这种改革计划，于是泰戈尔临时改变了自己的行程，在徐志摩的陪同下专程来到了太原。
泰戈尔这位享誉世界的大诗人要来太原访问，消息传到阎锡山耳中，他深感荣幸，认为是宣传他的所谓山西经验的大好机会，便安排人手精心组织了对泰戈尔的欢迎接待。5月21日下午4时许，搭载泰戈尔的火车徐徐驶进了正太路火车站。火车甫一停稳，当满面苍髯的泰戈尔，头戴绛色冠，身着青色袍跨出车厢时，现场顿时一片沸腾。早有人点燃了喜庆的鞭炮，伴随着“啪啪啪啪”脆响。军乐队也奏响了欢快的迎宾曲。来自太原30多个群众团体的几百名代表，纷纷涌上前去脱帽向泰戈尔致敬。山西督军公署交际课英文秘书潘太初代表阎锡山专程前来欢迎，整个正太车站被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泰戈尔被眼前这热烈的情景感染了，他不断地和欢迎者握手，热情地打招呼。出了正太车站后，泰戈尔乘坐马车到太原外国文言学校稍事休息，随即前往山西督军公署访晤阎锡山。
阎锡山办公的督军公署是一个有着二十几个院落、近千间房子的大院，都督府、得一楼、穿心院、南厅、北厅、东花园、西花园等建筑，错落有致又互为拱卫地连在一起，外人进来，是根本找不着北的。在陪同人员的引导下，泰戈尔饶有兴致地观赏了督军公署的雕刻、孙中山真迹、斗拱等建筑，漫步过迷宫般的回廊、暗道、楼阁。他打着手势，风趣地对随行人员说：“我觉得住在这迷宫里的阎锡山更是个谜，让人回味无穷。”
当泰戈尔一行进到督署内北厅门口时，阎锡山已经等候在那里了。只见他40多岁的年纪，矮小的个子，留着两撇黑胡子，身穿黑缎布褂，脚穿黑布鞋，一点也不像个赳赳武夫，倒像个十足的乡村学究。没等泰戈尔说话，阎锡山先开了腔，一口浓厚的山西五台口音：“今天早上喜鹊呱呱叫，我想什就来什，就把你泰戈尔先生迎来了。”说着手一让，将泰戈尔一行人请进客厅。
阎锡山虽是军阀，但一向标榜是文武全才的儒将，双方落座后，通过翻译互相寒暄了几句家常，话题很自然转到了哲学方面。阎锡山打开了话匣子，自我表白道：“鄙人留学日本打开了眼界，但仍笃信儒学：‘唯物哲学认统一为过程，矛盾为经常，故以治为变乱为常；儒家心物一体哲学认为矛盾为错误，统一为正常，故以乱为变，治为常。欲拔乱反治，须发扬心物一体的哲学，为政应站在全民的利害上’，这便是鄙人为全山西人民服务的出发点。”
泰戈尔听了阎锡山的话若有所思，他抚摸着自己浓密的络腮胡子说：“这次我由印度来到中国，又绕道前来山西，得与诸位在此谈话，我的心中实在欢喜。印度与中国，在世界上都是东方的古国，而印中的文化关系亦发生甚早，所以我到中国来，好像是到了第二故乡。”
说到这里，泰戈尔仿佛是有意考问阎锡山，道：“请问阎先生，什么是东方文化?”
阎锡山沉吟了片刻说：“东方文化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中’字。”
泰戈尔一听来了兴趣，紧接着问道：“什么是中呢?”
阎锡山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解释道：“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此‘种子’为不可思议，不能说明的，宇宙间只有个种子，造化也就是把握的这种‘种子’。假定地球上抽去万物的‘种子’，地球就成了枯朽，人事中失了‘中’，人类就陷于悲惨。”
听了阎锡山的解释，泰戈尔微笑着点点头，那表情或许是赞成，或许只是出于礼貌和尊重，稍停顿一下泰戈尔又说：“阎先生，您说中国是中道文化，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呢?”
阎锡山叹了口气，无奈地说：“不只上海、天津、北京找不到，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你们想要找，去乡村可以找到一点。”
双方一来一往，共同语言颇多，不知不觉到了晚餐时间。阎锡山盛情邀请泰戈尔共进晚餐。为了表示自己的简朴家风，阎锡山请人吃饭从来不上大鱼大肉，就是“五盔四盘”招待。“五盔四盘”即五个热碗四个冷盘，五热为丸子、豆腐、猪肉烧粉条、豆芽、烧山药；四冷为熟牛肉、蒸藕根、芥根丝、腐干。这次泰戈尔吃的也是"五盔四盘”，外加一个玉米汤。主食有馍、糕和晋北的大米饭。出于对客人的尊重，平时滴酒不沾的阎锡山破例陪泰戈尔喝了点杏花村汾酒，还打趣道：“我们山西人的理想是：首都迁到武乡；太原成中央；国酒汾阳王；国宴玉米汤；国语五台腔；国歌山西梆。”听了阎锡山话，客人们都哈哈大笑，一时间气氛非常融洽。对这充满山西地方风情的“五盔四盘”，泰戈尔非常新奇，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
借着酒兴阎锡山又夸耀了一番他正在山西推行所谓的治晋方略，“民国六年，锡山兼绾民政，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提倡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等所谓‘六政’，其中将村政建设作为施政重点”。
这时泰戈尔插话说，这次来山西，想找一块地方进行自己的乡村建设实验。阎锡山当场痛快地答应下来，同意把晋祠一带地方划给泰戈尔做实验基地。泰戈尔很高兴，立刻就委托徐志摩具体负责这件事。泰戈尔不愧是伟大的诗人，宴席结束后，他以充满诗情的优美语言，对阎锡山表示，“凡是被征服的、被压迫的、被失去活命的，都应该联合起来，把本来美丽的世界，还他一个和谐，本来充满了生命的世界，拿回我们的生命。相信以我们大家的努力和经验，在晋祠的这项乡村建设实验一定会成功的。先在太原一地开头，然后逐渐向中国推广，让它全面开花结果”。
令人遗憾的是，仅仅过了5年时间，1929年6月28日徐志摩在写给泰戈尔私人秘书、农业专家恩厚之的信中说，当时中国政局动荡，政策多变，腐败、社会治安问题严峻，计划难以进行。
与大诗人泰戈尔谈论哲学，成为了阎锡山终生难忘的经历。他经常向自己的友人和部下谈及，语气中颇带自豪。最后一次有文字可考的是，1949年8月27日阎锡山在台湾主持孔子2500年诞辰纪念典礼的讲话，再次提到和泰戈尔面谈一事：“泰戈尔问我，从上海到天津、北京，没有看见中国文化是什么。我说，你到太原也看不见，你到乡间或者能看见。这样，泰戈尔先生就指定一位研究农村的英国人在乡下考察了六个月，临行时，那个英国人说，中国的文化确在乡下，由人民生活的常态中略得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