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为捍卫作为美国债权国的应有利益，建立一个与美国在岸市场竞争的投资舞台显得异常重要。我国可以先利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平台，主动开展“亚洲美元离岸市场业务”，以绕开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没有市场化的瓶颈，把美元债权的价值最大限度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赢得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全世界都在关注着美国两党的谈判结果。

谁都清楚，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在8月2日的最后期限以前调高借债上限，那么美国财政部将无法担保美国政府的所有债务。而且，即使国会和政府能达成一项协议来调高目前为14.3万亿美元的借债上限，但一项削减赤字力度不够大的预算计划，也仍有可能会导致美国政府的“AAA”信用评级被下调。不管最终结果如何，最大的受害者却不是美国，而是依赖美元作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润滑剂以及把美元计价的资产作为储备资产的世界各国！美国两党之所以敢拿“财政违约”的筹码来维护和争夺各自所需要的政治利益，是因为他们心里都太清楚，今天国际货币体系中没有强劲的对手，也就是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短期内无法撼动。所以，尽管他们各方都想拿“世界利益”来说事，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外部支持，但哪一个党派都没有从“美元”这个世界“货币锚”的视角来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两党今天共唱的这出闹剧，与在别人家园里玩火惹事的性质完全一样。

无节制膨胀的美国财政赤字与欧洲主权债务国家不一样，它是美国政府借世界的“财富”再通过一流人才的引进、军事实力的强化、科研和研发能力的提升等方式来提高美国不断上升的实力，以达到美元即使阶段性贬值市场也无法离弃的效果。这和很多债务国家借钱推福利，经济实力日趋下滑的本质完全不一样。但是，带来的问题是，当美国凭借实力对债权国不负责任而只考虑自身利益时，制衡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十分有限。这也是后危机时代需要世人反思和改革现有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地方。这次美国政府违约的举措，尤其应该让外汇储备达到世界第一的中国引起高度警觉。

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走出了靠“金本位”自律调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来到了靠“信用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时代。美国依靠它多方面强大的实力、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国际认可的品牌优势，为世界承担了提供“结算支付”、“资产储备”、“价格标准”这三方面功能的“货币锚”服务。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个信用本位的“公共品服务”，降低了很多因为本币弱势、价格体系不稳定所带来的交易成本，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出口以及增长所带来的就业率提高，生活质量得到改善。而美国则由此得到了庞大的铸币税，和越来越多“美元流动性”回流所带来的金融市场的繁荣。依据承担货币锚服务，美国借助外国的财富进一步发展了美国的“硬实力”。所以，当他们开始凭实力赖账时，我们才发现在信用本位的货币时代，建立一个超主权国际货币和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而言是多么的重要。但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是，走向超主权货币体系的欧元，今天因为欧元区各国经济基本面的参差不齐和由此产生的不和谐举措，正不得不付出牺牲“稳定”和“效率”的巨大代价。同时，人民币也在加快国际化步伐，但从最近外汇占款的增加现象和人民币结算中单边“流出”的特征中，我们也隐隐地感觉到类似当年日元升值所导致的泡沫和危机风险。总之，无论是哪一条摆脱“美元疲软”的道路，在短期内都不是一个轻而易举可以实现的目标。

既然世界上不少国家，尤其是大多数商品出口、原油出口、资源出口的亚洲、拉美各国和俄罗斯等，都是美国的债权国，所以，建立一个与美国在岸市场竞争的投资舞台就显得异常重要了。具体而言，对中国来说，笔者以为，应该先利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平台，主动开展“亚洲美元离岸市场业务”，以绕开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没有市场化的瓶颈，以及我们暂时缺乏大量胜任国际金融业务的人才和相应的风险管理制度的缺陷，把美元债权的价值最大限度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为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赢得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把改革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国声音”，通过上面这一切实可行的渐进模式，并通过各种渠道对外宣传，以达到联合与中国有共同利益的更多力量，来捍卫作为美国债权国应有的利益的效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