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澎和乔冠华都是我数十年的战友、挚交，他们离开人世三十多年或十多年，仍令我时常想念。他们曾共同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过许多贡献。尤其是龚澎，她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当年是情报司），业绩斐然。她为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凡是曾经和她一起共事的人，无不称赞她出色的工作和高尚的品德。乔冠华在他人生的最后岁月，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还有一些人在他的头上戴过无数耀眼的光环，但历史难以改写。然人亦无完人，我也为他晚年的一些作为感到悲哀和痛惜。
我和龚澎认识是在1940年春夏之时，龚澎从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那里调到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从那时起，我和龚澎就住在重庆曾家岩50号楼下一间既阴暗又极小的房间里。屋内仅能放下四张小竹床，还有一张小桌子就挤得满满的。当时同住的还有刘昂、陈舜瑶，我们四人都是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的。刘昂机要、龚澎外事、舜瑶宣传、我是文化。龚澎和我是对外活动的，都用《新华日报》记者名义。我们工作的性质完全不同，但生活在一起很融洽很亲密。龚澎比我大八岁，我一直把她当作大姐姐看待。当时我们虽然都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却身在险境。我们一般是早出晚归，有时为了避开特务盯梢，也在黄昏以后才出门。要是有哪一天，谁回来晚了，另一个人就会替她担心。当时重庆不仅特务盯梢，还有流氓欺负女性。所以，不管多幺晚，我们都要等回对方，才一起睡下。我们常常各自躺在小竹床上，龚澎和我头顶着头，说着悄悄话，有时谈得高兴了，到半夜都不睡。刘昂更是大姐姐了，就会说我们几句：明天不工作啦，快天亮了还说个没完。
龚澎原名维航，1914年出生于日本，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龚家是安徽一个大家族，父亲龚镇洲，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国民革命，母亲是广东人。1935年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当时龚澎是燕京大学的积极分子，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起全面侵华战争，龚澎即奔赴延安。她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不久被派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正是在那里结识了她的第一个丈夫刘文华。
刘文华曾留学德国，抗战前夕回到祖国。不久即参加了八路军，与龚澎同在八路军总部工作。1940年龚澎到重庆时，我们都不知道她已经结婚，是她以后告诉我的。刘文华是个很有学识、修养，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好同志，他的中文、德女、英文都很好；在德国是学工程的，在八路军总部是担任彭副司令的秘书，所以和龚澎常常在工作上有接触。她们婚后蜜月刚过就接到了命令，调龚澎去重庆工作。当时朱总司令还曾征求龚澎的意见，说延安中央组织部可能不知道她已经结婚，如果她本人仍然愿意留在总部工作，朱总司令和恩来同志商量免调或晚调也可以。但龚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党的神圣事业，正是热情澎湃，豪情满怀，哪能为了儿女私情而拒绝调令呢？于是她怀着依依惜别之情毅然离开太行山来到重庆。而令她极为痛心的是，就在当年，刘文华同志在前方征战途中，突然患了急性盲肠炎，战乱年代，又在敌人后方，医疗条件极差，延误了治疗，病魔竟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当龚澎得知这一不幸消息，十分悲痛。她在那间阴暗的小屋里，用被子蒙着全身，独自伤心，我们谁也难以使她悲痛的心安静些。过了一天，邓颖超大姐安慰她，劝勉她。恩来同志也找她详谈，才使她的心情慢慢平复。不久她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纪念她的战友，登载在《新华日报》上。
在繁忙的工作中，龚澎逐渐结交了几乎所有国家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无论是塔斯社、法新社、路透社或***的以及各国大报刊的都结识。与美国新闻处也时有来往，当时美国新闻处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也成为龚澎的朋友。1983年后我到美国工作曾遇到这位老教授，提起龚澎他很有感情，说那时候他们的观点与共产党是完全不同的，但龚澎提供给他的消息和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他很乐于接受和阅读。并说龚澎那时已经是很受外国记者欢迎的人物，是很出色的外交家。
龚澎在与外国新闻界朋友交往时，不仅向他们宣传我们的观点，也向他们了解许多情况，每隔几天她都要向恩来同志写简单的书面汇报，有关事和人的都写。有时恩来同志找她去作具体详细的汇报，她还提出一些建议给恩来同志参考。对一些思想比较进步，报道也比较客观的外国记者或是其它外国朋友，恩来同志就根据情况，个别接见。每当这时，龚澎都是陪见兼翻译。我们都能看得出来，恩来同志对龚澎的才干和辛勤工作的精神，是十分赞赏的。
龚澎广交外国新闻界朋友，还是为了更好地宣传中共各个时期的抗日主张和重要方针路线；宣传解放区的一切具体情况。当时我们能够经常收到延安的消息和《解放日报》重要社论，龚澎就立刻将有关内容翻译成英文并打字油印若干份，很快送到外国记者手里，**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就会迅速发往世界各地。开始时，龚澎在我们那间小屋的小桌上放个打字机，在很暗弱的灯光下，日夜工作，嘀嘀嗒嗒的老式打字机声响个不停。后来在三楼有了办公室，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办公桌，龚澎的打字机也搬上去了。三楼一共有四间小房，最里面一间，是叶剑英同志住的。一间较大的就成了公共办公室，室内放了八张三屉二屉办公桌。
当时住在曾家岩50号的同志，除了恩来同志与邓大姐，董老、叶帅、徐冰和张晓梅夫妇这几位各有一间小房，是办公兼卧室外，其它工作人员，有党派的、军事的、外事的、文化的，都在公共办公室里，大家工作都很紧张。龚澎常常考虑到打字机的响声会影响别的同志工作，她总是等着人最少的时候才在办公室里打字。白天大家都外出活动，人少些，她就在白天翻译打字，晚上出外活动，半夜再继续干活。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按照恩来同志的习惯来安排。恩来同志的办公时间一般都在午夜十二时到凌晨四时，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做具体工作的人，在这个时间内都不能睡觉，在办公室里等着，因为恩来同志不定在办那一件事时要问到那个人，就会把谁叫到他那里，或文件需要修改，情况需要补充或有什幺指示。每当这时我们有的继续白天没完的工作，有的看看书报，偶然有个别同志实在磕睡了，就会聊聊天或打一会儿扑克牌。龚澎就利用这样的时间来干她的工作，但这样的时间也不多啊。更多地是在大家都去睡了以后，她又继续工作起来。我记忆较深的一段时间是在1940年至1941年间，正是皖南事变和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刚发表不久，接着是《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等等，都急需翻译出来，发往国外。那时龚澎忙碌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觉也不睡。有一次连续两昼夜都没有离开打字机，饭是我给端到三楼她的桌旁扒上几口。有一天我清早起来跑到三楼一看，她脸都黄了，眼睛充满血丝，我又是感动又是难过地劝她：龚澎，你不要命啦，不能这样没日没夜地干呀，厨房蒋师傅给你煮了两个鸡蛋，快去吃了休息一下吧。她抬头看看我，露出笑容亲切地说：不要紧，小张，谢谢还给我煮鸡蛋吃。我不由分说把她拉到一楼，吃完早饭把她按到小床上睡觉，可没过两三个时辰，她又回到打字机旁了。
龚澎中文很好，英文更好。我看她不停地直接就在打字机上出英文稿，曾几次伏在她桌边看一看，十分羡慕地赞叹：你真了不起，怎幺看着中文就打出英文了呢？我真是由衷地敬佩她。有时她却顶我一句：你拿笔写文章比我打字还快哩。这时我就满心不高兴而惭愧了，于是她又向我道歉：不都是玩笑话吗？你受委屈啦……。那时候，我们都多幺年轻呵，那是多幺值得永远思念的日子！……
重庆，是抗日战争期间的陪都，也算得上是全国的大都市了，但各种条件实在很差，而我们更有身在囚笼又是虎穴之感，要是生了病就更加艰难了。1941年重庆又遇到日本飞机大轰炸，曾家岩50号的楼房被炸掉一半。我们只得临时搬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去住，而许多工作则仍然声城里，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常常步行到化龙桥，坐马车去上清寺再换公共汽车。夏天酷热，来回奔波，大约不到半年我就病倒了，天天下午发烧，身体疲惫不堪，医生诊断得了肺结核。我病成这样与大家同住怕传染，所以就住到红岩半山腰刘太太处。刘太太（八路军办事处的楼房所用土地的主人，是开明地主）家有三间小草房，我和也得了肺结核病的袁超俊同志各借住一间，刘家的工人住在旁边一间。不久龚澎也病了，发三天高烧不退，送到重庆中央医院去治疗，说是感冒，大夫给她打了两天针，不但发烧未退反而烧得更厉害，昏迷不省，而且她左边的臀部直下至膝盖都红肿起来，只得又送到医院检查，原来是打针时消毒不好，被感染而大面积化脓了。龚澎又住进医院，在臀部开了一刀，挤出脓血一大盆，发烧倒是退了，伤口却老是愈合不好。出了医院在红岩办事处没有合适地方住，也搬进我住的茅草房来。龚澎虽是外伤，可比我们痛苦多了，她整天趴在床上，不用说下地，开始时连动一下都疼，不能翻身，不能仰卧或侧卧，所以也不能看书。刚住进那小草房时，她见能有我和超俊作伴，倒也高兴了一些，可是整天就是一个姿势趴着，什幺事都干不了，她逐渐不耐烦，发牢骚，以至骂那该死的医院和该死的大夫。我们看她难受，也只能劝劝，我给她读读报上的重要新闻；我爱看小说，又给她讲讲小说故事。过些时，她伤口好些了，但还是下不了床，走不得路。
重庆夏日，时有大雨。一天半夜，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我们所住半山的小草房，被震得吱吱作响。龚澎很怕霹雳雷声，我也睡不着，即起床想和她说说话。忽地一声响雷从草房后面响起，接着房顶连泥带草往下掉，龚澎忽然下地跑到床边来。我摸着洋火点上小油灯，超俊也从侧门走过来。眼看小草房摇摇欲坠，旁边住着的工人也过来了，说两边的小房都没有房梁，会倒塌。他两人正想抬龚澎往中间那草屋去，龚澎却自己一拐一拐地走起来，刚过侧门，还没有找到坐处，那间小草房，拍拍几声就塌了下来。我们都吓得瞪大眼睛，超俊说，真是老天有眼，没有把我们砸在土下。我作出轻松的样子：日本人的炸弹都没敢把我们炸了，老天爷能把我们怎幺样。这时我一看，龚澎还站在那里呢，就赶紧把她扶到超俊的小床上趴下。龚澎却大笑起来说：其实我能站起来走呀，原先老怕痛，真该死……。龚澎就是这样一个既开朗又率直人。外面仍是大雨滂沱哗啦啦地响。
没过多久，曾家岩50号的房子修好了。龚澎和我又搬回曾家岩忙碌起来。
我认识乔冠华是1942年他刚从香港来到重庆之初。有一天，恩来同志把我叫到他的住室——也是办公室。我站在他桌旁听候他的吩咐，他问我：你知道我国有两个名叫乔木的人吗？我觉得很突然，定了定神回答说：我知道，是南乔北乔吧？北乔我认识，在延安见过面还交谈过。南乔听说过，是在香港常发表国际评论的。是吧？恩来同志说：不错。现在这位南乔已调到我们《新华日报》工作，他刚来住在《新华日报》营业部纯阳洞宿舍里。他的经历和你们不大一样，他曾在外国生活多年，以后在张发奎将军处当过幕僚，又在香港新闻界、文化界工作，是文化名人。他初到《新华日报》生活条件很艰苦，也许一时会不习惯。恩来同志叫我去看望这位南乔，告诉他这几天自己很忙，过些日子会尽快找他谈话。我答应着正要转身，他又把我叫回说：你带点水果和吃的去吧。当天下午我提着一些桔子、花生去纯阳洞宿舍看望这位南乔。因为我在文化组工作，去探望一位文化名人，是份内的事并不奇怪，但心里也有点纳闷，既然已调来工作，恩来同志为什幺还这样周到和客气呢？
我在纯阳洞宿舍，见到这位南乔，他听说我的来意，很礼貌地站起来，和我热情握手，并感谢恩来同志的关心。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材瘦高，有点驼背，戴眼镜，穿着不讲究，也没有摆名人架子，因为我与重庆文化界的朋友很熟悉，他就问起重庆文化界的朋友，谈了一会儿我就告辞了。他正式在《新华日报》工作后，我们也常见面，但没有什幺私人交往。后来听他自己诙谐地说过：党外人士把我看成是共产党人，而党内呢，又有人把我看作党外民主人士。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以后我们都称呼他老乔，南北乔之说也慢慢淡忘了。
在认识老乔之前，我曾读过不少他写的文章。我们虽住在重庆，香港的报纸还时能看到。自1939年到1940年期间，乔冠华在香港以乔木名字发表了许多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而且很有文采。这种文章本来容易显得沉闷，但他却写得生动活泼，很有可读性，当时我们都很爱读，所以南乔虽人未到却都已知其名。1942年他调到《新华日报》时，正是皖南事变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于争取国共继续合作，反对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所以国际问题就不那幺突出了。1942年至1943年，老乔写的国际评论文章不是很多，他主要在《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写写文章，有时也研究国际问题。1943年以后他就以于怀为名，两周必有一篇“国际述评”，刊登在《新华日报》上。他的这些文章当时在读者中有很好的反响。80年代“新华日报、群众”史学会，还出版了乔的文集。
正是在1942年至1943年，乔冠华与龚澎相识而相爱，大家都认为这是很相匹配的一对。同志们都为他俩高兴。1943年他们就结婚了。当时的革命婚礼很简单，大家在一起吃些糖果花生米热闹一下，董必武同志还为他俩赋诗一首，写在一块红绸上。婚后老乔搬到曾家岩，那时叶剑英同志已返回延安，他俩就住在三楼原叶剑英同志的居室。龚澎婚后才搬离我们的女生宿舍。记得他们在恋爱中我曾询问过龚澎：听说你和老乔恋爱了？该结婚了吧。她表示还有点犹疑，说感到老乔比较自傲，听说他对爱情有点浪漫。我玩笑地说浪漫有什幺不好，古板才没趣哩。接着我认真地说人无完人，他很不错了。当然龚澎也仅是想说点心里话而已。他们婚后那段时间是非常幸福的。大约1945年后，老乔才正式调到中央南方局外事组工作，也还为《新华日报》写文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共派代表团到重庆，与国民党及各民主党派共商国事。毛泽东亲自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这时期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情况都十分关注；国外新闻机构派到重庆的记者大大增加。国外使团人员也多了起来。我们在重庆原南方局外事组的人员也增加了，而龚澎仍然是主力。她奔忙于记者群中，大力宣传**主张和平的方针，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这期间恩来同志与外国人土以及新闻界的接触也很频繁，毛泽东在重庆时，无论是接见外国记者或其它外国朋友，也是龚澎陪同作翻译。龚澎在外国人士和新闻界中，更成为众所瞩目的人物。
1946年，龚澎、乔冠华和部分外事组人员住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当时《新华日报》《群众周刊》都在上海筹备出版，所以我也到了上海。国民党政府没有批准《新华日报》出版。我就在《群众周刊》任记者和编辑，同时在上海文委从事文化工作，也住在周公馆，和龚澎夫妇还是朝夕相见。那时龚澎和老乔领导几个青年同志，除了每日向国外和驻上海的外国记者发出大量新华社电讯稿外，还办了一个外文：刊物《新华周刊》，主要是对外宣传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个刊物在国外极受关注。这使得国民党十分恼火，于是下令《新华周刊》停刊，这样一来对外宣传的渠道就被封死了。
1946年10月，国共和谈基本破裂，恩来同志准备率中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撤回延安。恩来同志行前，对留在国统区工作的人员作了细致的安排：大部分同志回解放区，一部分有掩护条件没有公开过身份的同志留下做地下工作，还有一部分因工作需要，则去香港开展工作。老乔、龚澎和我决定去香港。
记得初到香港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只有各自投亲靠友分散居住。一个多月后在铜锣湾租了两层公寓楼，当时那一带很荒凉，交通也不方便，但能集中住在一起，工作上就方便多了。龚澎一到香港即筹备出刊物。乔冠华是她最有力的助手。乔曾经在香港的刊物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他在文化界也有许多朋友，这对办刊物有很大帮助。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英文《中国文摘》半月刊与读者见面了。这一刊物旗帜鲜明地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为解放区的进步摇旗呐喊，对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正义事业和中国革命的进程都起到很有力的宣传作用。
《中国文摘》出刊后，条件仍很困难。龚澎手下只有六七个人，从选稿、改稿、编排以至下厂校对都是这几个人干的。重要文章的翻译、撰写以及定稿、看大样由龚澎和老乔亲自动手。有时我到楼上去看望龚澎，她很劳累却总是精神饱满，充满乐观情绪。龚澎夫妇在香港工作直至1949年。
新中国成立，龚澎被委任为外交部情报司司长，筹组新闻司。那时外交部像龚澎这样既有多年涉外工作经验，又有组织才能的干部不多。新闻司十来个人，来自各个方面，有从解放区来的，有归国留学生，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没有外交工作经验，工作伊始困难重重。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作“新中国的外交”重要报告。龚澎组织大家学习，体会总理报告的原则精神，认清新中国外交路线的基本点是独立自主，不受任何强权政治的影响。这种坚定的原则立场时时处处都不能忽视。龚澎又特别强调外交干部必须有严格的纪律，时时都不能忘记外交官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新闻司的干部，在对外活动中都是发言人，即使说无可奉告也是一种表态，必须慎重。龚澎在工作中言传身教，给刚刚步人外交岗位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
外交部建立之初，乔冠华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代司长，正司长由夏衍担任，但夏衍在上海市工作，一直未到外交部赴任，为此老乔心里有些耿耿于怀。
建国之初，总理给新闻司的主要任务有两条：一是给中央领导提供信息，二是要作为国家对外宣传的喉舌。龚澎和大家想尽办法完成任务。当时新闻司出过两种材料，《外交部外参》和《情况简讯》。那时候还没有国外电讯稿，消息来源很困难。龚澎组织新闻司的同志24小时收听主要西方国家的广播，看为数极少的外国报刊，随即翻译，半夜付排，清晨出材料。虽然每天只印几页或十几页，却要付出很大劳动，经常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
在对外宣传中，新闻司要发挥作用并不容易，因为新华社掌握着主要新闻渠道，还有各大报纸都有对外宣传的人力和物力，所以新闻司必须抓到自己的特点。龚澎认为通过外国记者写的新闻报道比起转发新华社讯，在国外更有说服力。当时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不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周边几国，还有北欧几国，所以驻京记者也不多。龚澎经常和年轻的同志一起与外国记者交谈，和他们交朋友。她说，与记者交谈要有针对性，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或进步的西方记者，立场观点与我们较接近，就可以谈得坦率些、深入些，充分提供给他们可以报道的材料。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也要区分不同情况，注意对方的接受程度，绝不强加于人。同时态度要诚恳，平等待人。龚澎常常对青年同志说：希望把工作做好不等于已经做好。愿意宣传还不够，必须善于宣传才能有效果。
作为记者，总希望能够最早得到最准确的消息。龚澎很了解他们的心情。她想方设法为驻京记者创造有利的工作条件。新闻司对重要消息以及我国政府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都采取比新华社发稿时间提前一点即向外国记者透露的方式，使他们的发稿时间与新华社基本同时，加上记者可以得到现场的感受，使驻京记者十分满意。
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龚澎是中国政府代表团发言人之一，而更多重要的事情，则是在会议期间的各种会外活动中进行。龚澎一直活跃在各国新闻记者之中，她适时地向记者们透露重要而准确的消息。她的名字在会场内外广泛流传。
1954年，我随丈夫章文晋调北京工作，我们一家和龚澎一家始终住在同一宿舍大院。从无量大人胡同(现为红星胡同)起至以后，我们都是近邻。平常往来虽不多，但当心里装着无处诉说的话时，很自然就会去找对方倾诉。1957年，龚澎下放北京郊区房山县劳动，而我在那段时间正在接受批斗，虽然我们就住在楼上楼下，也很少有时间交谈。1958年我们都搬到报房胡同新楼，龚澎已从农村劳动回来，而我却一直到1959年还过不了关。我非常苦闷，许多问题解不开扣，有个星期日我到龚澎家想和她谈谈心里话。当时外交部的反右斗争已基本告一段落，党内反右倾和龚澎没有多大瓜葛。龚澎很平静地听我诉说挨斗的事。她劝解我说：我们对党内斗争都缺少经验，应该好好学习，你检讨了数十次过不了关，可能是群众不谅解，也可能是有人从中使绊。我很有同感。我也问起她和老乔的情况，她坦然地说，也不能说受到多大委屈吧。我能下放农村劳动一段时间，对我非常有益。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接触过老百姓。说到老乔，她脸色稍微阴沉些。说乔太自傲；说到抗美援朝结束后李克农率中国代表团在板门店谈判时，老乔作为主要副手，对克农同志不够尊重，认为自己更懂外交，关系搞得不好。
1965年我调到外交部不久，即随外交部四清工作队到江苏南通搞四清。1966年6月，我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已如狂风骤至。文晋早已被任命为驻巴基斯坦大使，我也被任命为驻巴基斯坦政务参赞，立即要去赴任。当时我思想上很矛盾：文化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又是从文化部门开始的，而我在文化艺术部门工作了十年，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虽说我已经调到外交部，但应主动回到原单位作个检查，有个交代，不应该就这样走了。我向外交部领导提出要留下来，领导都劝我还是应该走。——天晚卜我正与文晋商量此事，文晋让我和他一起去巴赴任，飞机票都已经拿到了。这时龚澎来了。她也劝我走，而我还是那股倔劲儿。他们都没办法，龚澎只好劝文晋先去赴任，并提醒他要密切注意国内形势的发展。文晋走后不到十天，北京就乱起来。一夜之间我成了“三反分子、牛鬼蛇神”，被揪出来，关进地下室。因为文晋不在，我还有一个小儿子无人照管，造反派允许我晚上十点以后回家给孩子做饭。那时外交部还比较平稳，在那幢宿舍楼中，我是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哪有人敢进我的家门?只有龚澎上我家来，我们带着迷惑的眼神互相看着。她劝慰我：你从小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但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认识了就好，对党对自己都要有信心。在那样狂风恶浪的时候，能听到这样的话，多么暖人肺腑啊!
很快，“文革”那股火就烧到了外交部，反资反路线，接着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字报也上了街。外交部各级领导都被揪斗，姬、乔被押到王府井卖小报。龚澎也被揪，行动不那么自由了。相反，先乱起来的单位，造反派内部打起派仗，把那些重要人物关押起来，对我这样的走资派倒放松了。我每日只要向造反派交一份坦白材料或认罪书，就相对自由了，还可以出外看大字报“受教育”。我跑到王府井，看到姬、乔被押到大街上卖小报，老乔一副沮丧狼狈的样子，但还没有挨打。等到天黑，我溜进龚澎的家，告诉她我看到的情况，让她放心。有一天回到家属院就听人说：龚澎的家被抄了，她还挨了打。我焦心地等到半夜，溜进她家，看到她双眼失神，独自坐在沙发上。我握着她冰凉的手，问她是否挨打了，什么被抄走了?她告诉我，造反派逼她交出笔记本，她拒绝，有人抓她的头发想往墙上撞。最终他们还是把笔记本都抄走了。
外交部越来越乱了，到王力在外交部作了臭名昭著的“王八七”讲话后更甚：夺外交部长的权，揪陈火线指挥部包围外交部，给总理施加压力，火烧英国代办处……那时我常到龚澎家传递部内外的消息。我们关着门议论“文革”中窜上来的“红人”，对江青的言行我们都不以为然，老乔最恨姚文元，因为乔与吴晗的交情不错。龚澎在政治上很敏锐，她和我谈起，外交部受到那么大冲击，矛头是对着总理和陈老总的。我们之间共同语言很多，互相又都信得过，可以无话不谈。1968年春，外交部许多大使、司长贴出大字报，要求恢复陈毅外长工作，即外交部出名的“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龚澎、乔冠华都在幕后支持，但不久又被批为右倾翻案的典型，他们又一次受到冲击。许多同志竭力保护他们，但龚澎从来都表现出光明磊落，坚定不移的说理精神。她在保护大家。
1969年我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劳动，龚澎精神上不断受到刺激，脑溢血病倒了，病情严重。恩来同志对她极为关怀。龚澎在住医院期间，第二次发病后就一直没能醒过来。医院建议开颅把血块取掉，有可能好转。老乔十白有风险，十分犹豫。恩来同志召集专家研究，认为既有一线希望还是应该争取。于是和老乔商量决定，开刀，争取能有转机。最终因拖延时间较长，还是没能扭转病情。
1970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即去医院探望。当时龚澎已完全靠各种机械在维持生命。我隔天都到医院探望，总是看到老乔坐在床旁，有时泪流满面，有时默默哀伤。有一次我又到病房，看见恩来同志正站在病床旁边，默默看着龚澎，在他脸上显出伤感和无奈。出门时，他看见我，轻轻摇摇头走了。
1971年龚澎离开人世，老乔悲痛欲绝，终日借酒消愁，两二天一瓶，很快茅台酒的瓶子就堆满了阳台。符浩、陈楚、普生和我，几乎每晚都到他家陪伴他，劝慰他振作起来。经过一年多，老乔才慢慢平复过来。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老乔正生病住在医院里，没有参加计划和接待工作。不久我和文晋到医院看他，他很生气，责怪文晋不来向他汇报。文晋是寡言少语的人，没有说什么。我向他解释了那次是秘密访华，总理直接领导，有保密规定。那次看望乔，我突然感到他有点变了，火气很大还有点斤斤计较。随后基辛格第二次来访、尼克松访华，乔都参加了并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有一件事使我难忘。在起草《上海公报》的过程中，卜呈稿基本完成，经恩来同志审定，交文晋主持作中英文校定，老乔等人参与。当时老乔提㈩要修改其中某一重要段落的内容，文晋等人不同意。但老乔很固执，一定要改。因为他是领导，别人也只得同意修改。稿子送回总理，他当即发现改得不对。在第二天接待组的会议亡，总理发了很大的火，指着文晋严厉批评：胆子太大又不动脑筋，为什么要改?文晋没有做声，默默承受。会后他才告诉我实情，并讲老乔变得狂妄了。我当时很不高兴，心想老乔为什么不站出来承担责任呢?
龚澎去世两年多，老乔又恋爱了，朋友们也为此高兴。他的恋人就是章含之，我们与她还有过一点交情。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先生解放前夕即住在东四八条朱启钤老先生家。全国胜利后，章士钊全家搬到北京，章含之和父母同住那里。朱启钤先生是文晋的外祖父，我们有时去探望，自然就认识了章含之。那时她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我们很少交谈。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后，她调到外交部工作，彼此才慢慢熟悉了，但来往也不多。1972年后有一段时间，章含之突然，与我家关系密切起来。一次她来到我家，谈了一会儿她忽然问：听说你在部里业余学校上英文课?我告诉她我的英文口语很差，到外交部工作很不适应，所以每周几次去听课补习。她立即说，不要去上那种课了，我来给你当老师，保证学得快。我以为听岔了，回答她：我怎么当得起你这位老师的学生呢?她倒是挺认真的。那段时间她来过我家好几次，还给我带来《英语900句》的书和录音带，有些还亲自录下音，给我做教学用。当时很难得到这些书，我心里很感谢她热情指教。但也纳闷，以往我们交往并不多，她为何对我那样热情?其实，章来我家时真正教书很少，倒是常常闲谈。她到外交部不久情况不熟，常常问到一些情况，特别有兴趣问乔冠华。大概因为我对她当时的心思不去仔细琢磨，以后她就不大来我家了。
在老乔和章含之的恋爱中又出现了插曲。乔的子女对他的恋爱对象不大满意，我也曾劝说，父亲的事你们不必过问。乔的儿子告诉我并不想干涉，只是想去拜访一下邓颖超大姐，要我联系一下是否能抽时间见一面。我答应了。不久乔的儿子去见了邓大姐。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随后我接到乔冠华的电话，在电话里他大为震怒，质问我为什么要给他儿子联系去见邓大姐，斥责我多管闲事。当时我惊愕片刻，即给他顶了回去。你儿子去见邓大姐有什么不对吗?你别忘了他同时还是龚澎的儿子!他把电话摔了。过了不多久，邓大姐给我来电话，她有点不高兴地问我：老乔到底怎么啦?他居然打电话来质问我，为什么要见他儿子，都和他谈了什么?难道我不能见见，我会谈无原则的话么?……我劝邓大姐千万别为此生气，老乔已经在电话里把我责骂了一顿，我也不解为什么会这样。
1972年夏，美国一位中国问题学者洛克珊·维特克到中国访问，了解中国妇女革命史。她与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老同志座谈两天以后，又提出要采访江青。几经周折，总理批示：可以礼节性接见。乔冠华副部长指定我做外交部工作人员去陪见。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一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江青和姚文元一起会见维特克。外交部派出礼宾司官员、翻译、速记员等去工作，还有对外友协的负责人和陪同将近十人。本以为礼节性会见不过是互相认识，寒喧几句，谈谈一般性问题。岂料江青对维特克大感兴趣，在人大会堂谈了几个小时，设宴招待，还陪维特克去人民剧院观看样板戏《红灯记》。江青的做法使我们陪见人员大为吃惊。江青还特别约定在广州继续会见维特克，谈她的历史，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传。这一情况与总理批示的礼节性会见完全不同。第二天上班时，我即向乔冠华汇报并请示他该怎么办?老乔皱了一下眉说：江青的事情谁管得了?我没办法，随她去吧。七月间，江青去广州，随后把维特克接到广州，我们陪见的全班人马也到了广州。江青在广州会见维特克近10次，讲了60小时，内容无所不有，自我吹嘘、编造历史、诋毁别的领导，还有泄密内容等等。在这过程中我曾数次打电话向乔等领导汇报情况，他们都回答说没办法，随她去吧。直至把维特克送走，我们回到北京，我又向他们汇报，江青要整理记录翻译成英文寄到美国。乔只耸耸肩，摊开两手，断然决定说，这事我真管不了，以后也别向我汇报了，你直接找周总理汇报吧。
这之后近半年时间，我和外交部编译室徐尔维同志常常在晚上去钓鱼台江青住处，陪她整理记录，整理完一部分就打印成册，编号登记，作为绝密文件送给周总理以及王、张、姚，还有外交部姬、乔、王等审阅修改。这期间我曾多次向总理汇报情况，总理也审阅过一部分记录。最后总理认为这份记录实在不能寄到美国去，他找江青谈话，告诉她将文字的东西寄往美国十分被动，劝她不要这样做。江青不仅不听总理劝告还纠缠总理帮她修改，批准寄出。总理只好请示主席。毛主席立刻指示，记录绝不能寄出，立即停止整理翻译。总理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传达主席指示，并嘱咐我和徐尔维把这次谈话的所有记录，包括初稿、整理稿、部分翻译稿，分类整理装进保密铁柜，贴上绝密封条，交外交部保密室。
1973年6、7月，外交部发生了“153新情况”事件，文晋在党组会上受到严厉的但却是没有道理的批评。8月，文晋被任命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任命我为政务参赞，让我们在国庆节前到达渥太华。时间紧促，不到一个月的准备—厂作，在外交部是少有的。
加拿大是美洲国家中最早和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对西方世界影响很大。我们在任职期间，十分努力地开展工作，也谨言慎行。在“文革”那个特别的年代，许多事情的发生都会让人感到不正常。文晋的同胞弟弟，留住美国多年，兄弟二人已有三十多年不曾见面。他得知兄长到加拿大赴任后，立即携夫人到渥太华来探望。文晋经党组同意与弟弟见面，按规定不留宿留饭，并始终“二人同行”(即文晋和弟弟见面时，除我之外还必须有第三者)。记得当时使馆一等秘书袁翔龙一直陪伴。文晋弟弟离开加拿大之前要请我们到餐馆吃顿饭，我们也请袁秘书同往，这让弟弟夫妇大惑不解。弟媳悄悄地问文晋：这位袁先生是贴身保镖吧，你们在加拿大工作真是如此危险吗?文晋只好笑笑。文晋本来就是个严于律已的人，又是在“文革”期间，所以国外工作中的大事小事他都向国内请示汇报，尽管如此，部领导还是不放心。其中有一件事：我们在加拿大工作一年之后，有一天使馆一位最年青的馆员，找我汇报思想(当时我是总支部书记)，说一年多来，他受外交部领导之命经常写信汇报大使夫妇的活动，使馆发生了什么特别情况也要汇报。他感到使馆内都挺好的，没有什么要特别汇报的。他问我以后是否可以不写了。我有点吃惊。面对这么单纯的年青人，我不在意地说，既然是领导指示你写，那么写与不写你应该告诉他们啊。
1974年3、4月间，外交部很不平静。参加了1973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外交部人员，在外交部传达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对外交部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外交路线进行深入彻底地批判。外交部部长姬鹏飞是代表挨批判的。其实大家都清楚，批姬就是批周。那年我们在加拿大。
1975年冬春我们回京述职并休假，总理的病情日渐严重。从邓大姐处得知，我们已没有可能到医院探望他了。
就在那年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和文晋约见乔冠华部长，向他汇报加拿大的情况并请示工作。老乔要我们去史家胡同他的“新居”。60年代，总理因为知道章士钊自解放前夕就一直住在朱启钤先生家，所以特别命国务院拨史家胡同这所房子给章士钊先生长住。此时章士钊不在北京（章老1973年逝世），乔冠华这位女婿就住进了坐北的正房。以前我曾来过这里，如今室内陈设已完全变了。正面那张长条桌上，除了不多的陈设品，最令人注目的是几张放大的照片：毛主席和乔冠华握手，章含之在旁；还有一些较小的与领导握手的照片，后旁有周恩来的陪衬。房子正中有一张特为乔预备的安乐椅。乔见我们进来即站起来迎接，并让我坐到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章含之则把文晋带到离得较远处的沙发上就坐，这样安排各自对话就不会互相干扰了。原本是要向乔请示汇报工作的，但文晋没说几句，乔就摆摆手制止他。乔与我谈起来，章含之也和文晋单独对话了。我记得乔对我态度很亲切，开始也问及加拿大使馆一些工作情况，但很快就转了话题，谈起国内的“文革”，重点是谈江青。说她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主席的称赞重用。我觉得奇怪，“文革”初期乔很是看不惯江青，说她打着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这会儿反而变了调。乔对我说，江青认为我很能干。她知道我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我去“文化组”负责什么工作。乔知道，在接待维特克的时候，江青对我很不满意，又特意解释，江青没和他提起这件事。我直瞪瞪地看着乔，不知道该讲些什么。乔感觉到了，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哩。他习惯性地哈哈大笑起来，我却感觉浑身发颤，难以控制。
我们离开乔家，走过黑暗的胡同，感到寒气袭人。我忍不住问文晋，你们都谈了些什么。文晋冷冷地答道：我根本就不认识江青，她却一个劲说江青对我有好感很欣赏，真是莫名其妙。我脱口而出，这是在为江青收罗人才，真是拉帮结伙哩。这是我与乔最后一次单独见面和谈话。
1976年1月8日夜，我和文晋又回北京休假，林平在机场告诉我们，总理在当天去世了。北京沉浸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经总理办公室特批，我在寒风凛冽中去北京医院后门，排着长队与总理的遗体告别，又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追悼会。外交部除部领导外，没有几人能去参加悼念活动。由于“四人帮”严格限制，个人带黑纱、白花都犯忌。外交部许多同志曾多次要求部领导在外交部内举办小规模的悼念，乔都不加理会。一次，回国学习的驻外大使和参赞在学习会上，一致要求在内部举行追思活动，又被拒绝。当场有一位大使拍案而起，质问部长有没有起码的人性?由于过分激动，引发心脏病被送往医院。而乔还是不作任何解释。
1976年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前往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周恩来总理。4月4日我接到外交部部长办公室打来的两次电话，询问我是否离开了家?第三次居然是乔亲自打电话。我生气地回答：我什么地方都没去，也不敢去!当时我突然感到悲哀，一个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外交部将我从中国驻加拿大使馆调回北京，成立专案组，让我和当年陪同江青会见维特克的人员，把有关情况洋尽整理成材料，供中央领导参考。要把谈话内容详尽整理，最可靠的原始材料就是当时的记录稿。我们立即想到外交部保密室被封存保管的一大铁柜材料。经领导同意，我们去保密室索要。岂料保密室的同志说，材料在两年前就被江青连铁柜一起都搬走了。我们大为吃惊：这些材料是主席和总理指示封存不许动的，江青经过何人批准能全部取走呢?据江青当年的秘书和保卫人员提供：1974年(或1975年)主席曾批评江青和“四人帮”，江青很紧张，怕那些材料可能出事，经当时外交部长乔冠华批准，把铁柜搬到钓鱼台江青住处，全部烧毁了。
1976年10月，乔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回到北京。中央责令外交部对乔与江青的关系进行审查。当时乔住在家里，章含之住在办公室，要求他们各自说清真情。在这期间，外交部曾召开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在北小街禄米仓北京陆军总院礼堂，可容纳500人左右。我记得当时部领导坐在主席台上，乔也坐在旁边。大会请乔说清与江青的关系，并作自我检查。乔一言不发。部里有两三个人发言，批评乔在文革后期的——些行为。另——次批判会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主持会议的部长还是希望乔能作自我检查，乔仍是一言不发。会上有几位同志发言，批评虽然严厉，但重在讲理。后来有人造谣说，乔挨批判时用“喷气式”、挨打等等，这是对外交部广大干部的污蔑，不少同志感到愤怒。
1984年乔病故。外交部起草了一份乔冠华生平的稿件请我们审读，大概是准备印发或作新闻稿之用。此稿肯定了乔一生中的成绩，最后一段也写了乔在“文革”后期犯了政治性错误。章含之一定要把这一段删去，否则宁愿不发。文章最终没有发出，报上只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古人要求“为亲者讳”，但历史必须真实，任何人都不应该否认客观存在的事实。近几年来我不断阅读有关乔冠华的文章，不断思索。现在我写下我所亲历的点点滴滴，供读者研究。
《百年潮》2004年5期
作者系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文晋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