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第一代领袖时期，外交史上，有三个人的形象在杜修贤的摄影镜头里特别富有个性。一个是周恩来，具有儒雅风度的外交家；一个是陈毅，具有大将风度的外交家；再一个就是乔冠华，具有才子风度的外交家。他们配合默契，各显风采，为新中国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外交大门。他们各有千秋，周恩来严谨庄重而敏锐，陈毅潇洒大度而幽默，乔冠华思路敏捷且文才横溢。
别人叫他“乔老爷”，他不生气。家人也不时地称他几声“乔老爷”，后来索性叫“老爷”，他全都认了
乔冠华是外交部长，也比杜修贤年长10多岁，而杜修贤只是中南海专为毛泽东、周恩来摄影的记者，无论是官职还是年龄，杜修贤都属于他的部下和晚辈。杜修贤的新闻拍摄采访主要由乔冠华负责，发回国内的新闻照片也由他审定。他们交往了10多年，又多次共同陪同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领导人出访，建立了很深厚的忘年之交。
这几天快到老乔逝世11周年了，不知怎地老乔过去的照片老在杜修贤手头出现，杜修贤就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老朋友好像根本没有长眠，只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出乎意料回到他的跟前，掏出香烟，潇洒地挥动大手，你一支他一支地抛撒，然后他带头，让大家一齐把无数的“烟筒”任意地支立在他并不宽敞的居室空间里，大口大口地吞云吐雾……然后，老乔打开一瓶好酒，清香四溢，惹得大家急切地仰脖痛饮，好一阵被水形火性的东西浇得通体痛快无比……
随着年龄指数接近“八宝山”的标准，回忆往事成了日子里不可失去的内容，总是喜欢自与往事干杯，品尝岁月留下的苦酒甜酒烈性酒，尽管一杯比一杯剧烈，一杯比一杯苦涩，但总是品不完往事，喝不醉回忆。
在新中国第一代领袖时期，外交史上，有三个人的形象在杜修贤的摄影镜头里特别富有个性。一个是周恩来，具有儒雅风度的外交家；一个是陈毅，具有大将风度的外交家；再一个就是乔冠华，具有才子风度的外交家。他们配合默契，各显风采，为新中国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外交大门。他们各有千秋，周恩来严谨庄重而敏锐，陈毅潇洒大度而幽默，乔冠华思路敏捷且文才横溢。说到外交家，人们自然而然就要提起他们。
杜修贤与乔冠华交往的过程，也是乔冠华由外交部长助理到外交部长职务升迁的过程。可杜修贤从来没有感到他们之间有职位高低界限和年龄大小的差距。乔冠华总是乐呵呵地平视身边的同志，和他们风雨同舟，共度岁月。再因为他的个性直率、不端官架子和才子文绉绉的气度，手下的人都不惧怕这个上司，喜爱和他亲近，甚至和他嬉闹。50年代末，一出《乔老爷上轿》喜剧电影逗乐倾倒了许多的观众，不知不觉乔冠华也沾了笑星的光，大家借花献佛，把“乔老爷”美名送给了当时还很年轻的部长助理阁下。就这样，他带着这个雅号，走过20多年。
别人叫他“乔老爷”，他不生气。家人也不时地称他几声“乔老爷”，后来索性叫“老爷”，他全都认了。久而久之，单位上下，红墙内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乔老爷”何许人也！
乔冠华是标准的“乐天派”，更是地地道道的“工作狂”
杜修贤和乔冠华打交道最多的一次是周恩来出访亚非拉14国，那也是他们的初交。
杜修贤是新华社派到中南海里的专职摄影记者，分工负责周恩来总理的新闻摄影。到1963年年底，杜修贤在周恩来身边拍摄已经三年了。这次出访，杜修贤自然不能落下，带了许多摄影用具，包括整套冲洗照片的箱子（那时的冲洗属于现代人根本不屑一顾的手工操作）。出发那天是12月13日，正是天寒地冻的时候，他们由北京机场起飞，在昆明作短暂停留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是阿联，也就是现在的埃及。这次周恩来率国家友好访问团出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访问国家最多的一次外交活动，也开创了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新纪元。陪同访问的除了外交部长陈毅外，还有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国务院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外交部长助理乔冠华以及他的夫人、新闻司司长龚澎等10多位负责外交、警卫工作的领导同志。杜修贤的新闻拍摄采访主要由乔冠华负责，发回国内的新闻照片也由他审定，不过他非常放心杜修贤的摄影技术。杜修贤记得第一次送照片给乔冠华审，乔冠华却递支烟给杜修贤，也不看照片，说：“你自己决定发稿吧，我知道，你的照片不错，不看了。”临了，把一整包烟也塞给他，这以后他成了乔冠华长期“特供”的烟友。既然乔冠华这样信任他，杜修贤也就不送乔冠华审查了。乔冠华的信任只能增添他的工作责任心。
乔冠华的夫人正好是新闻司的“头”，负责发新闻稿，杜修贤和他们两口子打交道相对比别人要多得多。在访问团里最叫人注目的也要数乔冠华和他夫人龚澎，一个是外交部长助理，一个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职务相差不大，又都在外交部工作，这次又一起随同出国，自然是大家注意的目标，也是大家寻开心的话题。男人一离开家，没有夫人管着，自以为可以端端男子汉豪爽气派的架子，不管在家里是不是“气管炎”，反正出来了就想当当“肤氢松”（谐音“夫轻松”）。可乔老爷就不行了，没有他们那么自在，出国在家没有什么分别，妻子左右跟着，有时为了工作的问题还要争执一番，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是夫妻斗嘴呢。说起来也冤枉，他们争争吵吵，大部分都是因为工作上的矛盾和分歧，为自己的家事还真没有时间争吵呢，连孩子留在北京都顾不上管。不过那时代的人好像只知道工作第一，特别是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更是不能有半点分心，得把整个人都交给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叫地地道道的“工作狂”，即使出国也不轻松，甚至比在国内还紧张。现在的人或许不理解，以为出国是游山玩水，领略异国风光的美差，想去只恨找不着门哩，你们还说紧张？要知道那时出国根本不是什么好玩轻松的事，更谈不上风光。每人的工作量就无法让你感到好玩，承担的重大责任更无法让你感到轻松。出访有很严明的纪律，外国人馈赠出访人员的礼品几乎不和大家见面就全部上缴礼宾司，连吃饭也和国内一样要按规定交钱，跑14个国家每人只有30美元的零用钱，有什么风光？至于什么买大件、换外汇，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周总理更加严于律己，连出访服装都是他自己出钱制作的。而随行人员至少出访服装不用自己出资。
大家不在乎经济所得，却很重视精神的充实。工作之余，大家娱乐方法也很多，打打扑克下下棋什么的，要不散散步，有时就凑一起取取乐。和乔老爷夫妇开玩笑时，杜修贤一般不参加，只是在旁边掩嘴偷偷笑，觉得乔老爷十分有意思，标准的乐天派。不管别人怎么说笑，乔冠华不恼不急，甚至比别人更有兴趣，而且会乘人不备，突然来个“回马枪”。大家被乔冠华打“哑”了，乔冠华便开怀大笑。杜修贤打心眼里喜欢这位大个子却没有大架子的“上司”，和谁都能谈谈笑笑，渐渐地他和乔老爷也敢放开了。
宴会上，乔老爷妙趣横生的表演逗得大家笑得直岔气，照相机把他那带有酒气的精彩瞬间永远定格在了胶片上
回国后，代表团在大会堂座谈出访14国的历程。座谈会结束后，大家又在宴会厅会餐。吃到一半，乔冠华喝酒喝乐了，开始把他的拿手“活宝好戏”拿出来表演。乔老爷一手拿盘子，一手拿勺子，边敲边说边舞，一会儿学几内亚妇女的舞蹈动作，一会儿模仿阿拉伯地区男人走路。大家被乔老爷妙趣横生的表演噎得直岔气，把酒水都喷了出来。晚宴被乔老爷精彩的表演推上了热闹无比的高峰。杜修贤乘机狠狠抓拍了乔老爷几张洋相百出似乎还带酒气的瞬间。过后，乔老爷一看照片，也忍不住大笑起来：“好呀杜山（周总理在几内亚为他起的雅号，谁知被乔老爷带回了国），你给我留证据啊？哈哈……”
周恩来对这次出访取得圆满成功非常满意，他指示新华社和对外文化联络部举办一次“我国领导人出访国新闻图片展览”，绝大多数照片都是杜修贤拍摄的。乔冠华接受这个任务后，向总理提议，展览图片上要署拍摄记者的名字。总理向来对在身边工作的同志要求很严，名利的事情，更加严格，可这次他听了乔冠华的建议，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在一旁的邓大姐这时对杜修贤说：“老杜，选图片时，记住多选一些外国人举毛主席像的场面。”杜修贤心直口快说总理访问，别人都举总理的照片，没有主席的画像呀。乔冠华连忙制止杜修贤，向邓大姐表示，一定多选一些有主席像画面的照片。从总理那里出来，杜修贤对乔老爷嘟囔，没有主席像的照片，怎么选呀！乔老爷却批评杜修贤没有政治头脑：“这么大型的新闻展览，全是总理的，别人怎么看？主席是党的最高领袖，外交方面能取得成就，也是因为执行了党的外交路线。我们总理是具体执行者。怎么能不放主席的画面？再说，主席还到机场迎接总理凯旋，那照片，你总是照了吧？”
乔老爷这一番话，杜修贤佩服，毕竟是老外交了，不仅才智敏捷，而且政治成熟。杜修贤自然心悦诚服。
在出访回国的第九天，3月24日，图片摄影展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杜修贤记忆里唯一一次在大会堂举办的摄影展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的形象都出现在画面里。没有想到，这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到机场欢迎周恩来总理了，以后再也不可能有这类的照片了。
周恩来去世后，他心碎神摇，悲痛欲绝。对总理那种视如父辈的深情厚谊，深深地震撼了在场的人
乔冠华虽然是嬉笑怒骂，批评人尖锐，不容半点砂粒的人，但他也是非常重感情义气的人。他和周恩来总理的感情就很深。他最崇拜敬仰的伟人就是周恩来。如果说远距离仰望一个人能使人产生崇拜，那么，近距离相处后产生的崇拜是真正人格上的崇拜。他们在一起相处交往了整整30年，从重庆办事处就在一起，在周恩来培养教育下，乔冠华由留洋才子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多次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重大国际事务。1971年，乔冠华率团参加联合国会议，首次代表新中国坐在恢复后的联合国席位上；1972年，乔冠华负责起草了中美公报，公报公布后，引起了世界强烈的反响，为中国外交赢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后来又迎接了尼克松访华。他这一连串重大外交活动，深得大家的赞赏。
1974年，乔冠华出任外交部部长，而关注他成长的周恩来总理却住进了医院。那时外交部情况复杂。杜修贤有时见到乔冠华心情苦闷，常常对自己说他很思念病中的总理。乔冠华说现在只有陪外宾去医院的时候，才有机会和总理说说话，多坐一会儿。1975年夏天，杜修贤为总理和身边工作人员拍下了最后的合影，留存了这珍贵的瞬间，就是乔冠华积极倡议的结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乔冠华和所有热爱总理的人一样，悲痛不已。当时对周恩来丧事规格压得很低很低，让人感到异常痛苦，既然是中央的决定，谁也不能改变。
周恩来总理逝世，那些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人，顿时觉得塌了脊梁一般，心里空落落的，只觉得万念俱灰，还不如也跟着总理一走了事。此时此刻的乔冠华就是这样的心情。他伏在总理遗体的玻璃棺上，发出阵阵揪心的哭声，他边哭边说：“总理啊，你一生无儿无女，今天我就作为你的子女送你最后一程吧……呜呜……”
杜修贤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感情奔放的人会如此悲绝。虽说乔冠华脾气耿直，爱发火，可悲痛起来却叫人惊恐。大家费了很大劲才将他从灵柩上拉开，当总理遗体消失在火化炉里时，他又发出悲惨的哭声，在场的人全都哭成一团。
等回来，杜修贤急忙给章含之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今天晚上注意一下乔老爷，总理火化时，他的情绪过于激动，他毕竟是60出头的年纪了……杜修贤还没说完，就听见章含之在话筒那一头也泣不成声。
乔冠华在他极度悲哀的时候也流露出他起初的感情。他不仅将周恩来当做首长，更当做其父辈敬爱。他犹如失去最亲的人，在他的灵魂深处珍藏着最珍贵的感情，只有他独自品尝独自感受。
第二天，骨灰停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在三天吊唁时间里，乔冠华推辞掉一切公务，天天去为总理守灵。当时中央规定守灵每天只去一个政治局委员，外交部轮流去一位部级干部。乔冠华是中央委员、外交部长，可以不必天天去守灵的，为了总理，他独自守到最后。
主席的一句话，使他的笑容重新绽现。江青插手，事情又变得更加复杂、微妙
共和国外交部长最后一次为共和国总理送行，难道不也是意味着周恩来时期外交部长生涯的结束吗？世界上许多自然现象可以预测，可是政治气象无法先知。在乔冠华最后送别周恩来亡灵之后，坎坷的命运向他发出了灰色的请柬。
邓小平同志结束第二次政治生涯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为周恩来致悼词。2月，邓小平就遭到点名批判，一场批判所谓的“右倾翻案”风在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上又一次满天席卷。杜修贤当时听说外交部是“右倾翻案”的“重灾区”，真为老乔捏把汗！他知道乔冠华是一个没有学会“建筑城府”这种本事的人，不擅攀附，没有心计，对人对事都是“直来直去，辛辣味苦”。这大概决定了乔老爷命中注定要经受磨难。
对于乔冠华来说，周恩来逝世，头顶失去一方晴朗的天，后来邓小平同志遭受批判，老乔的脚底又少了一块结实的地。杜修贤记得，总理丧事后不久乔冠华病了，这病是由于内心深处积郁了许多委屈而爆发的。听说乔冠华住进医院后，有人就借批邓风，把外交部的老干部也捎带上一块批了。
接触毛泽东的机会，乔冠华也不少，他经常陪外宾进出毛泽东书房，可他从不在主席面前谈什么，特别是外交部的事情。
但是一个无防人之心的人，最终却被人害了。
整乔冠华的浪潮几乎与批邓同时开始。那时，杜修贤每次见到乔老爷，他的情绪极坏，他说：“老杜啊，这官当不了了。丢了乌纱帽和你喝酒，我和含之回家卖红薯！”杜修贤听说外交部在批判右倾，很为他担心。
杜修贤记得在1975年12月，他去主席书房拍摄会见外宾的情况，乔冠华正好陪外宾也在场，他表情比较严肃，和以往不同，好像心事重重的。主席会见外宾以后，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当握到乔冠华的手时，主席和以前一样总要开心地叫他一声“乔老爷”，可这次乔冠华没有笑，而是将头深深低下，像犯了错误的孩子，轻声自责道：“主席，乔冠华犯错误了……”
“嗯？”主席先是一怔，后来说，“那不是什么错误嘛。”杜修贤私下问外交部的人，他们偷偷告诉他，外交部有人告乔冠华的状，说乔冠华是右倾，在联大和日本人会谈、和基辛格会谈都犯了错误。
主席这样一说后，杜修贤觉得乔冠华心情顿时开朗许多，熟悉的笑容又浮现在他的脸上了，以为主席发话，那些整他的人要收敛些。可是后来，乔冠华的日子似乎反而更加充满危机。再以后江青也乘机插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和奇妙。杜修贤有点担心，问老乔怎么江青过问外交部的事。老乔叹气说：“没有办法，指定的，现在只有我用他们的内部矛盾先解决部内的问题。”听乔冠华这么一说，杜修贤以为情况会好一些，可是没过多少日子，就听说“乔冠华在外交部犯错误了”，传言说他是“借刀杀人”，点名批评了他。开始杜修贤和许多人一样都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后来知道是乔冠华在外交部不真正批邓，而是“打内战”。在当时，这一传言就足以使乔冠华由辉煌的顶峰跌入黑暗的谷底。
等到6月成都之行，乔冠华已经元气大伤，他党委书记的职务也被别人取而代之了。
乔冠华爱抽烟，吞云吐雾。乔冠华爱喝酒，腾云驾雾。有了固体的烟和流动的酒作为他灵感助剂，写出的文章如行云流水，如山峦凝重，文笔极好极好。他的跟前始终不离两样宝贝，一是烟二是酒，几十年如一日，“恶习不改，痴情不变”。
乔老爷的嗜好正好对上了杜修贤的偏爱，因此他们除了烟友还是酒友。当然绝大多数都是杜修贤揩他老首长的“油”了。乔老爷有好烟好酒自然也不会忘记杜修贤，有时他们一同陪同领导人出访，乔老爷会悄悄往杜修贤的包里塞上一条外烟，或是一瓶好酒，甚至国外的名牌打火机也会从乔老爷手里挪到杜修贤的口袋里。有时杜修贤不好意思，要好好谢乔老爷。乔老爷一听却哈哈笑，笑得他那大个子直摇晃：“杜山你就别客气了，不喝白不喝，不抽白不抽。”
1976年夏，乔老爷陪同新上任的总理去成都迎接尼泊尔国王，杜修贤作为他们的摄影记者也随同采访。
杜修贤是半夜才接到通知，急急忙忙赶到机场，正好乔老爷夫妇也到了。杜修贤看见他们和以往一样，高兴地上前打招呼。乔老爷见杜修贤笑笑，显得很勉强，不像以前那样精神饱满。乔老爷一脸倦容，坐在沙发里，臂膀无力地垂着，手里还夹着一节燃烧的香烟，一缕青烟轻盈地弥散在他异常疲倦的面容上。
杜修贤知道乔老爷最近的日子不好过，外交部内部正在批判他，说他不积极批邓，刮“右倾翻案”风，执行右倾外交路线什么的，受到莫名其妙的排挤，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甚多。他用那么沉郁的目光望着杜修贤，好像有话，却没有说出来，默默递了支烟给杜修贤，想点火，杜修贤没让，他自己掏出打火机点了烟。
杜修贤估计乔老爷此时心情不舒畅，也就不多打搅他了。心情不好的人总是喜欢自己独处，杜修贤非常理解这种心态，让他安静地待一会儿吧。杜修贤转身想走，章含之可能怕杜修贤误会，悄悄把他拉到一边，说：“老杜，老乔昨夜等通知，什么时候去成都，几乎一夜没睡，太累……哪知道指示来了，叫外交部的先走，飞机一早起飞。周总理什么时候不是和外交部长同机走的？你说是吧？不同机不要紧，关键是老乔有许多情况准备在飞机上汇报，老乔心里能不着急吗？不汇报，弄不好罪责又是他的，现在活得太累……”章含之是心直口快的人，最后一句话听得出来她在抱怨，也是在为丈夫担忧。
杜修贤只好劝她说：“尼泊尔是个小国家，有些情况可能清楚。你叫乔老爷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汇报也不迟嘛。”章含之年龄比杜修贤轻，又是章士钊的女儿，自幼个性倔强，观点鲜明，清高直爽，不会牵强附会，更不愿意迁就顺从，缺乏政治上那种城府，压根不知道唯唯诺诺是何物。依杜修贤看，她和乔冠华能结为伉俪，起作用的不是门第和身份，而是他们性情相投、个性相近，天性豪爽才是他们相爱的情结。看见章含之的神态，杜修贤故意把话说得轻松些。老实说，杜修贤也感到别扭，如果是周总理、邓小平同志，这些事情不用你跟在后头提醒，他比你还要认真，材料要是准备得不全面，不受批评才怪哩。他俩每次会见前都要仔细听取外交部长的介绍。
飞机抵达成都双流机场，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宾馆。杜修贤和乔老爷一行在宾馆住下后，大家也不想睡觉，嚷嚷要出去看看杜甫草堂，本来杜修贤最不喜欢逛景，可大家见他手里有留影的家伙，哪肯放过他，非要他拿相机为他们“喀嚓”几张，也为瞻仰过大诗圣留个证明吧。成都是著名的历史古城，具有辉煌的历史，文物古迹遍布城市角落。但那是“文化大革命”时代，都关闭了。于是大家缠住乔老爷要他带着去，才能破例开门。看得出来，乔冠华只要和大家一起情绪就好起来，他又放开他谈笑风生的大喉咙了，四处可听见大家喊他乔老爷和他“噢噢”答应的声音。杜修贤特意抓紧时间为他们夫妇多照几张照片，这样无拘无束的放松实在难得。别看到处跑，却没有时间赏景，别人玩的时候，他还在伏案写材料，别人睡觉了，他还要开会、批阅文件。日程安排使他几乎变成了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除了工作还是工作，而且现在工作又比以前多了一分微妙，少了一分融洽，要难得多。
乔老爷的罪状无奇不有：令人啼笑皆非的“黄色照片”、“预谋夺权事件”……
杜修贤和乔老爷一起从成都回到北京没有几天，外交部开始张贴乔冠华的大字报。批判的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杜修贤后来听别人说，其中还有他的罪状，说老乔夫妇在杜甫草堂要他给他们照“黄色照片”，又说“晚上住在宾馆里也预谋着联合夺取外交部的大权，他们不仅和当地的造反派联系，还把摄影师杜修贤叫去预谋，就是研究外交部大权的事情……”。
天哪，杜修贤想笑，却无法笑出来，黄色照片？乔老爷和章含之身上的衣服一件没少，何谈黄色？再说他们连紧挨一起的姿势都没有，何谈黄色？当时杜修贤还叫他们挨挨紧，乔老爷直笑骂杜修贤，说杜修贤拿他个老头开心。这好，不知谁和他开了这个天大的玩笑。
杜修贤去拿香烟，也成了联络造反派的证据。“我又不是外交部的人，他们的权不权与我有何干系？写大字报的人有没有神经搭错线？”杜修贤怀疑。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乔冠华倒霉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其实这之前已经“霉”上了。
不过乔冠华充满了信心，他可能太书生气了，以为正义在手就能战胜邪恶，殊不知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谬误。有人就是利用所谓的真理，行使自己的谬误。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这个悲痛的日子有人并非悲痛而是幸灾乐祸，双目低垂，心里却在虎视眈眈盯着权力最高宝座由谁来坐。
江青一伙的心思一刻也没有离开组阁的名单，满心盘算着如意的人选。
也有人对能否继承党中央主席职位信心不足，显得忧心忡忡。
被打倒被靠边的老帅们见时机已到，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力量，打倒了妄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家。
斗争最终的局面，大家有目共睹：“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
乔冠华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成了权益砝码的牺牲品。
他在“四人帮”倒台之前已经失意，遭受批判。“四人帮”倒台后仍然遭受批判，竟然被划为“四人帮”体系里的人，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乔冠华和许多有嫌疑有牵连的人一样，又一次在劫难逃，大祸临头！
联合国会议在每年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二召开。这时毛泽东的丧事还没有办完，乔冠华赶不上联大的开幕式了。乔冠华自从1971年第一次率团开赴联合国，已经代表中国出席了五次会议，这次是第六次。尽管乔冠华已经失意，但是参加联合国会议还非他莫属，他熟悉情况，有国际会议的丰富经验，别人一时无法取代。他只好等主席追悼会结束后再去美国参加联大开会。杜修贤在大会堂主席吊唁厅碰见乔冠华，他一个人闷闷地坐在旁边的小会议室里休息，可能刚刚守完灵。杜修贤坐到他身边，静静的，谁也不想说话，也不抽烟。乔冠华的肺常年烟熏火燎，已经出问题了，不得不节制。杜修贤坐下后感到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是累，是一种真正无奈的累。许久，乔冠华问了杜修贤一句话：“主席追悼会的请柬你领到没有？”杜修贤回答说没有。他用忧伤的眼神看了杜修贤一眼，就再没有说话。杜修贤估计他也没有收到请柬。那是个特殊时期，出来参加活动等于证明正身，说明此人没有问题。以前凡是重大活动都少不了乔冠华的请柬，也总有杜修贤的。这次杜修贤也奇怪，听乔老爷一问，心里更嘀咕。多年新闻经验告诉杜修贤，如果乔冠华这次上不了追悼会的天安门主席台，那么，他肯定遇到麻烦了，而且是大麻烦。这反击右倾翻案风他是躲不了了。后来追悼会那天，杜修贤特意留神寻找乔冠华在不在，谢天谢地，他在主席台上，但表情极为阴郁，听说是开会前一个小时才收到的请柬。
这兆头好像不吉利。杜修贤心里挺疙瘩的。
等乔冠华能脱开身时，已经是9月中旬了，这时他把精力放到了联大报告上。谁能想到，这个报告又发生了荒唐的事端。
主席逝世后不知怎么炮制出来了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全国大报小报上都是“按既定方针办”。平民百姓谁也不会注意“按既定”和“照过去”有什么本质区别，可是咬文嚼字的人就能咀嚼出这是大阴谋，反党的大信号。乔冠华倒霉的程度随同这个所谓的主席临终指示的运用而变得更加深重，要把他装进一个预谋好的“陷阱”里，而他还一无所知，一步一步走向“陷阱”。
联大报告出来后，他却因劳累过度差点送了命。心脏发生了绞痛，幸好夫人懂得一点病理常识，送医院及时，控制了梗死，不然那时就魂系英灵了。不过倒能落个轰轰烈烈的场面，也能免去诸多磨难。
属于另外世界的人是不会遭受人间的苦难的，解脱也是一种福气吧！
乔冠华不仅没有一病不起，而且抱病坚持去联大参加会议。他不愿意让外国人猜测中国局势如何如何什么的，他去参加会议，至少可以说明主席去世后中国政局没有乱。他到联大的发言稿，是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上面有两处有“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宣传使用这一句话。乔冠华启程前曾报告中央，如果有修改的地方，请在10月5日前告诉他，以便修改。
中央一直保持沉默，直到4日才通知外交部要删除那句话。外交部5日上午才打电报通知乔冠华修改。有人大概以为乔冠华已来不及改了，所以6日一粉碎“四人帮”，外交部马上就组织批判文章，批判乔冠华在联大发言，说他违抗中央命令，在报告中坚决不删“按既定方针办”，为“四人帮”鼓吹。
但是他们忘记了地理常识，中国5日上午，正好是美国4日深夜，乔冠华不仅接到了电报，而且还有充分时间修改稿子，把“按既定方针办”删得干干净净。可是国内的大字报却荒唐地一口咬定老乔在联大说了这句话。等乔冠华归来，一个囚禁室已经精心布置好，正等待他的“光临”。为了这句话，还有其他许多似是而非的事，他被剥夺政治生命，被卸掉官职。当然，真正的原因并不在此。那“按既定方针办”不过是封他的口的借口而已，更何况他说明了没有讲，不信，可以去联大查底稿啊！不会有人去查，永远不会有人去查！因为根本不需要事实真相。
直到乔冠华去世，他的妻子在解除软禁后，再次去美国。她专门去了联大资料库查了当年乔冠华在联大的发言，上面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都没有。可惜啊，这一切来得太晚，乔冠华他永远无法得到这个能证明他清白的证据，也永远不再需要这个证据了……生命最终是要消失的，而矗立在人们心中的碑，才是人一生本质的证明和永恒的存在！
本文摘自《中南海风云人物沉浮录》第六章，顾保孜/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转自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