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从美国回来不久，忽然接到美国友人陈香梅女士寄来的一篇文章，登载于美国中文时报周刊。读了以后真是令我万分惊讶，原来二十年前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这一公案，还被利用来造谣。这篇文章开头说：“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宦国苍先生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然后接着写道：“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教授来访江青，并且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了解全部内容。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
我看到这篇所谓采访以后，真是哭笑不得；维特克教授这番假设，奇妙之极。我觉得她好像并不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
事情已过去二十年了，居然有人有兴趣把旧事重提，而且造那种谣言，真是荒唐已极。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诽谤，是法律所不容许的。二十年前的事，虽然我不可能淡忘，但不曾想再重话当时。现在我醒悟了。我必须把旧事说清楚。当然啦，每个人写回忆录都带有自己的看法观点，记忆也不可能绝对准确，但历史事实却是不容窜改的。
“文化大革命”中期，也就是1972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在北京当时可以说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在全国甚至国外也广有传闻，那就是江青与《红都女皇》事件。根据当时的传说，毛泽东看了由香港出版的一本书《红都女皇》，大发脾气，批评了江青，而且江青也就从此“失宠”了。在国内，我们许多人都曾经听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批评江青他们是“四人帮”，那是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四人帮”违背了毛泽东的原则，而绝不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这些情况到现在当然都已真相大白。当时在香港也确实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文革”以后我阅读过这本书。书中极力吹捧江青，而许多事实都属子虚乌有，稍微知道江青的人都会认为那不过是胡吹乱捧，不是事实，写作水平及文字也拙劣得很。此书在内地也很少见。
无独有偶，在与此差不多的时间，美国有一位女副教授，名洛克珊·维特克，于1972年夏季在中国访问期间，曾采访江青，谈话时间长达六十多小时。她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又在1977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维特克这本书与《红都女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仍是非颠倒，甚至以此造谣生事，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
维特克采中国访问期间，特别是与江青的所有接触，我作为主要陪见人员(另外还有六人)都是参加了的。当时我的职务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是由外交部领导决定派去工作的。本来外交部干部被指派去见外宾是很普通的事情，而这次陪见却非同寻常。
1972年8月12日，乔冠华副部长告诉我，当天下午三点，江青要接见一位美国客人——洛克珊·维特克，派我去陪见。那时江青已经“声威”大震，随便说句什么话就能置人于死地，所以谁都不愿意和她的什么事沾边，我当然也不例外，于是就找借口推辞。但乔冠华说这是他们几位副部长共同研究决定的，并耐心地向我解释了一番，我只好服从。
维特克是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中国现代史副教授。这次是根据她本人的要求，经我驻联合国代表团推荐，由对外友协邀请她于7月19日至9月1日来华访问的。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都不安排江青单独接见外宾，因她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但维特克一再要求采访江青，友协只好请示周总理决定。周总理于8月10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江青见到批示，立刻决定会见。
会见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进行。外交部除了我，还有翻译小沈、礼宾司一位副科长和一位速记员，友协来了负责人老丁和陪同老陈、小俞。姚文元也来了，坐在。江青身旁。
谈话开始不久，江青就问维特克：“我听说你回去以后准备写一本书……是吗？”维特克一时不知所措，因为她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要写书。迟疑片刻以后，她说：“如果有足够的材料，能够写一本书，那是我最高的向往，我将会尽力去做的。”江青高兴地说：“很好呀，我们也希望有一本由美国人写的书……我们合作吧，我给你说，你来写……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她说的是维特克，想的显然是她自己要在世界上扬名了。
周总理批示的是礼节性会见，只谈一个小时，江青却兴高采烈地东拉西扯了整整一个下午，完了还在江苏厅大摆宴席，又边吃边谈了一个多小时。回去后，我们分别向部里和友协汇报了这些情况。17日夜，周总理召集所有陪见、接待人员开会，说江青已飞往广州，走前留下话，要把维特克接去广州继续谈。看来那时周总理对江青的事也颇感棘手，后来又在19日晚和24日半夜找我们去谈了两次，最后表示，江青一定要把维特克接到广州去，你们还是原班人马陪同吧。他让我们到广州后立刻把他的意见转告江青，再见一次就够了，只谈谈文艺，不要谈其他。还说维特克的签证是28日到期，不要再延期了。
但是，江青根本不理会总理的指示，从25日到31日，她一连在广州与维特克谈了六十多个小时，不仅大谈个人经历、私人生活、文化艺术，而且大谈解放战争的“历史”，甚至说西北战场就是她“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还谈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机密。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向部领导请示汇报，也一次次不得要领。回到北京以后，江青又催逼着我们反复整理修改几十万字的谈话记录，说要送交周总理和张春桥、姚文元审阅，然后寄给维特克。我们加班加点一直忙到10月底，大家商量，无论如何应该向周总理汇报一下了，并推我去。于是我给总理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请秘书转达我们的意愿。
第二天下午，周总理在西花厅接见了我。总理正忙着批阅文件，让我先说说重要的情况。我说：“如果要简单地说，那还真说不清楚。我们去广州前，总理的交代，我都转达了。但江青同志没有那样做。她和维特克谈了六十多个小时，什么内容都有。现在还要整理成记录稿，翻成英文，寄给维特克。我们都感到这样做不妥当。所以要向您汇报请示……”我上气不接下气，一连串说下来，倒惹得总理笑起来：
“我看你要说的话恐怕不少，别那么急。今天我确实时间不多，你先向邓大姐说说吧。江青同志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以后找时间再谈。”他说完朝客厅那边喊邓大姐，我随即走进那客厅。邓大姐见是我，就问道：“你们从广州回来啦，想必又是那位维特克女士的事吧；你慢慢说，我来听。恩来太忙了，但江青的事，他还得管。没办法啊。”’
我和邓大姐很熟，所以谈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顾虑，说错了她会指正我的。那天下午我和邓大姐谈了整整三个小时。因为她也接见过维特克，所以一些情况她是了解的。但她没有想到江青会这样做。我说江青见维特克的最主要动机，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而许多话没有事实根据，胡乱吹牛。比如说到西北战场，她说是她和毛主席共同指挥的，这些传到外国去，不成了大笑话吗？她还谈到抗美美朝，说五次大战役都是毛主席指挥的，有一次彭德怀不听毛主席的就吃了败仗。又根本不提朝鲜人民军，还要把朝鲜作战地图送给维特克……。邓大姐听得比较仔细，不时还问几句。我又告诉邓大姐：“现在江青正要我们整理记录，准备送给维特克。她自己列了十个大题目。而在谈话中还常说，她的谈话记录将来都要经过周总理审查，因为这些都是中央的重大事情。……这些情况我都向外交部领导汇报过了。他们都说他们也管不了。所以这几天我想来想去，还是应该来向总理汇报。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觉得这些记录稿不能送给维特克女士，那影响确实太坏了。”邓大姐听完后，也表示不能如此。她说将会把这些情况告诉给周总理，但目前我们只能照江青说的去做。
没过几天，一个下午，周总理在国务院召开一个专题性会议。外交部不少同志参加了，我也在座。会议很快结束了，周总理的目光却远远朝着我，并向我招手。我赶过去随周总理进了一间办公室。一张大桌子上堆满了书报和待批办的文件。最显眼的地方摆着我们整理的铅印好的江青谈话记录稿“西北战场”部分。江青亲笔写上了“请周恩来同志审阅修改”。我轻轻坐在周总理对面的小椅子上。周总理说：“那天我实在忙，没有听你的汇报。不过小超同志已经告诉我一些情况，现在你们是否还在整理记录呢？”我点点头，接着说：“周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
“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自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周总理在说这话时，态度凝重，他一直在思考着什么。我当时感到周总理对着一个下级同志，也只能这么说。
“维特克女士当场作了笔记的，而且有关江青同志个人历史部分，我们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她要写文章，材料是足够的。”我见周总理在默默深思，说完后就悄悄地退了出来。
又是一个夜晚，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子，上面写了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意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一本又一本的记录整理稿送到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
某日下午，周总理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维特克与江青谈话的记录如何处理问题，把所有参加过接待维特克的有关人员都召集来了。周总理征求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同志表示，这份记录无须送给维特克，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的。而维特克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后边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涉及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倘若要逐一核实，得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而且江青谈话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周总理当时一言未发。对任何一件事的决定他都作仔细思考，并广泛听取意见，尽可能做得完善些。会议结束前他说：“对这件事情，你们每个人都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很好。但今天还是决定不了，还需要商量和请示。”
1972年的岁末，周总理又召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周总理只简单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
于是第二天，我们把所有的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都放进一个保险箱里，加上封条，交给了外交部保密室。
1．973年秋末，我调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任中国大使馆政务参赞。在岁尾年初之际，国内来了一个代表团，团长是老同事、老朋友了。他把国内的情况告诉我们：现在在搞批孔、批大儒，这是公开地向周恩来总理发起全面攻势了。但对江青的不满和闲言也挺多的，因而攻势也弱了下去。又说现在国内正闹着《红都女皇》，为这事江青还挨了批评。又说美国有个女记者采访江青后写了这本书，现在全国都在追查谣言什么的。
他问我《红都女皇》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据我所知那是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可能是一个女华人写的，吹捧江青，说江青将要成为一个女皇了。但这与维特克采访江青完全是两回事。维特克是个美国人，她采访江青以后要写的书，还没有写出来哩。他又告诉我，国内盛传毛主席批评了江青，这恐怕是确有其事的。现在国内也正追查谣言，说那个美国人采访江青就是谣言。我说这不是谣言，因为江青会见维特克这件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登载过的，而且当时我也在座，这都是事实，怎么会成为谣言呢？
1974年秋末，我们从加拿大回国休假。全国追查谣言的事还没有完全平息，所追查的确实是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内容。据说是《红都女皇》那本书从香港进入以后，引起一些不良影响，江青也被领导批评。但和维特克又怎么联系上的呢？有一天我到外交部去了解，才知道前些时候不知是谁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中有关《红楼梦》部分传抄出去了，说这是江青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看法，要学习什么的。这时恰恰《红都女皇》也传开了。可能是江青怕把两件事搞混了，于是立刻要收回有关《红楼梦》的讲话。那么一传，就把《红楼梦》那段说成是谣言了。现在是完全否认江青有过这么个讲话，连外交部也在追查，真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其实有不少人是知道内情的。尤其使我吃惊的是，我们当时保存在保密室的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记录材料，全部都被江青取走了。后来听说是外交部×副部长批准取走的，因为部长也不敢违抗江青。随后我还听到，江青不仅是取走了全部记录材料，并且全部烧毁了。对于这件事，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那时周总理病情已渐重，江青还有什么顾虑吗？我想那时邓小平同志已经复职，这当然对江青十分不利，也许正为此而使江青感到一点压力吧。
1976年我们再次回国休假，正是1月9日。一下飞机就听到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真像晴天霹雳啊。我的心在发抖，我们回到家放下行李，立刻奔去西花厅，欲陪伴邓大姐一会儿。只见赵炜秘书出来到门口，我们相抱痛哭。她说邓大姐已平静些了，但不愿见人。在沉沉的黑夜里我们步行回家。
1月11日，我随着长长的人流，慢慢从长安街排队一直到北京医院后边的那间小屋。周总理就睡在那间小屋里，所有走进去的人都在失声痛哭。
1977年，维特克在美国出版了以江青谈话为主要内容的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该书没有见到翻译成中文本。这一客观事实也说明不能把它与《红都女皇》混为一谈。
最近我又粗略地翻看了一下《江青同志》这本书。该书共分为五大部分：一、早期生活的开始；二、从上海到延安；三、五十年代北京与莫斯科；四、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五、江青成为中国艺坛的霸主。该书还列出了江青各段生活的年表。
这本书出版时，江青一伙已经垮台了。中国的政治环境已经截然不同了，所以作者并没有盲目地一味吹捧江青，而是根据她的一些分析和看法，还补充和修改了江青谈话的一些内容。至于这些内容是否准确，只有留给别人去考证评论。但当时江青谈话中的许多细节，作者都作了相当具体详尽的记述。
全书基本上是按照江青谈话的内容梗概来撰写的。江青的本意是希望把自己树立为一个有各方面才能的中国领导人的形象，既是军事家、政治家，又是艺术家的全才，她曾多次提醒维特克她不仅是文艺家，而她最热中讲述的则是所谓“西北战场”那一段。但由于她根本不懂什么军事，也无任何战争经验，所以她那段谈话纯是胡编乱造。而维特克本人倒是一直比较实际。她再三声言她不懂战争，只想写江青个人的历史，她的兴趣也仅止于此。所以该书大量的篇幅是描写江青个人的历史。尤其对江青三十年代的情况，包括哪些男人追求她以及到延安后如何成为毛泽东夫人，都有不厌其烦的叙述。就像维特克常常说的，这是外国人最关心而又最有兴趣的事。
该书作者也没有忘记江青的愿望，用了不少篇幅写西北战场。但江青本人就根本不可能对维特克谈清楚什么西北战场，书中自然也就说不清楚。维特克女士有一点是说清楚了的，即江青之所以那么强调又费劲谈西北战场，是要说明她本人不是为毛泽东织毛衣，而是参加了那场有着决定意义的战争，她对新中国的建立有不可忽视的功劳。而江青被许多人冷落了，没能够得到中国领导人的位置，于是她心怀怨恨。在“文化大革命”中，复仇的火焰使她完全疯狂而失掉理智，最终得到被中国亿万人民唾弃的必然下场。
另外，围绕江青与维特克谈话这件事，前前后后还有一些沸沸扬扬的传言。传得时间比较长而又离奇的是：周恩来为了避免维特克写的书出版以后，引起对江青的非议和各方面的不良影响，曾指令我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有关人员找维特克女士商议，用高价收买她的版权，使之不能流传。这一谣传在美国还相当普遍地为人所谈论。据我当时所知，绝无此事。最近我又与那时在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同维特克有接触的人士核实，也不知道这种谣言从何而来。我想如果用头脑思考一下，就知道这种谣言绝对是无稽之谈。
来源: 《百年潮》1997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