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从1978年读研究生至今，我从事学术研究已逾30年了。其间，我驻足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文化三个领域，围绕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以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两极张力论和多元张力论，科学进步和科学革命，科学说明和科学理论评价，现代西方科学实在论，哲人科学家，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主要方向、基本方法、范式转换、学风建设、新视野和新境界，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科学的文化意蕴，科学论等问题潜心研究、探赜索隐，先后出版18部著作、15部译著，主编丛书10种共80本，在海内外90多家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这些学术成果在国内学界赢得好评，也受到美国、俄罗斯等国学者的关注、评论和引用，我的学术简历亦被英国、美国、印度、新加坡等国传记研究中心收入有关国际人名辞典。
回顾自己多年的研究足迹，反思自己的学术历程，我觉得之所以能取得诸多成绩，最重要的有以下三个原因。在这里，我愿借《光明日报》之一角，和盘托出、躬身献芹，与志同道合者在相互砥砺中分享、共勉。
其一，学术是我的生命的重要组分，学术研究是我的生活形式。自我步入学门，学术就被视为我的志业、我的人生追求、我的生存要义，乃至成为我的生活形式和生命的存在方式。1996年，我在台北出版的专著《爱因斯坦》的后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哲学不是敲门砖和摇钱树，因此我鄙弃政治化的官样文章和商业化的文字包装。远离喧嚣的尘世，躲开浮躁的人海，拒绝时尚的诱惑，保持心灵的高度宁静和绝对自由，为哲学而哲学，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按自己的思维逻辑和突发灵感在观念世界里倘徉——这才是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诗意的栖居和孤独的美。”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的精神与价值》中，我把此言作为题记，当做我的座右铭。我有两首诗，与之一脉相传，最能说明我的志趣和天趣。一是〈五十感怀〉：“世事沧桑知天命，神离红尘耳目清。香茗一杯思绪远，任尔东南西北风。”一是在退休时写的〈辞职退课之后〉：“弃案绝丝一身轻，心灵自由人之精。究际通变吾最爱，泛舟学海任西东。”
有人生的追求目标，自然就有生活的价值坐标。人的生命是有界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这有界、有限的客观现实面前，一个人一生能做好一两件事情就很不简单、很不容易了。为此，就得有所选择：我总是选择自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去做；毫不犹豫地婉谢、拒绝、摈弃那些对自己来说意义不大或没有意义的事情，尽管它们实惠多多。只有这样，才能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埋头学术，既不为实权实利，也不为虚誉浮名所累所困。为了潜心学术研究，我直言无隐提出“六不主义”——不当官浪虚名，不下海赚大钱，不开会耗时间，不结派费精力，不应景写文章，不出国混饭吃。针对一些妨害学术的规章制度，我坦率表明：“不把不合理的规章当回事”，或者“把不合理的规章不当回事”。我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不为外物左右。为避免干扰，不耗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我还以“三不政策”——不申请课题，不申请评奖，（在无“资格”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境况下）不招收硕士研究生——作为自己恪守的戒律。现在，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言行若一，表里相应。”
其二，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由于受到彭加勒和爱因斯坦“为科学而科学”思想的影响，更是出于对社会上时髦的物欲主义和实利主义流弊的反感和叛逆，以及躲避喧嚣、回避追逐的心理需要，对理想主义的想望和恬淡生活的向慕，所以我一直把“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奉为圭臬，并身体力行、贯彻始终。这使我能够在人心不古、学风失范的大环境下依然我行我素，热恋学术家园，守望心灵净土，不为眼花缭乱的诱惑所俘，不为五花八门的“项目”或“工程”所动，不为形形色色的“假问题”所蒙。我几十年如一日，在学术园地默默耕耘，并从中享受理智的愉悦、思想的升华和心灵的净化。在〈春日与研究生聚会论道〉时，我们“紫藤架下论鸿儒，古今中外无不及。花香时伴翠鸟语，直引奇思九天驰。”在经过奋力攀登而到达某一学问绝顶时，我〈即日即兴〉脱口而出：“极目骋怀天地宽，遨神若飞度关山。挟仙羽化不知止，冯虚御风凌峰巅。”
我觉得，学术尤其是纯粹学术或基础研究，就应该本着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的旨意，这样才能真正做好学问，有所创造。钱锺书先生说得好：“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纠集人马大轰大嗡，串通媒体恣意爆炒，热衷四处抛头露脸，身在学界心系权钱，绝对无益于学问的长进和学术的繁荣。遗憾的是，现在的学界，“研究人”锐减，“市场人”猛增（二名词为皮尔逊百年前之用语）。要知道，“建立学界之元素，在少数为学而学，乐以终身之哲人；而不在多数为利而学，以学为市之华士。彼身事问学，心萦好爵，以学术为梯荣致显之具。得之则弃若敝屣，绝然不复反顾者，其不足与学问之事明矣。”（任鸿隽）况且，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是有充足的立足理由的：它是人的本能的求知欲的自然流露，能够满足人的理智的适意和心理的快乐；它有利于学术进步，为人类创造伟大的文化精品和精神文明；它有助于争取研究自由和保障学术自主；它有利于理想主义的恢复和光大。现代社会是一个重物质轻精神、重“形而下”轻“形而上”、重眼前实利轻长远理想、重感官纵欲轻理性思考的时代，加之我国自古至今实用理性过于强烈，纯粹理性极为欠缺，对自己身边的人事纠葛和实用技术十分关注，对玄远的自然奥秘与“无用”的学问关注不够，所以急需补苴罅漏，把西方世界自古希腊以来的那种为知识而知识、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传统注入我们的意识。
其三，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我有两首诗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一是〈观“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人格独立同天壤，思想自由永三光。虚名实利若敝屣，丈夫立世腰自刚。”一是〈酒中仙〉：“钟鼓馔玉可有无，浮名虚誉任去留。惟愿酩酊醉晓月，羽化登仙最自由。”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自始至终秉持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这除了体现在上述的“六不主义”和“三不政策”外，也在我发表（以及撰写）学术论文的“四不原则”上呈露出来：不趋时应景发表论文，不轻易应邀发表论文，不用金钱开路买发表权，不在他人论文上署名。这一切约法和禁令，使我在人格上特立独行，在思想上卓尔不群，写出有自己卓识和风格的文字，发出有自己思想和异趣和的声音，从而不至于沦为庙堂话语的应声虫，时髦鼓噪的传声筒，利益集团的帮闲者——这样的“伪学者”炮制的只能是“伪学术”！
世上尽管有学问与人格分裂的个例，但是学问与人格应该统一，也能够统一——古今中外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的所作所为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试想一下，迷恋强权、贪贿金钱的人能够又横又专、又赚又专吗？阿谀逢迎、溜须拍马的人能够拥有个人的主见、独立的思想吗？乡愿、老好人能够分清是非、明辨善恶吗？这样的人混迹学界，根本不可能做出像样的学术研究，更不可能创造出精神财富，说不定还会坏掉一锅百年老汤。
写到这里，可能有读者纳闷：像你这样遁入象牙塔中，岂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心只读”确有几分真实，“两耳不闻”实际并非如此——“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陆游）嘛。其实，一个真正的学人，既会继承中国古代士人修齐治平、先忧后乐的文化基因，又能接受西方知识分子的怀疑、批判意识。这样的学人自然是有社会责任感、有学术良心、有自我人格的，面对一切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决不会无动于衷、漠然置之。我的〈法海寺白皮松〉（横空出世二劲松，伟岸千载镇古城。动问岁寒何孤直？赖我秉节狷介风）和〈述怀〉（素来卓立不同流，兴至戏与强权牛。独善其身分内事，兼济天下岂敢丢），可以为我做证和辩白。
2009年，我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退休，即刻辞去《自然辩证法通讯》主编职务，并谢绝人事处的返聘。我在给同行和朋友的电子邮件中这样写道：“我未退休时与退休一样，退休时又与未退休一样。惟一的差别是，我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性，一心一意从事自己最喜爱的学术事业，参与自己感兴趣的学术活动。我的智力生活将以读书和学术研究为主，并尽力企望成为一个理想的‘自由思想者’（皮尔逊意义上的）、‘自由长矛骑兵’（奥斯特瓦尔德意义上的）和‘孤独的旅客’（爱因斯坦意义上的）——这几个人物都是我曾经研究的对象并有著作《皮尔逊》、《理性的光华——哲人科学家奥斯特瓦尔德》、《爱因斯坦》为证——从而在智慧的竞技场和精神的休憩园中惬意地徜徉、诗意地栖居，从中享受思想的乐趣和孤独的美。”今后，我将依然如我〈非顾〉一诗所言：“文章乃天成，行事本心声。所向遂己意，非顾时人评。”我希望能够像〈人生〉一诗那样，继续“凌云猛志囊四海，荼火气势吞八荒。胸藏珠玑任挥洒，笔走龙蛇自成章。”我打算从今年下半年起，除继续“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的研究之外，把酝酿已久的“科学与人生”课题提到议事日程。我相信，我是可以实现这一愿景的，因为我2010年元旦写的〈新年访梅〉已经预示这一点：“暮送落霞恋余辉，晨迎元日喜访梅。一年之际今朝始，暗香将溢黄蓓蕾。”我也相信，我的学术生命力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是会蓬勃生发的，因为席勒和石里克的“青春哲学”（die Philosophie der Jugend，即对人生意义有所体认，富于青春的热情）已经在我的身心牢牢扎根。诚如我在〈记己丑年春日追春〉明示：“逐日追春满眼春，春在心头总十分。何方可唤春常在，青春哲学驻吾身。”
（原载北京：《光明日报》，2011年6月14日，第11版。发表时有所删节，并把标题中的“自由思想者”五字去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