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经历了2002年至2007年的经济增长周期，由于经济结构和环境的压力需要调整，速度应该适度放缓。但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经济危机，为了保持市场的信心，政府采取一系列刺激政策是必要的，达到了效果，但也带来了问题：一是地方财政负债加重；二是经济结构恶化；三是通货膨胀预期上升。
2010年，政府看到了问题，把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放在重要位置，采取措施，让经济从应对危机状态回归正常调控，突出经济结构调整，管理通胀预期，是正确的。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时候，经济增速回调是必然的，8%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心理底线，不宜轻易变动政策取向，否则今后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我并不认为今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会低于8%，但不排除明年一、二季度会到8%左右。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要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加大改革力度，要有足够的定力与耐力。
目前有经济学家概括地提出政府应该提高三个“容忍度”：一是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二是对节能降耗指标未达标的容忍度；三是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容忍度。我同意这个提法，对这三个问题采取措施解决是对的，但操之过急不行。
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要提高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把注意力从做大蛋糕转移到分好蛋糕上，用分好蛋糕创造出做大蛋糕的活力。提高政府容忍度，就是要面对现实，用改革的方法解决形成现在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扭曲的体制、机制原因。防止因追求短期效果采取行政措施，形成政策叠加效应，导致经济增长硬着陆。防止因经济增长急速放缓再一次采取刺激政策，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的问题。因而我同意维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同时增强灵活性、针对性和预见性。
在政策执行中，我认为应该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在金融政策上，应该控制货币，放活金融。
今年上半年，M2增长18.5%，已经接近17%的控制目标。我认为在信贷方面，维持现在的力度是可以的。但是对于非银行信贷，即不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金融业务一定要放一条活路，否则就会把经济憋死。非银行的金融活动只改变货币存在形态，不改变货币总量。当股市处于牛市时，许多定期存款变成活期存款，M1增幅会高于M2的增幅，而今年在股市没有大涨反而有所下跌的情况下，M1的增速高于M2的增速，是缘于银行资产负债表之外的融通资金活动，这并不是坏事，正是这些活动给了经济以活力。现在广义货币供应M2已向控制目标靠拢，这时不能再控制银行表外和社会的金融活动，否则就把经济管死了。
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区别性监管政策要落到实处。我们现在出台了很多文件，鼓励金融机构给小企业、微小企业放款，但因为监管的标准还没有真正落实，下面有些银行反映，如果采取灵活原则给小企业放款，一旦监管部门检查就过不了关，如果没有与之配套的监管标准，银行不敢放款。
再有，对小贷公司，既要严格管理，也要真正支持。6月份马云在向温总理汇报时谈到一件事情。在阿里巴巴[13.18 1.70%]网上交易的企业有5000万户，其中中国企业有3700万中小企业和个体户。这些企业在他的网上买卖商品，信誉非常好，他把这些交易信息与银行联网，向银行推荐贷款。但这样的企业推荐过去后，贷款的获得率只有5.25%。因为大银行放贷，最低量级常常是百万元级，而小企业绝大多数需要的贷款是50万元以下的。所以他们成立了一个小贷公司，专门发放小企业的贷款，最高限额是50万元。现在平均的贷款额度是20多万元，解决了很多人的生计问题。但对小贷公司，外源融资存在困难，连法规允许的杠杆率都达不到。扶持小企业，就要真正地在行动上做。其实中企业融资一点都不困难，中企业是银行的黄金客户，大企业是资本市场的主要客户，小企业和微小企业才是真正的困难户，但是对为他们服务的机构扶持不够。
另外，希望能够加大对投资基金的扶持力度，促进民间海外收购资源。中国的国企收购资源，屡屡受到制约，只有让我们的民间资金能够出海，才能够在海外得到资源。
第二，用改革的办法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正在分类清理，这是好的，为了更好地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我提两点建议：
一是在分清债务性质的同时，要改变中央、地方拼盘式的投资方式。明确投资的责任，是中央的由中央全额投，是地方的由地方全额投。现在“钓鱼式”的投资方式是引起地方政府过度负债的重要原因。一个项目，中央给一部分资金，剩下的让地方政府配套。地方政府为了获得中央的资金，没有能力配套也要争取项目，谁也不说没有能力就不要这个项目。项目要下来，然后再千方百计地凑钱，这就是地方政府负债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商业性投资，即使公益项目投资也要量力而行。如果政府需要投的话，也应该分清是中央的责任还是地方的责任，这样才能制约投资规模，减少相互“钓鱼”。
二是必须给地方政府以稳定的税收来源。现在看到的债务风险是明处的，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大于现在我们看到的问题，因为他们的还款来源都是土地财政，而许多地方的土地已经卖得差不多了。要加快出台房产税(物业税)，让地方政府从一次性卖土地得钱变成改善基础设施，让土地增值、房产增值，长远收税。各个国家的地方政府都是土地财政，但是他们的土地财政来源于物业税，而不是主要来源于一次性卖地。至于从卖地到房产税(物业税)过渡过程中的债务缺口，可以想办法妥善解决。
第三，房地产调控决不能动摇，但是要进行制度方面的改革。限制银行按揭贷款是正确的，因为按揭贷款多了，就在创造货币需求，这样的话会推高房价，但还要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
一是住房制度要设计好。到底给什么人盖房？盖什么样的房？对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提供他的住房，解决了大多数人的住有所居问题，社会才不会出大问题。二是应该停止预售房制度。2003年人民银行出台的121号文件，遭到了房地产商的反对，关键是因为人民银行提出房屋封顶时才能出售和二套房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卖现房，不应该再卖期房。卖期房对于老百姓的消费权益保护不好。过去不敢停预售房制度，一旦停了预售房制度，就要加大开发商自有资金的量，很多开发商资金链就要断掉，政府不敢下这个决心。但在这一轮调控中，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堵截房地产商所有的融资渠道，从贷款渠道、股市渠道到债券渠道和信托渠道都在堵，我认为堵不是一个办法。要加大它的资金要求，放开它的融资渠道。信贷渠道必须把严，但债券、股票、信托这三个渠道应该对房地产商开放，前提条件是卖现房，不卖期房。这既有利于控制房价过快上升，也能促进房地产商优胜劣汰。
第四，要用市场机制解决节能降耗问题，减少行政考核引发的数字造假风险。
最近政府规定了较为严厉的节能降耗责任制，在这样严厉的行政措施下可能会造成很多造假行为。因为中国高能耗、高污染的问题不是一年、半年就可以纠正的。如果今年下半年中国各个地方政府都完成了节能降耗指标，不可能是真实的。所以，我同意要加大容忍度，不是说希望污染，而是实事求是地做到哪儿算哪儿。希望在考核这个问题上实事求是，完不成就如实反映，“十二五”再好好干。
政府现在已经在资源税、资源价格改革方面加快了步伐，这非常好。但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的时候，要加大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我国价格扭曲的时间太长了，只要用价格手段，必然会引起价格的上涨。因而3%的目标可以放宽到5%，只要不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不长期处于负利率状态，中国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价格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信号，是市场博弈的结果，不是人管出来的，要从需求、供给等各方面的政策着手，加以引导，人为地控制、打压价格不是办法。中国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现在总是认为中国经济比世界其他国家表现都好，但是我们并没有算过这30年来经济增长的代价，这是没有公开评估过的。说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国企这么好的利润状况，其实是几千万职工的下岗和几万亿不良资产剥离变成财政的隐性负债换来的。如果把所有的成本和创造的利润进行一下对冲的话，未必效果这样骄人。所以，对我国经济管理方式和发展方式的不足要有充分的认识。
第五，如果要以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增长，就要分好蛋糕，重点在于机制上的变化。
现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企业的份额是在上升的，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升了将近8个百分点。最主要的是国企利润上升得较多，因而，我认为应该在国企改革方面做一些文章：一是重点解决国企利润分配和加大上缴比例问题，让全民享受改革的成果。二是要科学地界定国企的边界，给民间资本以投资的空间。
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份额略有上升，但是上升不大。我认为不管政府的份额高低，在政府的支出上应该加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要降低行政成本，加大透明度。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是下降的，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工资要有一个正常的增长机制，现在劳动力的低成本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二是要保护私有产权，给人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机会，要鼓励实业投资而不只是去炒股。我们要关注很多富人的移民潮，还要关注全民考公务员。公务员成了所有年轻人的理想，和上世纪80年代大家离开公务员队伍去创业、当企业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人民不愿意去创业，不愿意去当企业家，不通过投资来获取更多收益，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是不可能培育起来的。
最后是在居民收入总体上升的同时，应该解决分配不公、收入差距问题。在保持职工基本收入水平不下降的情况下，在增量改革中来减少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城镇居民各个群体之间收入差别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