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微博认证，让一个炫富的年轻女孩陷入了风暴眼。当事人“郭美美”在网络上和现实中遭遇了连日来的人肉搜索和跟踪调查，她的财富、家庭背景和旅行信息等随之曝光，甚至深夜在机场也面临着围观和围访。

从“炒作说”“泄愤说”到“围观说”，再到“公民调查说”，全民“福尔摩斯”的人肉搜索仍在上演，大有打破砂锅捅到底的架势。郭美美的吸引力从何而来?公众究竟关心的是什么?

与其说人们对郭美美感兴趣，倒不如说他们紧盯着的是那个“中国红十字会”的认证。没有她的与红十字会可能的瓜葛，人们难有这么大的热情关心她的财富与个人信息。而如果红十字会与权力、公益、慈善等毫无关系，人们同样未必会如此穷追猛打。进一步说，如果红十字会没有伤害公众善心的不光彩历史，没有令人怀疑的公信力，恐怕人们也不会这样孜孜不辍。

“天价帐篷”“万元餐费”……这些疑点之前已经令善心“很受伤”，令公众很沮丧，令其公益形象一落千丈。哪怕红十字会在“郭美美事件”上的确无辜，它之前的所作所为也使其处于“跳到黄河洗不清”的境地。人们关心的并不是年轻富有且喜爱炫耀的郭美美，而是掌管着大把善款且有着“不良纪录”的红十字会。

后者的数次“声明”并未减弱人们继续刨根问底的热情，亦足以说明这一点。屋漏偏逢连夜雨，国家审计署同期的报告显示，该会的多笔资金收支存在问题。

当然，除了红十字会自身的形象之外，“郭美美事件”的发生还有着独特的中国式背景。红十字会及其他慈善组织与权力的暧昧关系，不透明的运作方式，受限的新闻报道等，都助推了这一事件，促使网民通过非正式的调查、人肉搜索等方式去获得真相，哪怕冒着侵犯他人隐私和名誉的风险。

本来，在一个权力受到有效制约、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等均有良好保护的法治社会里，这样的事情很难发展为一个事件，更别说演变为一个热闹非凡的公共事件。在那样的社会里，红十字会作为一个NGO，不仅没有权力的保护伞，相反与权力之间保持着适度的距离，负责人也不会有行政级别;在那样的社会里，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慈善组织都会自觉地将各种信息公之于众，让赞助者知晓其所作所为，知晓每一分钱的去向和用途，否则就会丧失赞助者的信任，甚至被迫关门大吉;同样，如果红十字会之类的慈善组织干了一些违反法律、侵害赞助者利益的事情，不仅会受到来自执法和司法部门的调查，而且还将遭到媒体的无情曝光和抨击。

尽管“郭美美事件”远未结束，但它再次告诉人们，红十字会及其他所有的慈善组织应与权力划清界限。否则，戴“红帽”的慈善组织，很难保持独立的地位，也很难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很难不滥用赞助者的爱心，很难不受到权力的庇护。

事实上，如果一个NGO与权力保持暧昧的关系，它天然地就会被公众指责有利用权力谋取利益并损害赞助者乃至公众利益的嫌疑。

从性质上讲，“官办NGO”不是NGO，而是一种自相矛盾、不伦不类的“怪物”。只有NGO和权力彻底脱钩，NGO方可健康成长，权力自身也得以保持清白，公民社会才能够日益壮大。

不少网民在狂欢的同时，也在担忧，万一郭美美是个无辜者怎么办?人们有权擅自披露郭美美及其他一些普通人的个人信息吗?在这个事件中，郭美美固然被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但那些碰巧坐在她旁边，被拍进照片，被“人肉”的普通人呢?

要想避免“郭美美事件”演变为闹剧，最好的办法是让新闻媒体报道一切公共事务。如果媒体可以自由地采访报道红十字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如果它们及时发布详细准确的消息，或许人们不会掀起一场网络狂欢，不会到机场围堵郭氏本人，不会冒险曝光一些普通人的隐私。恰恰是因为信息传播没有那么自由，渴望真相的人们才会选择“人肉搜索”。

一方面，言论自由会让媒体和公众深入挖掘各种信息，具有潜在的侵害他人名誉和隐私的危险;但另一方面，言论自由又可以很好地避免不必要的名誉和隐私侵害，让媒体和公众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学会辨析言论自由的边界。

无论如何，应被公众看住的是公权力，以及假其威者。“郭美美事件”提醒我们，慈善组织应当独立，媒体应当自由，公众应当给力——助推二者实现独立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