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华尔街电脑、衍生证券化，使大批“物美价廉”的中国留学生，进入了原先由白人独领风骚的世界——华尔街，从事电脑软件和衍生证券的模型研发，当年的纽约时报上还曾大幅报道过。渐渐地，擅长电脑、数学的印度人和以俄国人为主的前苏联人也随后跟进。没几年，中国、印度和前苏联人，在华尔街形成了三大群体，占华尔街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但有所不同的是，印度人和前苏联人擅长团体作战，而中国人则倾向于单打独斗。

近两、三年，华尔街可谓血雨腥风，哀鸿遍野。几乎每家银行都成了“总裁”——总在裁员。我直接、间接的朋友中，大约有三十来人丢了工作。这要放在过去，找一份新工作只需两、三个月，薪水往往还朝上涨。如今裁员滚滚，招人的公司却寥寥无几，僧多粥少，找一份华尔街的工作简直难如登天。迄今为止，那三十来人中，只有七、八位朋友有幸又谋到了新的职位，但薪水大幅缩水；另有五位朋友在其他城市找到了工作，搬离了纽约；还有几个加拿大籍朋友回到了多伦多，还有几个海归中国；几位年纪大的索性退休，剩下的几位依然在苦苦地找寻着。

前几天，其中一位朋友给我来电话，谈起找工作的近况。他绝望地说，每一次面谈第一轮感觉都不错，但第二轮面谈总被刷下来，究其缘由，竟然是因为自己不是印度人，也不是前苏联人！

他一说我立刻明白。华尔街第一轮面谈，通常都是人事部门或未来的顶头上司先约见，这些行政主管或者项目经理大部分是白人，只看应聘者是否符合要求、是否顺眼。而第二轮面谈，就轮到技术主管、或者部门的技术骨干来考问了。中国人去应聘，白人这一关轻轻松松就过了，但第二轮如果是印度人或者前苏联人，他们便会“朝死里整”，届时向经理说声这个人不合适，中国人便自然出局。有一个华尔街软件公司更为离谱，我朋友去第二次面谈时，见到一个俄国人、一个乌克兰人，他们直截了当对他说，你不会俄语吧。我们这儿的软件是用俄语写的，你看不懂的。

其他朋友也都碰到类似情况。

印度人不甘心只做普通技术或业务员工，他们的眼睛还会紧紧地盯住管理阶层。在华尔街，一旦一个印度技术业务高手进入一个部门，就再招聘两、三个助手，也是印度人；新手一两年后出头，然后再带新人。于是，他们就像搭人梯那样，渐渐地向上升，到后来，最早进去的那位当上部门经理、甚至更高位置，便掌握了整个部门的用人权。再过不了多久，他的下级中印度人越来越多，并逐渐把其他族裔的员工排挤出这个行业。所以我们中国人去找工作去面谈时，只要见到印度人心里就会嘀咕：“肯定没机会了，印度人不往死里'整'你是绝不会罢手的。”因为，他们一定要留住这个位置来安顿自己的同胞。

现在，华尔街的每个房间里几乎都看得见印度人，有的公司食堂里居然开始提供印度餐。难怪街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上半句是：“一个印度人做了头儿，第二年他手下全是印度人。”而下半句呢，和我们中国人有关，卖个关子，且听下回分解。

上文提到华尔街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其下半句和我们中国人有关：“一个中国人当了头儿，第二年他周围就剩他自己了。”这话虽然不动听，却一点儿都不夸张，讲一个我自己的跳槽找工故事吧。

多年前，花旗的投行所罗门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招人，那时花旗如日中天，我觉得机会非常不错，立刻申请，不久就得到了面谈的机会。安排我前去面谈的猎头名叫韩伍，电话里我们只简单的谈了几分钟。猎头们一天起码拨打百八十个电话，又要写电邮安排双方见面的时间、地点、人名，忙得恨不得连脚都伸上来帮忙。那晚我已经上床了，韩伍来电话，语气语调极为亲近，他说一看我履历上的名字便知我是中国人，并告知他是越南人，绘声绘色地向我详细介绍道：“我的头儿一看你的履历，就觉得你是非常有希望的候选人。你以前的经验符合他们的标准。而且你要去的那个组，头儿也是中国人，苏博士，技术水平相当高，去年升上去的。你们背景相似，都是从中国来的……”

那天，我怀着与韩伍相同的愿望去了花旗，第一轮面谈采用“Panel Interview”的形式，也就是和几个人同时面谈，共三个组员，一个老美，一个印度人，还有一个中国人山姆。由于有一个老美在场，那个印度人比较“客气”，这一轮谈下来双方感觉都挺好，韩伍兴致更高了，立刻又安排了第二次面谈，见组长，也就是那位苏博士。去见苏博士的前一晚，韩伍又在我临睡前来电话，我好奇地问他是不是还在公司忙，他回答是，不忙不行啊。我们“同病相怜”互相安慰地聊了半小时，他说：“听苏博士讲，别的猎头给他送去一个老美，我们觉得你的希望还是最大，你的实力强过那个老美。”我自己也信心满满，花旗那个位置的业务领域是我熟悉的，而使用的技术更是我的强项。

第二次去花旗早到十五分钟，我在会客室坐等得不耐烦，伸出头去四下张望，见到了前一次那个叫山姆的组员，他正巧来到门口冲咖啡。看到熟悉的面孔又是同根同种，我自然地流露出一副热乎劲儿，刚跨出一步想同他套近乎．奇怪，没想到他看到我跟见了鬼似的，立刻慌里慌张地躲开了，简直莫名其妙！不过，那位苏博士组长倒还好，他浑身散发著书生气，跟我想像的差不多，我们谈得不错。

那晚我等着韩伍的电话，我估计他会安排第三次面谈，去见花旗的部门经理，可电话没有如期而至。第二天中午我正吃着午餐，听到电话铃声，我将一口还来不及下咽的饭吐在盘子里，急忙去接听，是韩伍！他开口便质问道：“我真搞不懂你们中国人，太奇怪了。明明你最适合那个位置，苏博士却说你不合适，我逼问了他半天，他说顾忌到如果手下再聘用一位中国人，有抱团儿的嫌疑。我的头儿听了之后气坏了，这算什么理由？好端端的一单生意弄丢了。”

我很失望，更无力回答他的问题。抱团儿工作是件好事，中国人为什么要自我心虚？我们中国人如果在外面都不帮自己人，特别在当下艰难时刻不“抱团儿取暖”，那指望谁来帮你呢？

这次华尔街的大裁员，更使得中国人大量流失，那电脑软件系统和衍生证券模型原先的三分天下，不久就将成为印度人和俄国人的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