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费孝通先生在《社会调查自白》一书中用自己的经历和实践启发我们,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是社会调查的根本出发点;调查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提问,是引领社会调查过程的指南;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保证社会调查中所得资料真实性的关键因素;对于调查资料的分析,关键要抓住“点与面”、“质与量”、“因与果”;而类型比较的方法则是从个案调查走向反映总体状况的主要方式。
关键词:费孝通;社会调查;实事求是;资料分析;类型比较
费孝通先生有关社会调查的思想和实践是他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精神文化遗产之一。在费孝通先生大量的著作中,《社会调查自白》一书恐怕是篇幅最小的一部了。但是,这本仅有六、七万字小册子却是费孝通先生诸多著作中唯一一部专门探讨社会调查方法的著作。在一定意义上,它可以说是费孝通先生近70年进行社会调查的实践,探索和研究中国社会的一种总结。
20多年过去了,在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笔者再一次打开这本小册子,重新阅读和领会费孝通先生字里行间对我们后辈的谆谆教诲。由于该书是根据费孝通先生讲座的记录整理而成,读起来犹如费老就在身边给我们讲课,笔者仿佛又回到了20多年前在北大校园听费老讲课的情景中。费老在这本小册子中讲了些什么 从中我们又可以学到些什么呢
费老从“我的一生是怎样从事社会调查的,以及这些调查是怎样影响我的思想的”[1]6讲起,在对社会调查过程和方法进行了简单介绍后,集中介绍了他做得最多的民族调查、农村调查、家庭调查、小城镇调查以及知识分子调查。虽然费老谦虚地说在这本小册子中“没有多少技术性的指导,也说不上有什么高深的哲理,只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对自己工作的自白”[1]1。但他用长达一生从事社会调查的经历和丰富的实例向我们所展示的“为什么想到做这些调查,怎样调查,又有什么体会”[1]1等等,却处处给我们以“言外的启迪,激发自动的思考”[1]1。其中,笔者感受最深的则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事求是:社会调查的根本出发点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始终贯穿的一个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他在其著作的第一部分中就首先明确指出:要认识中国社会,就必须“首先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地探讨客观规律。科学之道在于实事求是,科学结论不能靠主观臆想”[1]4。在第二部分的结尾处,费孝通先生又专门总结道:“具体方法的掌握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归纳起来说就是三句话:坚持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1]17。在小城镇调查一部分,他又指出:“小城镇调查始终坚持了两条原则:一是实事求是,二是走群众路线。”[1]47费孝通先生反复强调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是笔者在阅读这本小册子时首先感受到的一个重要方面。
各种社会调查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各种社会研究,都是“作为一种由社会中的具体个人从事和进行的活动,研究者实事求是的态度将是社会研究具有科学性的最重要的道德保证。”[2]费孝通先生从自己多年的社会调查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探索社会现象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他认为:“实事求是就是到现场去亲自观察,理论联系实际。”[1]47他强调不能生搬硬套他人的理论和方法,因为那些理论和方法“都是别人从彼时彼地的具体的社会调查中获得,并加以总结提高的。”而我们在实际社会调查中所“接触到的客观事物、现象都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各有其不同的内在联系,有着千变万化的发展过程,有不同的类型。”因此,他明确告诫我们,实事求是的原理“是社会调查的思想原则和根本出发点。”[1]7正是在这种思想原则和根本出发点的指导下,无论是在早期的民族调查、农村调查、家庭调查中,还是在后期的小城镇调查和知识分子调查中,他都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虚心诚恳地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他的调查对象学习,甘做他们的小学生。这也正是他的调查能获得真实客观的资料,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费孝通先生实事求是的态度还体现在他对自己的认识上。比如,所有读过费孝通先生著作的人,似乎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费老写的书比较容易读,或者说比较容易看。人们通常也将这一点作为费老著作的一个优点。可费老在书中则是非常实事求是地解剖自己,他认为,“其实那些最好看的地方正是功夫最不到家的地方,因为道理讲不清楚,就要耍耍花腔。花腔的确能吸引人,但那只是才华而不是学问。”“所以我希望青年人千万不要学我的笔法”[1]5。如此直白,如此坦诚地解剖自己的短处,体现的正是费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样做实际上并不会降低费老在我们心目中的位置,相反会让我们觉得他的话更加真实可信。
同样的,费孝通先生的博士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中的农民生活》在出版时,根据出版社老板的建议改为《中国农民的生活》。对于这一点,他同样表现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费先生指出:“我只调查了一个农村就能说是中国农民生活么 书名一改动,这个问题是应当提出来澄清的。”“如果只调查了一个中国农村把所调查的结果就说是中国农民生活的全貌,那是以偏概全,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如果说明这只是一个中国农村里的农民生活的叙述,那是实事求是的。”[1]29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费孝通先生不仅正视自己的调查研究结果与最终所出版的著作名称之间所存在的差别,同时还对这种差别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实际上,费孝通先生调查江村的目的,的确是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不只是关注这个村庄本身。“我把江村调查看作是我进入这个‘了解中国社会’的领域的开始”,但“怎样答复这一个一个小村子的调查能加成一幅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呢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1]29对于自己所做的只是一个村庄的调查,因而并不能反映整个中国社会的全貌这一点,费孝通先生一方面毫不回避,另一方面又非常客观、非常实事求是地对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进行说明:“当时我所能做的只有单枪匹马地在小范围里进行观察。这是我这个研究者本身的条件。”[1]29-30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每一个从事社会研究的人都应该认真学习的。
二、善于提问:社会调查的指南
费孝通先生在进行社会调查的过程中,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这就是他特别善于提问。他的许多调查题目都是从这种提问中得来的。许多调查研究的思路也是从这种提问中获得的。这种善于提问既反映出费孝通先生深厚的理论功底,同时也反映出他那种为认识中国社会而不倦探索的精神。
比如,费孝通先生著名的《生育制度》一书,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本书是他早期对家庭的各种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这些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对生育制度的理论分析和探讨的结晶。然而,他对人类生育制度的研究,却是由“人为什么要生孩子”这一问题引起的。用他的话说,“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生下来 有人觉得问得离奇。我对‘家’的兴趣,对家庭的观察,对人类生育制度的研究,却正是由这个问题引起来的。”[1]39在人们所熟知的养生送死的过程中,费孝通先生很好地抓住了“人为什么要生孩子”这一根本性问题。正是这一问题引导他进入了对完成这一过程的社会细胞——家庭的观察中,并在大量直接观察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来思考人类的生育制度问题。
对于在社会调查中所观察到的各种现象,费孝通先生也总是在头脑中随时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引导着他更深入地进行调查,成为他开展调查研究的指南。例如,当年他在江村调查时,因为抽烟抽得很凶,就“到村中小店买烟,不料店里不卖整包的烟。只是一支一支地零售。店主对我说要买整包的烟去叫航船带。意思是说委托航船到镇上去买。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村子连一包烟都不卖。村里人明明在抽烟。这个问题为我开出了一条调查的线索。”[1]48正是从这个问题开始,费孝通先生“开始了解小商店,商店的规模大小、卖什么东西、每日营业额多少等等”[1]48。当了解清楚了小商店的情况后,他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农民家里来了客人怎么办 ”日常生活中一些不能自给的东西,“到底靠谁来供给呢 ”根据店主的提示,他就开始调查航船。通过亲自坐着航船到镇上去,他就清楚地了解到一个个的小村庄是如何通过航船与作为商品交换和集散地的集镇之间发生联系的。
又比如他对小城镇的研究,也是起源于这样的提问。费老到一个镇上,镇长介绍情况时,说到该镇现在有2万6千人。他就提问:解放时有多少人 镇长回答说有2万2千人。费老一听,“觉得全国的人口在30年里增加了一倍,怎么这儿只增加了约五分之一”。于是他又问:“最近人口是不是又增加了 他说是增加了,从农村来的,但没有户口。我越听越觉得里面有文章。实际镇上住的还不只2万6千人。常住人口中有三分之一不在户口册上。”[1]50那么,这个镇本身“增加的人口到哪里去了呢 如果不了解中国人口增长的情况,很可能从这里听不出问题来,我由于有了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没让问题滑过去,没想到一下子就找到了小城镇研究的突破口。”[1]50
还有的学者列举了费孝通先生在实地调查中善于提问的一些生动的例子。例如,一次费孝通先生到温州调查,“车到金华以南出现一块块木牌在公路旁,上书‘货运温州’等,引起他的疑虑:运什么货 谁运 怎么运 来到桥头钮扣市场,在走访中所有疑问都获得了答案。”(刘云华,1993)费孝通先生在谈到他关于农村商业流通的变化课题时,也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一次他到江苏连云港,“在一个公共汽车站碰到了一位中年妇女,见她拿着一大包花生,我问她,这些花生是从哪儿买的 她说是舅舅送的。深入一问才知道她家住在附近的一个县里,那里出大米,这里出花生。舅舅家要吃米,她这个做外甥的就把米送来,舅舅每次都要回送给她定量的花生。严格说来这不能算是交易,但舅舅如果老是不给花生,外甥恐怕也就不给他送米来了。在这个意义上说,米与花生不但是物物交换,还要靠亲戚朋友来流通。由此可见流通渠道是多种多样的。”[1]37
费孝通先生在《社会调查自白》一书中,通过自身的例子为我们展示了研究者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应该如何提出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又是如何引导着他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的。他的实践和教诲对于许多常常受着“调查研究的题目从哪里来 ”这种问题困扰的社会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的研究者来说,无疑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三、相互信任:社会调查真实性的保证
社会调查是什么 与人打交道的活动,更是一项必须依赖于他人的配合与支持才能顺利进行、才能获得研究者想要获得的信息的活动。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社会调查中研究者必须面对和处理好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对于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来说,研究者通常只是一个陌生人,只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遇到或者会打交道的众多陌生人中的一个。站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社会调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研究者要顺利地从各种各样的被调查者那里获得有关他们生活、行为和态度的资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于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费孝通先生非常明确地告诫我们:“访问的基础是与被调查者搞好关系,使自己成为他们可以信赖的朋友”[1]13,“建立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对于我们取得真实可靠的访问资料是非常重要的。信任是感情交流的基础,有了信任和感情才能相互合作,才能得到真心话,才能保证资料的真实性。”[1]14他还列举出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够通过社会调查,“就能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解决了中国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十分虚心地通过利益相同的农民去体验、核实自己的想法,使农民体会到他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因而取得了农民的信任,成了农民的知心朋友。”[1]8-9
作为一个成功的调查者,费孝通先生非常重视社会调查中与被调查对象之间的关系。他不仅在自己进行各种社会调查的过程中身体力行,虚心向被调查对象请教,很好地取得了调查对象的信任。同时,他还将自己在一生大量的社会调查实践中所获得的这方面经验,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总结出来:“社会调查所面对的是与我们同样的活生生的人,是处于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集团的‘社会人’。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的立足点在哪里,态度是否诚恳,被调查者要了解清楚了才能回答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要调查他,他先得‘调查’你,然后再决定是否让你调查他。这个互相调查的过程很微妙,一旦被调查者发现你的调查态度不那么诚恳,或者你的调查会对他们的社会生活带来损害,他们就不愿意接近你,不肯说出真心话。”[1]8社会调查的实践告诉我们,相对来说,知识分子是不容易调查的。换句话说,要通过调查听到知识分子的真心话是很不容易的。但费孝通先生对知识分子的调查却能够达到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关于这一点,周恩来总理曾经对费孝通先生的知识分子调查给予了高度评价:周总理写道:“在飞机上看了费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共产党内也有不少能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文章我看是写不出来的”[1]60。那么,费孝通先生在做知识分子调查时,是怎样摸到人们心灵深处的呢 他所谈到的经验就是“关键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上”,“要做好社会调查,必须首先建立好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要相互信任。”“要从别人口上取得实情,没有一定相互信任的关系是不行的。”[1]60-61费老不仅是作为一名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所信得过的人”。正是这种相互信任成为他能听到知识分子真心话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我们各项社会调查中值得认真借鉴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资料分析:点与面、质与量、因与果
社会调查是一项既包括着资料的收集,又包括着对资料的分析的完整的社会研究活动。尽管费孝通先生在其著作中对调查资料分析方法的介绍比对调查资料收集方法的介绍相对少一些,但他却在非常有限的篇幅里,十分突出地点明了社会调查资料分析中应抓住的几个关键问题。
费孝通先生指出:社会调查中,资料分析的“方法虽多,但它们都是围绕着‘点与面’、‘质与量’、‘因与果’这三个关系展开的。”“点与面的关系就是事物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质与量的关系反映在分析阶段就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因果分析是社会调查者的兴趣所在。”[1]15
一般来说,各种具体的社会调查所收集的始终都是局部的资料,而反映整个总体的状况则常常是社会调查的重要目标。如何从特殊的、个别的社会调查结果达到对普遍的、整体的社会现象的认识,一直是摆在每一个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人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费孝通先生在他的著作中,给我们指出了一种可能的途径:“在进行分析时,我们首先要对收集的资料加以分类。分类就是依据某种性质的规定把相同的事物归并起来,将相异的事物区分开来。这种性质的规定就是该类事物所具有的共性。”[1]15他将哲学中有关特殊性与普遍性、个性与共性的原理通过典型分析的方法进行了通俗简明的解释:“共性从何而来 它来自于我们的典型分析,典型是事物中的一个点,它有它的特殊性,但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我们要从典型中看到它所代表的普遍性。因此,典型的意义是它在同类事物中具有的代表性。”[1]15更为重要的是,费孝通先生在指出典型具有代表普遍性的功能的同时,也特别指出了“典型的代表意义有一定的限度”[1]15的问题。一旦超出了这个限度,典型的代表性就将受到影响。这一点对于习惯于采用个案调查或典型调查方法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尽管费孝通先生所进行的社会调查基本上都是通过实地访问的方法收集个案和典型的资料,对调查资料的分析也主要采取的是定性分析的方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定量分析的不重视。在谈到对社会调查资料的分析时,他始终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认为“定性与定量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在对事物分析过程中都不能偏废”。同时,他很好地揭示出这两类不同的资料分析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在应用中各自所具有的特点。他指出,定性分析“重在对事物的质的方面进行全面的、历史的、纵深的考察”,而“定量研究一般是在某种质的规定性下表现事物的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因此为了正确把握事物的数量,我们在做定量分析之前,应当先做好定性分析,然后再通过量的表现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性质的了解。”[1]16费老的看法启示我们,正确全面地认识事物,是我们进行社会调查或社会研究的最终目标,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都只是我们为达到这一目标所能运用的工具和所能采取的途径。二者都有其所长,同时也都有其所短。因此,研究者既要清楚地认识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各自的特点,同时也要看到二者在认识社会事物的过程中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充分发挥不同分析方式的不同作用,以获得最好的认识效果。
要认识社会事物,最根本的是要了解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正因为如此,费孝通先生在关于调查资料的分析方面,十分强调因果关系的分析,指出这是社会调查者开展社会调查的真正兴趣所在。他还根据自己多年社会调查的经验提醒我们:由于社会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制约,因果关系的表现并不那么简单,而要复杂得多。有的一因多果,有的一果多因,有的多因多果,有的互为因果。”“因此,要确定社会现象和事物间的因果关系,不能只凭一些表面的偶然的联系。”[1]17在指出社会现象因果关系复杂性的同时,费孝通先生还特别强调了造成这种复杂性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人所具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1]17。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根本区别。我们在理解和分析社会现象时,应该时刻记住费孝通先生的提醒。
五、类型比较:从个案走向总体
费孝通先生的大部分调查主要是个案调查,如何从个案调查的结果走向对总体的认识,是摆在所有从事个案调查的研究者面前的一个现实挑战。对费孝通先生来说自然也不例外。比如,以他从事得最多的农村调查来说,无论是“江村”、还是“禄村”、或是“易村”、“玉村”,都无法全面地反映和代表中国农村的情况。然而,正如费先生所说,他调查这些村庄,“并不是就村论村”,“我的目的确是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且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有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1]29。那么,他是怎样面对和处理这种矛盾和挑战的呢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怎样答复一个一个小村子的调查能加成一幅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这一问题呢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向我们介绍的方法可以简单概括成“类型比较”。即通过对总体中各种不同类型的个案进行调查,然后对它们进行比较,从中归纳出某些共性的东西,以此来达到对总体的认识。“我心里有一个想法,我想去发现中国各地不同类型的农村,用比较方法逐步从局部走向整体,逐步接近我想了解的‘中国社会’的全貌”[1]30。正是在这样一种方法论思想的指导下,费孝通先生当年从英国一回到昆明,就投身到对内地不同类型农村的调查当中。先是对主要靠种田的“禄村”的调查,接着是对手工业较发达的“易村”的调查,后来又是对受商业影响较深的“玉村”的调查。在对这些不同类型的农村的调查基础上,费孝通先生经过对它们的比较分析,从中抽象出当时中国农村的一些本质特征。这些关于中国农村的深刻认识,集中体现在他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乡土中国》等著作中。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类型比较”的方法论和认识逻辑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在各种社会调查的实践中,研究者往往都希望自己的研究结果能够尽可能大地反映或代表整体的情况。但研究者的具体调查实践却又往往会受着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其调查研究的对象常常只能局限在一村一地,或者一部分人、一类人中。费老的这种方法论思想则启示我们,只有当研究者明白了他所调查的这一村一地所具有的属性、所代表的类型,同时又有针对性地去寻找和继续调查具有其他属性的类型,并最终将这些不同类型的代表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时,他才可能从这些单个的调查结果中看到整体的某些性质,才可能从这些单个的调查结果中获得对总体的更多的理解。
重读费孝通先生的著作,回顾他从25岁开始直至他去世的70年中所做过的各种社会调查,不免感慨万千。从1936年第一次江村调查开始,到1957年重访江村,1981年三访江村……直至2002年最后一次访问江村[4],仅仅是一个江村,他就调查访问了26次①。特别是其中的24次调查访问都是在他已经71至92岁高龄之间进行的。而对于贫穷的甘肃定西,费老在1984-1993年的短短10年间,就去了7次。“仅1991年一年,已81岁高龄还9次共135天考察了全国10个省市不同类型的城市乡村,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刘云华,1993)。2005年费老逝世不久,笔者曾读到作为费老秘书和女婿的张荣华先生写下的一段记录文字,列举了已近90岁高龄的费老,仍不停地奔波在祖国各地,进行着各个方面调查的情景:1998年这一年,费老已是88岁高龄,“他外出实地调查的时间是166天,写下的调查报告和学术文章共有10余万字。在2003年岳父93岁的时候,他还去过7个省市进行调查访问和学术活动。”“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进瑶山开始,到2003年住进医院为止,在岳父近70年的学术生涯里,除了反右和‘文革’那一段特殊时期之外,他一直行走在祖国的山水之间——二十八次访问开弦弓村(江村)、十一次考察甘肃、三访赤峰、四访民权、五访沧州、七访定西、八访张家港……孜孜不倦地实践着‘志在富民’的诺言。”[5]在一定意义上,费孝通先生的《社会调查自白》正是他一生从事社会调查实践活动的认识和思想结晶,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珍藏!
作者简介:风笑天(1954-),男,湖北省浠水县人,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社会研究方法、中国独生子女问题。E-mail: xtfeng54@163.com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5.
[2] 风笑天.英克尔斯“现代人研究”的方法论启示[J].中国社会科学,2004(1).
[3] 刘豪兴.跨越“文野之别”的理论与实践:再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J].社会,2007(5).
[4] 张荣华.费孝通先生是怎样开展社会调查的[J].秘书工作,2005(10).
[5] 刘云华.费孝通的社会调查[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3(1).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