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将这20年国内社会学界在研究方法领域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社会学恢复到80年代中期（1979—1985年）；第二个阶段是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1986—1992年）；第三个阶段则是从90年代初期至今（1993—1999年）。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这一发展历程中三个阶段的主要特征的话，笔者认为可以用六个字：“学习”—“实践”—“提高”来描述。
一、发展阶段及其特征
社会学恢复的初期，中国社会学界大约花了6 年时间来完成“打开窗户学习”、“抓紧时间补课”的任务。在这种学习中，对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关注和引进成为最主要的方面之一。当时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之上、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我们要建设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社会学，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不可取，但他们的方法是先进的。方法本身不具有阶级性，所以，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积极借鉴西方社会学中先进的研究方法。从1980年至1983年，社会学界在北京、武汉、上海等地相继举办了几期社会学讲习班。在讲习班中，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础课程（包括社会调查方法、社会统计学、计算机应用等）成为讲授的主要内容。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在引进、借鉴美国社会学的初期，我们更多地表现出的是方法兴趣而非理论兴趣”（张宛丽，1989）；“学习美国社会学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是中美社会学初期交流主要内容”（邓方，1989）；“其中有关实证研究的技术，尤其是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统计学，曾引起了中国社会学新一代的普遍重视和欢迎。他们认识到这些定量分析方法对于偏重定性分析的中国传统研究方法，将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和平衡”（戴建中，1989）。客观地说，社会学恢复初期的这种补课，为封闭将近30年的中国社会学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窗口，人们从这个窗口中所看到的与长期以来自己所熟悉和了解的，有着巨大的差别。
1986年3月，费孝通《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一文发表， 标志着恢复以来的中国社会学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用费孝通的话说：“目前，初建的第一阶段可告结束，我国社会学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费孝通，1986）。从社会学方法领域来看，情形也基本相同。1986年11月，“全国首届社会调查方法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标志着这一领域中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社会学者们在第一阶段学习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下，从事经验研究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积极尝试运用问卷调查方法来研究各种社会现象，探讨各种社会问题。使用这一方法来收集资料的经验研究十分普遍。根据对《社会学研究》1986—1992年所发表的调查报告的统计，在总共86项研究中，采用问卷方法收集资料的就有48项，占了56%。可以说，对以“抽样”、“问卷”、“统计分析”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社会调查方法的大胆实践和普遍运用，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也是笔者用相对于第一阶段“学习”而言的“实践”来概括社会学方法发展第二个阶段特征的原因。
如果可以把1986年“全国首届社会调查方法学术研讨会”看作是积极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的一种动员的话，那么，1992年12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社会学方法学术讨论会”则可以看作是对第二阶段社会调查实践的一个小结和回顾。在这次会议上，一个以全国各高校社会学系长期从事社会学方法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各地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人员，以及国家统计局等实际工作部门研究人员为主体的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学方法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它标志着我国社会学界在社会学研究方法领域中开始逐步走向系统化和规范化。同时，它也为方法领域中研究的不断深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次讨论会上，社会学者们开始反思十几年来国内社会学界在社会调查方法应用中所存在的问题，开始意识到对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运用不能只注意到表面的东西，所学的不能“只是一点皮毛”，在应用上也不能只是机械地照搬照抄，而要经过我们自己在实践中的运用和体验来深入地理解。在此之后，于1993年和1996年在天津和武汉相继召开的两次社会学方法研讨会，也是这一阶段学者们在研究方法方面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总结、相互交流、共同探讨的集中反映；而于1995年、1997年和1999年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举行的三期“社会学方法高级讲习班”（由福特基金资助），则是社会学者进一步学习和提高研究方法水平的系统训练。从总体上看，第三阶段社会学界的研究方法水平明显提高。这种提高，既体现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更为规范、更为科学、更为系统，也体现在对研究方法的研究上层次更高、视角更高、分析更深、眼光更深。
二、方法的应用
从80年代初期直到90年代初期的十多年时间里，社会学界对研究方法的应用基本上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以毛泽东农村调查方法为代表的传统研究方法，即通过选取若干典型或个案（比如一个或几个村、乡、镇、县），采用座谈会、无结构访问等方法收集案例资料，并利用当地已有的基本统计资料，以主观的定性分析得出结论；二是运用从西方社会学中所学到的现代社会调查方法，选取大规模样本，用问卷来收集第一手的数据资料，并进行基本的统计分析，以此来得出结论。众多关于农村社区的研究所采用的往往是前一种方法，而大量针对现实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以了解状况、描述状况为目的的“状况调查”所采用的，则往往是第二种方法。后一类研究的内容涉及到青年、老年、妇女、知识分子等各个群体，以及人口、就业、犯罪、婚姻、家庭等众多社会领域的现象。
以定量为特征的抽样问卷调查（有的学者称之为“统计调查”），在80年代初期通过西方社会学者介绍引入我国后，突破了国内长期以来仅采用以定性为特征的传统社会调查方法的局面，推动了我国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的发展。据统计，1982—1988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及其前身《社会调查与研究》上的社会调查报告共94篇，其中采用抽样问卷调查方法的达到48篇，占51%；采用传统调查方法的为39篇，占41%（风笑天，1989）。一段时期中还形成了社会学界的“问卷热”——只要有可能，研究者往往更热衷于采用问卷来收集资料，而问卷调查也几乎成了社会调查，甚至是社会学研究的代名词。
这一时期的经验研究具有“大规模、大样本、重描述、浅分析”的特征。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学者刚开始接触西方定量的问卷调查方法，对该方法的认识存在表面化、简单化现象，导致在研究中片面追求大样本、长问卷和多数据，但统计分析十分简单，也无理论分析框架。在一部分研究者眼里，似乎只有抽样问卷调查才具有科学性。在他们看来，数字似乎比文字更具有科学性，定量分析也比定性分析更具有科学性。许多研究只注重收集那些主要反映“面上情况”的一般信息，而忽视了对特定个案和特殊群体等“点”的内容结构的深入研究。“只注重运用其抽样法和问卷法， 而忽视了与之配套的统计分析和理论解释” （林彬，1994）；“这些调查，厚于资料收集而薄于理论概括。就其总体来说，属于经验层次”（阎明，1990）。当时一些被认为是较科学的研究，主要都是这种“描述性”研究，它们基本上都属于“了解状况”的类型——只不过与传统社会调查方法采用开座谈会、典型调查、个案访问等方法所不同的是，它们是采用发问卷、抽取样本、统计百分比等等来进行的。这一时期中较有影响的研究有“全国五城市家庭调查”（1983年）、“天津千户居民调查”（1983—1993年）、 “中国青年职工状况调查”（1983年，样本规模达12000份）、 “中国青年农民状况调查”（1983年，样本规模达到25000份）等。
笔者在社会学恢复10年时，曾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1982—1988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及其前身《社会调查与研究》上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过专门的分析。结果表明，“在调查方式上，基本上为抽样调查与个案（包括典型）调查两种，并且这两种方式所占的比重相当”；“在资料的收集方法上，当前的社会调查主要采取问卷法和收集二手资料的方法”；“在资料的处理、分析和表达方法中，显然以分类统计表和列举数据、事例二者为主”；并且研究者所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构成了当前社会调查的两种主要模式，这就是‘抽样—问卷—统计表格’的模式和‘个案及典型—二手资料—列举数据事例’的模式。这样两种不同模式并存的状况，反映出当前我国的社会调查方法既受到以毛泽东农村调查为代表的、我党长期坚持和提倡的传统调查方法的影响，又受到近年来传入我国的西方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的影响”（风笑天，1989）。
90年代以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运用越来越广泛，除了传统的问卷调查、社区研究、个案研究、参与观察、统计资料分析外，社会学者还采用了诸如“焦点小组访问”、“内容分析”、“社会网分析”等方法。但从总体上看，社会学者在研究中最经常采用的方法仍然是前述的两种类型。1996年的另一项统计表明，在1986—1996这10年间，《社会学研究》上共发表经验研究报告186篇，其中， 采用调查研究方式进行的有118篇，占63.4%；采用实地研究方式进行的有55篇，占29.6%； 采用文献研究方式进行的13篇，占7%（风笑天等，1998）。 这一结果与笔者1998年对全国27个社会学系、29个社会学所的87名社会学者进行调查所得的结果完全一致：问卷调查方法是中国社会学者目前最为熟悉的研究方式，同时，也是社会学者在实际研究中使用得最多的一种方式。各个单位的社会学者所进行的经验研究中，大约有60%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的，特别是在高校社会学系中，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进行的比例达到72%。与问卷调查相联系的几种主要技术，比如问卷设计、随机抽样、访谈技术等，也是社会学者最熟悉的方法和技术。同时，与问卷调查方法的运用相对应的，是以深入访谈、座谈会、个案研究、现有资料分析为代表、具有定性特征的“传统社会调查方法”（即实地研究方法）的运用（风笑天，1999b）。
林彬通过对1989—1993年所发表的经验研究报告的分析，列举了几项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开拓意义或启发意义的研究。比如林南、卢汉龙、潘允康、卢淑华等人运用抽样问卷调查方法，对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市民生活质量的研究；阮丹青、周路、布劳等人运用社会网的方法对天津居民社会网的研究；朱庆芳、王永平等人对社会发展指标及小康社会指标的研究；时宪民运用参与观察和个案调查的方法对北京市个体户进行的研究等等（林彬，1994）。到了90年代中后期，经验研究方面又出现了一批在研究方法上有一定代表性的例子，这其中包括李银河有关婚姻家庭的系列研究，折晓叶有关《村庄的再造》的研究，刘达临、潘绥铭等人关于中国人的性观念的研究，徐安琪等人关于婚姻质量的研究，风笑天关于独生子女的研究，沈崇麟、杨善华等人关于城乡家庭的研究，全国妇联关于妇女地位的研究等等。在方法上，这些研究相对来说更为规范，也更为成熟。
概括地说，20年来，国内社会学界在研究方法运用上大致经历了下述发展过程： 在社会学恢复初期（1979—1982年）， 研究者主要运用传统的以定性为特征的调查方法；在此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中（1983—1991年），研究者以西方定量研究方法中的调查研究方法的运用为主，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也占有一定比例；而到了发展的第三阶段，虽然经验研究中采用定量方法的仍保持较高的比例，但研究方式已开始突破简单化、单一化的局面，出现了若干运用其他定量方式的研究；同时运用西方人类学方法和其他定性研究方法进行的研究也不断增加。从总体上看，第三阶段社会学界的研究方法水平明显提高，其特征是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更加注重方法对所研究问题的适合性，注重方法对研究对象和研究结果的理解能力。
三、方法的研究
我们先用一组统计数字来描述20年来社会学界对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概况。周贵华曾根据《全国报刊资料索引》对1979—1987年所发表的社会学类文章进行统计，结果表明，方法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6.2 %（风笑天，1995）。笔者的研究生以同样的方式对1988—1998年的统计表明，方法类论文共198篇，占论文总数的比例为3.1%（通过对1987年论文的再次进行统计，并与周贵华统计的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周贵华统计的标准略宽， 因而其所得比例可能比实际状况略高）。 魏屹东等人对1986—1995这10年间《社会学研究》所发表的论文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两类论文占全部论文总数的11.7%（魏屹东等，1996）。根据两类论文的比重估计，大约方法类论文只占4 %左右。笔者的研究生也专门对《社会学研究》1988—1998年中的方法类论文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10年中所发表的方法类论文共28篇，占论文总数的3%。
20年来，国内社会学界有关方法问题的研究涉及到众多方面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大的方面：
（一）方法论
从社会学恢复开始，社会学界就开始了有关社会学方法论的研究和探讨。并且，在这20年中，无论是从所发表的文章数目，还是从发表的时间范围上看，这方面的研究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研究者所讨论的方法论问题有所不同。
在前10年中，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西方社会学方法论之间关系的探讨较多，这是这一时期方法论研究的突出特点。这些研究形成了若干主要的观点：有人指出，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的方法论很多，比如唯物辩证方法论、理论逻辑方法论、唯物史观方法论等，从而克服了西方社会学两大社会分析方法论的缺陷；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思想，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方法的第一个层次；还有人认为，社会调查的方法论由三个不同层次的方法论构成，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社会学的学科方法论以及逻辑方法论（张宛丽，1989）。“但对于社会学方法论的认识却是十分一致的，都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指导思想”（参见戴建中，1989）。
在第二个10年中，有关方法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涉及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这其中既有对方法论层次问题的探讨，也有关于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分析，同时还有对韦伯的方法论思想的专门研究。比如李小方对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比较分析、张小山对实证主义方法论所面临的挑战的分析、张网成对实证主义范式与现象学范式的比较分析、林彬对社会学方法论发展趋势的探讨、以及项葵从“价值中立”、整体观等方面对社会学方法论的思考等等，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参见风笑天，1995）。
近几年则有下列一些较重要的研究。李建立从社会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对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进行了评述。他认为，韦伯的方法论及其理论，充斥着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有其社会环境和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渊源。他的方法论既体现出人文主义的倾向，又有实证主义的影子，二者相互交叉，相得益彰（参见风笑天，1996a）。
侯钧生从“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这两个概念入手，分析了韦伯的价值思想。他指出，韦伯的“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同时并存的两个方法论原则，它们既对立又统一。二者异曲同工，目的都是要求研究者将“形而上学”和世界观的认识从科学活动与科学结论中清除出去，以保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侯钧生，1995a）。 他还在另一篇论文中分析了价值立场的客观前提和价值要素在社会学理论中的地位，并指出，社会学知识是否具有客观性，不决定于价值立场是否进入科学研究领域，而决定于价值立场是否与特定的社会发展方向能保持一致（侯钧生，1995b）。
焦永刚认为，“对社会现象的性质的不同认识，是社会学中两种对立的根源”。社会现象或社会现实兼具主观性与客观性，是主客观上的统一。“社会现象的外在性可作两种理解，一方面指对象化的过程中与主体在意义上的分离，另一方面指符号体系本身的可分离性使各种成体系的规则等社会现实在空间上与人分离”（焦永刚，1995）。
覃方明则从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的理论视角对社会学方法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认为“社会学方法论的二元对立实质上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方法论分裂状态的反映”。“传统上被认为构成了社会学方法论之根本对立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间的对立只在发现的程序层面上存在，而在验证的逻辑层面上消失。因此，两者间不存在本质的对立。而理解的方法与实证的方法则在验证的逻辑上分别对应于本质上不同的方式，它们之间的对立才是根本性的”（覃方明，1998）。
何友晖等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探讨了作为方法论的关系论的基本观点。他们指出，“个人行为必须放在关系境遇中来理解，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心理学，基本上不适合于用来分析社会行为。因此，心理学中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偏差妨碍了心理科学的发展，使得心理学难以解释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以关系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生活，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个人意志如何受到社会关系网络的制约”；“方法论的关系论并不否认文化差异的存在，相反，以关系论为基础，我们可以对文化差异有更深入的认识”（何友晖等，1998）。
（二）社会调查的概念和体系
与实际研究中社会调查方法的普遍运用相联系，在对方法的研究中，有关社会调查的概念和体系的探讨也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对于社会调查的概念，学者们的认识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差异。一个差异表现在对这一概念的名称或提法不同。有的称之为“社会调查”，有的称之为“社会调查研究”（尽管大部分学者在使用这两种不同的名称时，所指的内涵完全一样）。另一个差异则表现在对概念内涵的界定有所不同。有的认为社会调查只是一种收集资料的工作；有的认为社会调查既包含资料收集的工作，又包含资料分析的工作（即把社会调查等同于社会研究）；还有的则认为社会调查仅指那种“运用自填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那里收集资料，并通过分析这些资料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过程或活动”（风笑天，1996b ）。
社会调查的方法体系也是前10年特别是恢复初期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在这方面比较一致的结论是：社会调查方法体系可分为三大部分，即方法论、基本方式、具体方法和技术。但是，对于每一部分中的具体内容，不同学者之间的看法有较大的不同。如在方法论方面， 主要有5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认为社会调查的方法论由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研究方法论三部分构成；第二种认为由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社会学的学科方法论、逻辑方法论三者构成；第三种认为它是一种研究社会调查如何贯彻一般科学方法的逻辑程序的学问；第四种认为它是社会调查的指导思想，是调查者在调查活动中始终要遵守的一些原则；第五种则认为它是指导调查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原则以及具体的理论框架。又如对社会调查的基本方式，也有两种不同看法。较多的研究者认为，社会调查有 4种基本方式，即普遍调查、抽样调查、典型调查、个案调查；另一些学者则将这一层次称为基本调查方法，其内容则包括观察法、实验法、问卷法、访问法、个案法、典型法、抽样法、普查法、比较法等等（风笑天，1995）。
社会调查方法与社会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都是与前述的社会调查的概念以及社会调查方法的体系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内大多数社会学者都认为社会调查方法与社会研究方法是一回事，因而他们往往用“社会调查方法”或“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来表示社会学研究方法。只有少数社会学者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二者不是一回事，社会调查方法只是社会研究方法的一个部分。笔者也曾专门撰文对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和联系进行分析。在区分这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笔者指出：在认识上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等同于社会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其内容体系和结构上的某些混乱现象。那种将实验研究、文献研究和实地研究与问卷法和访问法同等看待，并列作为社会调查中收集资料方法的做法是不科学的（风笑天，1997）。
在恢复重建的初期，社会学界对毛泽东农村调查方法也进行了比较集中的研究。陆学艺等人分析了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历史性贡献及其这种贡献的5点具体表现。苏驼在论文中指出， 毛泽东不但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还提出了不作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的思想；同时他认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不但从高层次方法论上研究调查方法，而且很重视低层次的具体方法和技术问题。严家明指出，毛泽东农村调查方法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以矛盾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为根本方法，包含观察法、访谈法、座谈会、实地调查等内容；作者还认为它与西方社会学调查方法的关系是前者（毛泽东农村调查方法）对后者的包含关系，是基本方法同一般技巧的关系。卢光明等人则对在毛泽东农村调查方法基础上形成的、以典型调查、个别访问、开座谈会等为基本方式的传统调查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认为该方法具有调查对象非确定性、程序非规范性、结论推广的盲目性、分析方法的思辨性等缺陷（参见风笑天，1995）。
（三）问卷法与抽样方法
正如前面所总结的，问卷调查的方法在社会学经验研究中的应用十分普遍，应用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少。卢汉龙对社会调查中问卷的意义界定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如果没有吻合度较高的意义结构，调查者如果未能确切地把握影响资料真实性的各种因素，研究结果的有效度和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因此，问卷设计应采用常识理论来界定问卷中问题的意义，问卷中问题操作化的基础应当是常识。同时，调查者要使自己的意义界定体系与被调查者的意义界定体系尽量取得一致（参见风笑天，1995）。笔者曾对问卷设计的原则、方法，问卷调查中的障碍，问卷设计中容易产生的问题等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出问卷设计要为回答者着想等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本专门探讨问卷设计方法的著作（风笑天，1990）。另外，刘德寰对问卷法的题型设计进行了探讨。他通过对目前普遍运用的各种封闭式题型进行了归纳和分类，并列举了实例说明每一种题型所具有的优点和不足，指出它们各自的适用范围，对调查研究人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刘德寰，1995）。
对于广泛运用的抽样方法，许多研究者也进行了探讨。卢汉龙指出，人们认识到抽样调查的优越性，但却不明白抽样调查本身需要一整套严密思索和符合数理原则的选样程序才能保证调查结果的使用价值。因此，要注意社会调查中的科学程序问题，主持社会调查的部门应加强对调查程序的审核，要提倡撰写调查报告时对调查程序和方法作明确的表述。卢小广针对某些调查用非概率抽样的资料去推论全国总体状况的做法指出，这样做构成了对社会调查科学性的一种隐患。笔者同样针对国内一些大规模抽样调查中的失误指出，尽管有些调查的样本规模很大，但这并不是保证调查结果能真实反映客观现实的依据。不科学的抽样方式，不明确的调查总体，缺乏代表性的样本，有可能使研究报告中用来得出结论的众多数据失去意义。另外，抽样方式决定的是所抽样本有没有代表性的问题，而回答率则是告诉我们，在实际调查的样本与所计划抽取的样本之间，会不会存在很大差异的问题。抽样中的“随机”并非是指“随意”、“任意”，它有一定的程序和规则。不按这种程序、不遵守这些规则，即使是不带任何主观偏见，也不能保证抽样的随机性和样本的代表性（风笑天，1995）。
（四）定性研究方法
20年中，除了对毛泽东农村调查方法的探讨外，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探讨基本上都集中在定量的研究方法上。只是到了最近几年，才出现了几篇对定性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和探讨的论文。陈向明从定性研究的定义、理论基础、研究过程、具体方法、检测手段等方面比较系统和详细地介绍了国外日益兴起的“定性研究方法”（陈向明，1996）；并撰文对定性研究（她后来改称“质的研究”）中的“局内人”与“局外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她指出，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研究者个人的角色身份必然会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产生影响。不论是作为“局内人”、“局外人”还是“双重人”，研究者个人的身份都与研究的其他维度有一定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否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并且给予了有意识的协调，这对研究的质量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的角色是多元和动态的，既可以从‘内’到‘外’，也可以从‘外’到‘内’；既可以由近及远，也可以由远及近；既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多重的。研究者正是在与被研究者之间这些丰富的互动关系之中一起协商和构建着一个构成性的、不断往前发展着的‘现实’”（陈向明，1997）。
此外，笔者与研究生通过对1986—1996这10年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实地研究报告进行系统的分析，评述了实地研究在国内社会学经验研究中的使用状况和主要特征，同时对这种社会学经验研究中唯一具有定性色彩的研究方式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作者指出，10年来实地研究方法的运用能和定量研究方法相互补充，在方法的运用上更加规范化和标准化，是突出的发展和进步；而对实地研究方法运用中与理论的关系问题注意不够、对个案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不作说明、资料的收集方法上深入性不够、研究报告中对方法的说明简单等等，则是在实地研究方法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风笑天等，1998）。
（五）具体方法与技术中的方法论问题
丁麒钢以社会学中理论检验的程序为线索，从概念操作、资料检验、证据与理论连接中的证实和证伪关系三个方面，探讨了蕴涵于其中的方法论问题。他认为，在概念操作化的挑战面前，社会学自身无能为力，需要借助更高层次的方法论突破；经验假设在样本资料范围内得到的确证，并不意味着理论预设已得到证明；在一次具体的理论检验研究中，不要使用“证实”或“证伪”的概念，而应代之以“接受”或“排斥”的概念。对于在社会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的问卷调查法，笔者也从方法论角度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问卷调查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证的方法，这种实证的特征决定了问卷、随机抽样及统计分析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问卷调查法的广泛运用，为社会学研究从定性走向定量、从思辨走向实证、从微观走向宏观，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蔡禾等人对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传统及其我国社会学界在认识上所存在的误区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尽管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传统由来已久，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学是一门实证学科。反实证主义同样在社会学中有它的地位和历史。同时，实证研究也并不等于经验层次研究，它是一种方法论；既有对理论层次研究的要求，也有对经验层次研究的要求，实证研究的核心是“假设检验”模式。针对中国社会学的现状，作者指出，社会学是一门多范式的学科，实证主义只是其传统之一。中国社会学应对各种反实证主义传统理论和方法加以研究，即使在实证研究方法中，“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模式也只是其中之一（参见风笑天，1996a）。
笔者曾撰文从样本抽取、概念测量、资料收集，以及解释能力4 个方面，探讨社会调查方法所面临的若干挑战。笔者认为：研究者一方面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调查在各种挑战面前所作出的让步和妥协，从而在看待和陈述调查结果时保持客观、清醒的头脑，留有充分的余地；另一方面，则是要通过科学地设计、周密的实施和精确的分析，来努力克服社会调查方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减少实际运用中的让步和妥协，提高社会调查的质量。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四个环节是：如何根据现实社会生活的客观条件，严格贯彻样本抽取的随机性原则；如何通过科学的操作化程序，提高社会测量及问卷设计的效度；如何设计和控制资料的收集过程，克服自我报告方式所存在的弊端；如何利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和同一时点的横切资料，将相关分析推向因果分析（风笑天，1996c）。
（六）其他方面的研究
方文在《重审实验》一文中，以内在效度与外在效度为维度，构造了一种社会心理研究方法的评价框架，并分析了社会心理研究中的反应性。在此基础上，作者集中研究了基本的实验逻辑，以及对实验研究的种种批评。作者指出，作为一种方法，实验无法取代其他方法，它也不可能被其他方法所取代（方文，1995）。针对现有操作化理论的不足，张小天提出了一种关于操作化的看法。他指出，可以将变量分为两群，一群是社会研究者无法可靠地测出的变量，另一群是可以可靠地测出的变量，操作化就是为属于前一变量群的某个变量在后一变量群中找到对应的变量（即指标），以便能够用操作测量方法可靠地测量这个变量。操作化是通过定义和命题来建立变量间的联系的，不同的联系，其有效度不同。而操作定义则是在某些情形下社会研究者定义出新的变量的方式。他对统计分析中显著性水平的意义进行了认真分析，澄清了这一常用概念的确切含义。他指出，“显著性水平是针对假设检验而言的一种犯错误的概率”，“是指零假设为真的情况下，假设检验这种方法形成结论以及犯错误的概率；是指零假设为伪的情况中，假设检验形成正确结论的最小概率。而最重要的是，显著性水平是指假设检验这种方法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中形成结论的最小概率，以及犯错误的最大概率”（张小天，1997）。苏力则以自身进行田野工作的经验为基础，运用“反思社会学”的方法，对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的方法论提出了一种质疑。他通过对这种社会调查知识进行反省，揭示了这类知识背后的权力——支配问题，从而为确定“权力边界”，给人一种新的启示（苏力，1998）。
四、若干问题的探讨
在思考新世纪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时，笔者想就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与广大社会学界同仁共同探讨。
首先，关于研究的队伍。社会学者是研究领域的主体，社会学者的方法训练、方法素养、方法意识、方法水平，决定了社会学经验研究成果的成败优劣。“社会学者应该提高自身的方法素养，如同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一样。正是这种素养能够使我们明白，对各种不同的研究问题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以及采用这种方法的好处和局限。这种素养还能使我们在思考所研究的现象和问题时，自觉地从探讨的可行性、设计的周密性、方法的合适性等角度来进行综合判断，从而有效地帮助我们从问题走向答案”（风笑天，1999a）。20 年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水平的提高过程，实际上是社会学者研究水平逐步提高的客观反映。目前，一部分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已经达到或接近国外社会学研究的水平，但就社会学界整体来说，大部分研究者的方法水平尚差一个层次。方法方面的基础训练还要进一步加强。在这方面，我们要客观地认识国内社会学研究队伍的现状和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笔者认为，定期举办方法培训班，或许是做到方法普及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和一种能收到实效的方式。而召开研究方法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则是及时进行总结、交流，以便不断提高的最好办法。
其次，关于方法的运用。理想的经验研究应该具有一定的理论背景和明确的概念框架作为支撑，在变量的操作化（或变量的概念化）、问卷的设计（或访谈计划的拟定）、样本的抽取（或研究对象的确定）、资料的统计分析（或理解分析）等方面都应该力求规范、严谨、科学、恰当。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笔者认为今后在研究方法的应用上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点：
（一）强化研究设计意识。实地操作只是社会学经验研究的一部分，而在具体操作之前的研究设计在某种意义上则是更为重要的一部分。“社会学研究不只是按固定的程序进行一系列具体操作活动的过程，其灵魂和核心，是研究者的研究思路、研究策略和研究艺术。那些具体的操作，则是这种研究思路、研究策略和研究艺术的外在表现形式”（风笑天，1995）。可以说社会学研究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作为科学，社会学研究不同于日常生活中随意观察的地方就是它需要设计，需要系统的、周密的、有针对性的和可行的研究设计。一项研究的价值大小，除了题目本身的重要性外，研究设计的质量也是关键的影响因素之一。而作为艺术，社会学研究讲求构思，讲求精致，讲求完美，讲求创造。任何不注重研究设计的经验研究，任何简单化、形式化的粗制滥造，都不可能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二）强调论文发表的规范要求。这是目前较为薄弱的一个方面。笔者认为，经验研究的论文必须有问题提出的背景、相关文献的评论、主要概念的界定、研究的设计、研究结果的理论讨论等基本内容。这种对研究报告的规范要求，是社会学知识的交流、累积和创造的前提条件，也是衡量和判断一项具体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标准。“经验研究的规范性是促进经验研究与理论对话的重要一环”（杨善华等，1998）。在这方面，学术刊物的作用十分关键，也十分重要。因为它不仅是一种筛选，是一种评价，更是一种导向。希望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学在这方面能有长足的进步。
最后，关于方法的研究。对方法的研究是基础性的，但它却是直接为应用研究服务的。没有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支撑，我国社会学的整体发展是难以实现的。在研究方法领域中，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很多。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涉及到方法与理论、方法与方法论、方法与中国社会的问题更应该高度重视。
1.经验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的相互分离，是我国社会学研究中最具潜在性影响的弱点。正是由于许多经验研究缺乏与理论的衔接，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些低水平、低层次的重复研究，以及一些缺乏系统性、理论性、累积性的零散研究。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到社会学经验研究的质量和发展，它还影响到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由于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缺乏与经验研究的‘对话’，使基础理论的发展犹如‘空中楼阁’”（杨善华等，1998）。一些社会学者已意识到并多次提出这一问题（林彬，1994；风笑天，1995；杨善华等，1998；风笑天，1999a），但它的重要性还远没有被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者所认识， 对这一主题的探讨也还未开始。
2.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如同客观事物本身具有质和量这两个方面一样，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也需要我们采用定量与定性两种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方法。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本身并无好坏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恰当运用。因此，如何更清楚地从方法论层次认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本质和特征，认识二者各自的长处与局限，是今后方法研究领域中一项重要的任务。与这一问题相联系的是，需要对社会研究方法体系中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和方法的特点及其适用范围进行探讨和分析。通俗地说，就是要弄清楚社会研究的“工具箱”中，各种不同的研究工具所具有的“特点”和“功能”是什么。这种探讨对于我们在实际研究中恰当地运用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研究方法的“中国化”。社会学研究方法作为社会学者探索社会世界奥秘的工具，与自然科学中的工具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由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内容、过程和特征所决定的。社会研究的方法本身包含着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特质，受到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认真探讨各种社会研究方式和方法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适用性和局限性，探讨它们在中国人心理上所可能产生的各种反映，并在此基础上对研究方法进行调整、改进和创造，使之能更好地接近中国社会的现实，接近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相对而言，目前社会学界在这方面的探讨显得更为薄弱一些，今后在这方面的任务也更为艰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