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1879｜1942）是反封建的闯将，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和北京大学渊源很深。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先生入长北大，旋即延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和留美归来的胡适倡导新文化，应者群起，众声喧哗，冲击着封建文化。各种学说和主义纷呈，也长出了一株共产主义毒苗。激进的陈独秀很快就成了中共早期的教父，但是他没有料到，播下反封建龙种，长成的是一批封建跳蚤。
《新青年》月刊由陈独秀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办于上海，自任主编。一九一七年一月《新青年》编辑部随他迁到北京。进入北大后该刊迅速为全国青年所追捧，很多年轻人看到《新青年》犹如荒漠中遇见甘泉，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不少人则走上了马列歧途。
对《新青年》历史地位的评价
陈独秀一九一九年一月撰文《新青年》明确提出只有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才能救中国，显示他们跟旧事物的彻底决裂和对改革的坚定。《新青年》也强烈抨击封建伦理。留美即将返国的胡适，一九一七年发表《文学改良诌议》，大力倡导白话文，陈独秀也在一九一八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以为呼应。
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新青年》改用白话文，带动了其它刊物的跟风，形成了使用白话文的潮流。一九一八年起，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李大钊、高一涵、鲁迅等人参与《新青年》工作，轮流主持编辑。
一九一八年十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次年刊出《庶民的胜利》。一九一九年五月李大钊编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专号」，有陈独秀的文章《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吹捧苏俄革命。一九一八年到中共成立，《新青年》刊登的有关马列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运的文章多达一百三十多篇，当时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认为，马列和苏俄，就是最先进的民主。
陈独秀文字言语锋芒逼人，有意无意得罪了很多人。一九一九年春传出陈独秀「嫖妓」的流言蜚语，同年六月陈又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新青年》被迫停刊五个月。陈遂辞职离开北大返回上海。同年《新青年》复刊，由陈独秀主编。
一九二零年起，《新青年》变成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封面也改为亲苏图案。杂志每期增设《俄罗斯研究》专栏。胡适不满，指责《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中译本」（苏维埃俄国）。胡适发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赞成在中国过度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多研究些中国的实际问题，甚至主张《新青年》「声明不谈政治」。这些意见遭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抵制。
《新青年》高举思想解放大旗，向封建主义发起猛烈进攻为中国现代化奠定文化基础。陈独秀是挂帅人物，但在俄国十月政变后，引领《新青年》走上了歧途。
《新青年》后期陈独秀和李大钊大力宣传马列主义，为中共的诞生作了思想和人员准备。虽然是把共产妖魔领进了中华大地，不过，我们也不能过多责怪陈独秀、李大钊这些先贤，他们是在真诚地寻找民族复兴之路。时代的局限，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十月革命」的本质。而苏联两次发表声明，放弃沙皇侵占的中国利益，极大地赢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以致孙中山先生也要「以俄为师」，又怎么能责怪陈独秀、李大钊等年轻人呢。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四十岁，胡适三十二岁、李大钊三十岁。
创立共产党，历任五届总书记
陈独秀先生，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生，十七岁时中秀才。工诗词书法，对中国文字学深有研究，新学造诣也深，懂日、英、法三国文字。一九零零年赴日留学，参与革命活动投身救国。陈独秀才思敏捷，笔锋犀利，但演说枯燥。他为人刚直、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但缺少亲和力，甚至难以容人。陈独秀缺乏政治家的灵活，厌恶玩弄权术，他是一位思想家和学者，是关怀天下的传统书生，并非政治家，但历史却把他推上政治舞台的重要地位。
一九二零年八月陈独秀在上海创立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临时中央书记。一九二一年七月陈独秀在广州，没有出席上海中共一大，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此后，在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名称虽有不同，都是中共第一把手。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竟任命工人向忠发为第六任总书记。到第七届才轮到毛泽东。
一九二一年陈独秀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严重争执。马林要求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这些共产国际派来的年轻人，以思想和金钱的施恩者自居，颐指气使，指挥一切。陈独秀不能接受马列教条和共产国际的命令都要执行。同年十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马林以巨款贿赂租界当局而获释。陈独秀从此改善与马林的个人关系。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共的所有经费，悉数来自共产国际，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喂养，中共一天也活不下去。从此中共成了苏共的儿子党。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陈独秀对国民党联络军阀等一些作法仍予批评外，总体上接受了国共合作方针。既然如此，陈独秀认为中国只有走「二次革命」道路，第一阶段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由国民党领导；第二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共产党领导。
坚持原则不惜和斯大林翻脸
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宁死后，斯大林掌权，主张中共党员打国民党的旗帜，夺取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以利于苏联控制中国。斯大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演讲时就露骨地说过：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必须像榨柠檬一样，把它榨干，然后丢掉。
但是，国民党毕竟不是儿子党。共产党暗的一套，如分化国民党为左中右三派，农会无法无天的极左行为，抄了好多北伐军将士的老家、杀了他们的老父，以及在黄埔军校及军队中建立秘密组织等等，一九二六年蒋介石公开表明，国民党内不能允许有小党派的活动。一九二七年共产国际命令周恩来等在上海组织暴动，结果失败，更加刺激了国民党。于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开始清党。七月五日，汪精卫迎合蒋介石，「宁汉合流」。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以共产党的失败宣告破产。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联共（布）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召开过一百二十二次会议、作出七百三十八个决定。事无巨细，都有具体规定，由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执行，只有一小部分命令中共中央贯彻执行。斯大林的遥控指挥是中共失败的主要原因。
中共五大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中共「八七」会议上正式解除陈独秀的职务，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宣布斯大林作出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结论。陈独秀忍无可忍，拍案而起曰：「我们应该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如今被那些乳臭未干的小猴儿牵着鼻子走了。」小猴儿（共产国际代表）要陈独秀悔过，陈答以「所谓悔过，过从何来，如何悔之？现在应该悔过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我！」
一九二八年，斯大林一再催促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以图囚禁陈逼迫他当替罪羊。陈独秀洞悉其奸，拒绝前往。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中共政治局决议，开除陈独秀和他的支持者出党，勇者独秀仍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承认第一次国共合作期中共领导确有很多错误，他个人要负主要责任。不过，第一句话就是：「我们错误地执行了斯大林小集团机会主义错误路线。」
组织托派，坚持抗日，拒不妥协
陈独秀出党后，不忘使命，组织「无产者社」，发行《无产者》杂志。曾任联共政治局委员的托洛茨基，在国民党反共清党后，指责斯大林出卖中国革命，二八年即被斯大林清洗、流放，二九年驱逐出国。《无产者》刊载很多托洛茨基的文章。一九三一年中国四个托派组织召开大会，成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被推举为总书记，成为中国托派的领袖。
一九三二年在中日淞沪战争中，陈独秀以托派中央名义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并向中共提议联合反日。一九三二年十月，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后，发表声明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日，拥护国共合作，并与反对国共合作的托派完全决裂。
从一九二七年出党后，陈独秀被中共戴了九顶帽子：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日在南京审判陈独秀的法庭上，法官问「你主张要夺取政权吗？」，陈答：「当然的，政党不想夺取政权，还叫甚么政党。」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义务为陈辩护，说了些减轻刑责的好听话，如陈一向主张议会政治、是民主的急先锋、认真实行三民主义、托派活动与国民党的反共目标一致之类。陈独秀听完后，拍案而起：「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并将章说的「误信共产主义」纠正为「坚信共产主义」。
胡适和陈独秀政见不一，时有争论，但仍多次从北京来南京狱中，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陈独秀托胡适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受命而为。抗战伊始，胡适接受驻美大使职，临行时吁请释放陈独秀，蒋介石放陈，送了胡适一个人情。陈独秀出狱，陈果夫和陈立夫即予宴请，他们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聘请陈独秀出任劳工部长，陈即席作答「......他叫我当部长是假，叫我点缀门面是真。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包括我的两个儿子，把我关了很多年......这不是异想天开吗！但是，今天国共合作抗日，我可以和蒋先生合作。」
一九三七年底陈独秀逃难到武汉。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要求陈写个书面检讨以回党工作，陈独秀严词拒绝，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回党工作是我所愿。但是，我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何必以后再搞得不欢而散呢。」于是陈独秀遭到了最恶毒的诬陷，中共说他是每月领取日本侦探机关三百大洋的汉奸。这也太离谱了，许多社会贤达包括国民党人签名声援，要共产党拿出证据来，陈也要求对簿公堂。周恩来单方面要求陈独秀克制，不要辩解。陈独秀感念旧情，照顾刚在陕北站住脚的中共，未再追究。
铁窗反思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中共给陈独秀戴的汉奸帽子却长期没有脱下来，直到一九八四年中共十三号档才一句带过：「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
毛泽东在公开文章中说过：「陈独秀曾经是我的老师」，「陈独秀曾经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可见，中共给陈独秀戴的一堆帽子，除掉「反党」外都是无中生有。
中共中央书记处曾应陈独秀后人要求讨论过恢复陈独秀党籍问题，但没有通过。
一九三二年起陈独秀铁窗五年，读书万卷，冷静思索后，彻底推翻了「我辈以前的见解」。晚年陈独秀回到了《新青年》的「民主与科学」之路，回归了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他写道：「人类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德国纳粹主义和苏联的格别乌（秘密警察）政治。」他不同意「把苏联的一切罪恶都归昝于斯大林」，因为「是独裁制度产生了斯大林。」「独裁制度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写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从而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
陈独秀晚年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共产党组织体系进行了全面反思和批判，超前地指出「共产党乃是法西斯之母」！他说：「民主主义是......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无产阶级......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之自由。」他赞扬了英美议会民主制度，说二次大战「若胜利属于英美法，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所周知的民主。」
陈独秀在临终那年还着文说：「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民主不是哪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人类几百年斗争才实现的。」胡适在《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一书中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想想。」
晚景凄凉怀抱民主理想抑郁而终
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江泽民重新解释北大传统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把「爱国」强加于前。我们来看看北大的先知陈独秀给我们留下的文字。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他说：
「爱国！爱国！这种声浪，近年以来几乎吹满了我们中国的社会。就是腐败官僚蛮横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爱国大部份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份，有时竟全然不合理性（德国和日本的军人，就是如此）。」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陈独秀撤退到四川后，倦宿于重庆上游的江津。一方面共产主义是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另一方面中共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他痛苦异常。物质上也十分艰辛，家无宿粮，时常断炊。长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人没有给予任何接济，近在咫尺也从未去探望过，却乘人之危要陈闭嘴。陈独秀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病贫交加，抑郁而死，终年六十三岁。期间，倒是国民党秘书长、他的北大学生朱家骅和罗家伦等人前往看望过，并带去五千大洋，说是学生对恩师的心意，但陈独秀分文未收，说：「你们的心意我理解，但我收了之后，话就说不清楚了。」可见他心里仍很在乎共产主义事业，不愿接受国民党学生的馈赠。
除了政治品德，陈独秀和毛泽东的政见分歧主要有二条：陈独秀认为，对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必须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否则只能是民粹主义空想，即使是无产阶级握有了政权，在社会经济上也必须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或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陈独秀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离开城市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结合，否则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的希望。
这二种观点即使在当时谁对谁错，也昭然若揭；毛泽东死后的中国现实更准确地证明了陈独秀见解的深刻和高瞻远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