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面对CPI上涨的势头，中国央行开始实施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到目前已经七次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三次加息了。尽管国家统计局2月15日公布的1月份的CPI涨幅低于预期，同比增加4.9个百分点，使人们好像松了一口气，但目前看来，中国政府可能还会继续收紧货币政策。

中国政府显然是怕2011年中国通货膨胀失控。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体内的广义货币已达73万亿元，已是中国GDP总量的1.82倍。在许多人眼中，这巨量的货币流动性，好像是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市场化过程中积累下来的一个巨大“堰塞湖”，并相信它正悬在中国经济的上游，迟早会把下游的大小河道溢满，并把PPI和CPI不断推高，因而管住这巨量流动性，不让它从银行储蓄的坝中溢流出来，是央行的当务之急。这一逻辑是否成立？这一宏观经济管理思路是否对头？

弄清这些问题，显然是非常复杂的任务，需要深入的理论和现实思考，甚至需要用新的理论视角来观察中国经济与社会。笔者仅根据自己最近所关注的一些文献，谈点粗浅的直观认识，以抛砖引玉。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近两三年中国宏观经济的演变动态，理清这巨量货币流动性是如何积累起来的。

从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第二季度，为了遏制当时已抬头的CPI，央行就采取过类似最近这样一紧再紧的货币政策。2008年下半年，面对当时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外贸出口急剧下滑的严峻形势，决策层来了一个180度的宏观政策大转向，推出了所谓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同时又促使央行采取了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8年第三季度之后，银行信贷就开始超常增长。随之，中国的M1和M2都有快速增长。2009年全年M1增幅高达32.25%，到2010年12月底，M1存量已达到26.66万亿，在2009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1.19%，两年净增了10万亿。同一时期，M2也快速增加，2009年全年增幅也高达27.58%。到2010年12月底，M2存量达到72.58万亿，两年净增了25.1万亿。有点令人不解的是，在2009年全年银行信贷极其宽松的情况下，中国的基础货币并没有增加多少，M0也没有增加多少，只是从2008年底的3.42万亿元增加到2009年12月底的3.82万元，全年仅增长了4000亿元。近两年的中国政府为应付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最多只是推出了一个所谓的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怎么一下子就从一个叫“央行”的魔瓶中释放出了25亿的广义货币？

按照凯恩斯主义流派的观点，货币主要不是央行外生供给的，而是“产生于为投资而融资和资本资产头寸融资的过程之中”（见明斯基《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中译本第106页）。按照这种内生货币说，在现代的信用货币体系中，不是央行增发了货币而导致商品的物价上涨，而是资本资产头寸的增加，以及名义工资和其他收入的增加，导致广义货币在经济体内部“内生地”创生出来，即是从PY→M，而不是像经典的货币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从M→PY（见John Smithin《货币经济学的争论》第3和第5章）。

依照这一理论来审视近两年中国广义货币的迅速膨胀现象，笔者的初步判断是，这一巨量货币的创生，主要是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为巨额投资融资和以房地产行业为龙头的资本资产头寸融资的结果，同样各行各业收入增加（尤其是一部分人的灰色收入大幅度增加）亦是其中原因之一。从这一“内生货币”的理论视角来判断中国的经济运行，可以认为，近两年新增的25万亿广义货币，本身就创生自2008年下半年决策层所发动的“4万亿刺激计划”的实施过程，而不是央行在执意超发货币的结果。换句话说，这并不完全是央行的错。因为，决定货币供应量的除了央行所能控制的基础货币外，还有货币乘数，而后者则不是央行所能完全控制得了的。

现在，面对近73万亿的广义货币，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担心2011年中国的CPI上涨控制不住，故货币政策一再收紧。现在的问题是：既然这73万亿的巨量货币流动性“堰塞湖”已经在中国经济体内形成，应该如何处理？是通过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率和加息从而用“卡”和“堵”的办法管住这巨量的流动性，不让它从各银行的储蓄账户中流出？还是采取“疏”的办法让它流向某个地方，并且在让其安全流出时“发电”，而不是让其任意泛滥？这好像又要来考验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智慧和治国哲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