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民间的回声》这本书怀有特殊的感情，不只是因为它讲述的是我的父母如何创办和苦心经营《新民报》的历史故事，还因为这份报纸的历史，是前辈知识分子为建设现代中国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一个片段或者缩影。

本书作者蒋丽萍、林伟平夫妇曾经是或至今还是上海《新民晚报》的工作人员。为了探究《新民晚报》的前身——《新民报》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份报纸生命历程中经历的荣辱和浮沉，蒋丽萍、林伟平夫妇从立意为《新民报》的创始人作传至今，已付出了将近十年的艰辛。为了准备本书的最近这次修订，他们又到北京、重庆等地做了进一步采访和史料挖掘工作，使之比初版更加丰满和翔实。

在上个世纪的早期阶段，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曾经有过一些好的势头。一批由新式学堂培育出来或者从海外学成归国的知识界人士开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崭露头角。这些具有现代文化背景的年轻人对中国的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急切地想一试身手，运用自己所拥有的新知识去改造这个古老的国家。《新民报》也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诞生的。我的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以及他们的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不满在官方通讯社里日日与官样文章为伍，决计办一份同人报纸，依托它来实现自己作为新闻人的人生理想和对于新闻自由、民主法治和民族富强的追求。我母亲原来是一位执业律师，由于父祖两辈的熏陶，对于企业经营具有天生的爱好和才能。她在1936年加盟《新民报》以后，把这个只有一个不到十人的编辑部、甚至没有自己的印刷设备的同人小报改组为一个经营管理制度严整有序的股份有限公司。她的杰出的经营才能与继父广揽人才、协和多方的本领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们就以这个规模不大但机制比较健全的报业公司为基地，展开了实现自己的职业追求和人生理想的活动。我的生父青年早逝，去世时只有二十四岁，我自己又从小体弱多病，母亲对我的珍惜疼爱的感情，是我从小就能感受到的。然而即使如此，她总是把《新民报》的事业发展放在第一位，因此很少有时间与子女共享家庭生活的温馨。在我幼年时代，清晨醒来，经常会发现母亲和继父已经在床头开始了对《新民报》的发展规划和日常经营采编事务的讨论，匆忙吃过早饭，他们便分头上班工作或出门办事，要到很晚才能回家。

然而正像中国的整个知识群体那样，他们的职业生涯和人生道路可以说是命途多舛的。如果说凭借读者的钟爱和本身的经营努力，《新民报》还能在官僚资本的经济压制下不断发展，接着来的政治迫害就使它受到了更严重的摧残。就在《新民报》的事业发展如日中天，《新民报》的同人企盼国民党政府宣布“行宪”和在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策划通过《出版法》立法使他们获得更大的新闻自由空间的时候，母亲却因为在立法院就国民党政府派出飞机轰炸人民解放军占领的城市对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提出质询，并且联络立法院中的一些民主人士提出禁止轰炸城市的动议，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不得不亡命香港。南京《新民报》也按照蒋介石本人的“手谕”被勒令“永久停刊”。

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虽然《新民报》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包括我父母在内的《新民报》的老人，仍然在分配给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和积极建言，希望为建设民主、文明和富强的中国作出自己的贡献。不曾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百年追求会被“左”的路线指责为“民主革命同路人反动思想的大暴露”和“猖狂向党进攻”，以致我的父母和全国50多万知识分子一起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得到平反改正。母亲的主要罪状，是批评不依法办事的“人治”做法和要求实行“法治”。继父的主要罪状，则是提出了允许办“同人报”的建议。《新民报》的老人，包括曾经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屡受反动派迫害的浦熙修等优秀记者，被划为“右派”的达数十人之多。

《新民报》的故事，可以说是一群新闻人在旧时代壮志未酬的失败故事。那么，在时间已经过去多年，当事人已经相继逝去的现在，再来讲述这样的故事还有什么意义吗？在我看来，答案是肯定的。那理由就在于：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知识分子虽然由于各自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社会经历不同而在政治倾向、处世方式乃至事业成就上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是这个社会阶层的主流对于民主、文明、富强的中国有着共同的追求，却是毋庸置疑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等领域的许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要全面实现好几代先进人们的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二十一世纪的开头，发展民主、建立法治、实施宪政正在和进一步提升小康一起，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前人的成就和失误、经验和教训都能够成为这一代人建设民主、文明和富强中国的借鉴。本书初版得到知识界读者热情欢迎，就是这种社会价值的证明。因此我觉得完全有理由期待本书的增订版获得更大的成功。

（本文为《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增订插图本一书序，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