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吉瑞（Jerry D. Schmidt），祖籍德国，1946年生于美国。后移民加拿大，曾任教于加拿大温莎大学（ University of Windsor）亚洲研究系，教授古典诗学。现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精通德文、拉丁文、英文、梵文及汉语等多种语言。主要英语著作有：《杨万里》（波士顿：GK Hall出版社，1976年）、《石湖：范成大诗学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人境庐：黄遵宪的诗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上海古籍2010，孙洛丹译） 、《随园：袁枚的人生、文学批评与诗艺》（伦敦：柯曾出版社，2002）等。

施吉瑞教授虽为金发碧眼高额广颐之北欧人，却讲得一口极为纯正流利的国语。有一次，他在我校做一讲座，一中文系青年教师正好经过教室，遂走进去听了一会儿，半天抬头一看，才发现原来竟然是洋人。而且，他精力过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要请我吃饭，我订在中午，他说他中午不大吃饭，只吃水果即可。他住的地方离我的远，于是开车来接我，一起到一家广东茶餐厅，从十一谈到一点。下面是他的一些谈话片断：

中国大陆现在好多人都会写旧诗，我听说比写新诗的人还多，（我插话：网上每天有数千首旧体诗诞生，可是你从传统媒体上看不出来这个重大变化）复兴国学，情况很是令人吃惊。你想一想，西方可能复兴拉丁文么？西方还有人认识拉丁文么，还不要讲用拉丁文来写诗？中国的古典如此大程度的重新复活，这才是真的世界奇迹呢！这么容易恢复活力，这也令我们对中国文言文的生命力重新认识。拉丁文字就是真正死去的文字。

西方现在没有人读古典文学了。书店里占据主要地位的都是大众读物、商业读物。我从来不去书店，只在网上买书（插话：旧书店尤其是旧货店极好，可以买到极便宜的古典文学书籍。我在温哥华的Shrifft store,可用一元钱买到过莎士比亚或弥尔顿。然而同样一家店里，一双八成新的旧皮鞋，都要卖到九元钱呢！但我们感觉到购书多“好”多“好”的时候，不也残酷表明了古典文学变成废纸一样的东西）所以相比之下，中国这么多人还读古典，很不容易！西方现在是后现代的天下。我上次到荷兰、比利时，我发现比利时很漂亮的教堂，竟然都用来做时装表演了！

我的这本新书很快就要交出版社了，但是我还不知道交到哪里。也许可以有基金会的资助吧。有多少西方的读者对清诗感兴趣，你知道他们知道唐诗就不错了。他们关于中国文学的出版物，要么是前面，要么是新文学的。我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可是，我的书名是《郑珍：遵义沙滩派及中国现代性的起源》，（案，沙滩派指郑珍、莫友芝、以及后来的黎庶昌、黎汝谦等人，形成一个重要的谱系）这个书名比较能引人注意。因为我在这本书里颠覆了当代西方汉学主流的看法，他们向来认为中国现代性的源头在于五四，或龚自珍、康有为。其实龚自珍没有那么重要，他没有学生传下来。我希望重新认识这个问题，反而在中国文化的边缘，产生了中国的现代性精神。

郑珍他们的重要传统其实是“道器并用”。过去说洋务派只重器，忽略道，这个不对。他们哪里忽略了“道”？可能因人而异，有些人是忽略了道，只重技术。但是郑珍他们不是。我这次准备到贵州去提交的论文，就是谈郑珍诗文中的“科技”倾向。里面可以看出他的理性精神、怀疑精神以及批判精神。他那时代虽然没有什么西方科技进来，但是分明做好了一个重要的转型准备，就好比说他们开了一个头，这个头是文学的作用，诗歌的作用，那么多人传他的诗，很奇怪，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头，是宋诗派在现代性源起的作用。

我有一个感觉，可能鲁迅最早就是看宋诗派的东西的。不是什么六朝，也是什么浪漫派，他读过宋诗派的东西，受过影响。现在鲁迅的早期研究，不太行。分明把这个真相遮住了。

道器并重，郑珍的做法是“汉宋兼采”，而到了黎庶昌，就是精神价值与物质文明兼采。我们读他的《西洋札记》，写得多好，对西方的科技文明，欢欣鼓舞，由衷赞美。你看他不仅要学西方的交通、能源等科技成就，而且多看政府的开会，政府的管理，并且明确提出要学英国政府的让人民来管，而不是管人民（民治）；黎庶昌的《布莱顿记》，明确说西方人可以制造大炮，但更厉害的是他们的精神文明，比大炮还有威力，他通过英国友人阿什伯里，看到开国会的重要，这还不是重要的现代性么？

大部分支持改革的都是宋诗派，莫龙芝的旅行日记，提到人看西方的科技书，甚至看微积分，到上海看江南制造局，叹为天下之奇观，还要把儿子留在上海念书。唐诗或六朝派是不支持改革的。宋代文化是不是这样？我想起范成大出使金朝的时候所写的诗，同样也是显示出一种文化的包容力。而这种包容力，近代以来，愈来愈明显了。宋诗派大多数人都如此。我认为黄遵宪其实也属于宋诗派，这不是单单以诗论诗作来评判，而是有一种宏观的文学态度在背后作支撑。你看黄遵宪一到香港，就看出西方有很多值得学习得地方，这是中国古诗没有的东西。

郑珍的诗，自成一家。他的情感深美，爱家庭、爱山妻，同时爱他的表妹，他对表妹有深情。看他临死前那首诗，写得多好。我想郑珍的悲剧感之一是他后来感觉到“汉”“宋”其实不可能融合。你觉得宗教与理性可以融合么？神不能拯救人。这里有很深的悲剧性。它们比宋诗更复杂、更黑暗——这里面有人的黑暗，也有大自然的黑暗，总之有一股比宋诗更阴森可怕的力量。郑珍一生学韩愈的险怪，但他不仅仅是韩愈的追随者而已。他把过去险怪的诗学，变成富有阴影的诗学，这是创造性的。

学人之诗是很重要的概念。（插话：中国诗必然会走到这里。因为诗是文化的精粹）学人之诗，等于放开一条路，诗可以议论。严羽说诗有别材，太封闭了。把严羽破掉，才是真正的诗界革命。梁启超根本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梁其实很浅。开了这个路子，才是开了现代性的源头。诗可以议论，才有见识。譬如，郑珍就看出科技其实对有钱人有用。鸦片战争其实是为了钱。郑珍看出：钱和武器，是现代化的两大元素。郑珍用理性、怀疑精神来看两个东西，一是政治，一是科学。他看到很深的地方，没有学人之诗，就不会有他这样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