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拍摄《十诫》是律师皮尔斯威茨的主意。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寒冷雨天的下午，基耶斯洛夫斯基与这位律师在马路上偶然撞见，两人都处于四处闲逛、无所事事的状态。他们此前在《永无休止》（1984）这部影片里合作过。律师开门见山地对导演说：“应该有人来制作一部关于《十诫》的影片。你应该这么做。”这位律师与他一道编写了这10个电影短片的剧本。
圣经中的“十诫”包括“不杀人”、“不撒谎”、“不做伪证”等训诫。波兰是一个天主教气氛浓厚的国家。1978年10月，来自克拉科夫的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依蒂瓦当选为教皇，即约翰·保罗二世，在波兰人当中更是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在教会里感到心情舒畅，感到能够说真话和富有尊严感。
基耶斯洛夫斯基感受到了当时的社会氛围。但是他需要找到自己的途径和角度，需要找到自己的形式与语言，才能够与自己所处时代之间进行对话，与之相匹配，而不仅仅是跟在它的后面。比较起来，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一个低音声部，他完全不适应广场上喧闹和流光溢彩，不像瓦伊达（《卡廷森林》的导演）能够进入“时代的主流”，运用电影投身社会生活。瓦伊达拍摄于1981年的《铁人》，描写了一位团结工会成员的成长，以故事片的形式第一时间报道了那场举世瞩目的运动。
基耶斯洛夫斯基采取了将镜头对准人们的日常生活，试图观察外表看起来平静如水的居民住宅楼里，在成百上千个相似的窗户以及厚厚的窗帘后面，人们如何处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拥有怎样的道德状况和精神面貌。“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值得细细品味，都有它的秘密和紧张刺激的事件。”（《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基耶斯洛夫斯基》）这是一个细致入微的领域，导演同时决定在影片中放弃当时波兰物质匮乏的种种情形，放弃商店门口长长的排队队伍，甚至放弃了人们在政治方面的不愉快。
这不能仅仅从审查制度方面得到解释。实际上，当人们丧失正当的公共生活，他们也丧失了正常的个人生活；当他们的公共道德遭到压抑和萎缩，他们的个人道德也遭到贬损和削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遭遇的谎言、谬误以及破灭感，必然进一步毒化和污染他们的个人生活及个人道德。这是西方学者比如阿伦特没有经历过的。人们远非在个人生活中固若金汤，只是缺了公共生活这一块。不同的地方上演着不同的故事，有着不同的乃至更加深刻的不幸。
事情必须在两方面同时开始，既要参与公共生活，为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而努力，也要清理自己的晦涩和黑暗，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就像在这十部影片的第二部里，当被问及“你信上帝”吗，那位年长的医生所说：“我有一个够自己用的上帝”。这意思是说，我的问题只能由我自己来承担，我的道路和受罪只能由我自己亲赴，我的方案只能由我自己来拿，它不一定适合你，就像你的不一定适合我。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自况，也是所有这些影片的起点：需要由个人负起他们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将一切尽力外推。
从一个内部开始——恢复人的良知，承担个人所要承担的——不可能成为事情的全部，但是不能缺少这样一个起点，也不能缺少这样一个动力。没有这样一种来自内部的革命，甚至谈不上一个外部的改革。
这十个当代波兰人的故事，与圣经中的“十诫”，只有一种松散的联系，很难一一对应起来。它们是为电视台制作的电视电影，每集50分钟，每个故事本身是独立的，其中也有一些互相穿插，大部分里面还有一个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由同一个瘦削的演员扮演。比起基耶斯洛夫斯基后来在法国拍摄的《红》、《蓝》、《白》，《十诫》系列比较不为人所知，但是其中蕴藏着的原创力量及纯粹感，更加值得一看。
二
十个故事放在同一个住宅小区，人们住在不同的楼号楼层，在电梯里相见，从高层掉下来的东西有可能砸在任何人头上。第二个故事中特地安排了这样一个细节：打扫院落的人发现地上的一只死兔子，去问那位医生：“这只兔子是您的吗？”接下来是医生问女主角：“这只兔子是您的吗？”学法律的人知道这样一个例子：一只乌龟从楼上掉下来，把楼下一个人砸伤了。住在这栋楼上的每家每户除非他们拿出这只乌龟不是自己的证据，否则所有住户对这只肇事乌龟都有赔偿的责任。他们互相之间因而拥有了某种联系。
女主角住在医生的楼上，曾经开车将医生的狗压死，偏偏她的丈夫眼下正在这位医生处接受治疗。她本人遭遇的意外是，丈夫在医院奄奄一息，她却与别的男人怀孕了。“一个人能够同时爱上两个人，是不是？”她问医生。她迫切想从医生那里知道，丈夫是否还能够存活。如果丈夫活着，她便不能要肚子里这个孩子；如果不能够，她才能生下孩子。这个故事被冠之以“两难进退”：同时面临两种选择，其中每一种都有其理由，因而作出取舍相当困难。
意识到这种“两难进退”，是一个伦理上的进步。在从前的某个时期及其意识形态之下，得到鼓励的是“不眨眼睛”的伦理态度，不管是“真理”、“历史”还是个人生活道路，都被表述成一条直线，表述为唯一的、不可辩驳的前进方向，容不得在两种选择之间徘徊犹豫。比如在这种情况下，拿掉孩子被认为是不需要讨论的。
接下来是如何“承担”这种两难进退？能够承担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情。影片中这位医生往往被人们忽视了，而他才是全部困局的最终承担者。怀孕女人将压力转移到了他的身上，只求他一个回答，她就会采取行动。
压力在一点点增加。年长的医生陷入了深深的迟疑当中。迟疑的背后是良心的煎熬。他有他自己作为医生的职业伦理。他不能做肯定的答复，“我不能推测”。当他感到没有把握的时候，他不能表现得信心满满。然而，为孕妇肚子里的小生命着想，他必须做出违反自己职业伦理的决定。故事实际上十分简单，但是影片的节奏却把握得非常好，将那种沉重的气氛一点点释放，逐渐积累起来。
当他最后对女邻居说：“别堕胎了，他快要死了”，接下来是一个非常诡异的镜头：医生整个人及头部陷入深深的黑暗当中，右半个脸却呈现在暗红色的光线之中，仿佛像是一个魔鬼，或正在被魔鬼所抓住。他处于内心的折磨当中，他知道自己撒了谎，虽然是出于好意，他也必须承担自己说了假话的代价。在某种意义上，“有道德”体现为这种“道德感”，而“道德感”则体现为“道德敏感”，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清晰的自知和承担，对于不同立场的道德要求有所体谅和接纳。在这样的镜头背后，正体现出影片本身的道德精神。
在第八诫中，这个故事得到复述。伦理学女教授在课堂上讲述了这个孕妇的难处，引出了阶梯教室里一位女听众自己的故事。她叫伊莉莎白，来自美国，是教授著作的英文译者，也是纳粹德国大屠杀的幸存者。
当年她是一个被人牵在手里的犹太小女孩，需要立即找一个地方重新躲藏。新看护人提出一个条件，要求这个犹太女孩必须有正式的受洗证书，这需要一个能够充当她受洗教父的人，哪怕是走过场也行。一天宵禁之前，小女孩被人陪同，来到愿意当她的受洗教父的人家里。这位答应好了的受洗教父突然犹豫并拒绝了。理由是“不能作伪证”，否则良心不能安宁。与上一个故事一样，这回也涉及到一个孩子的生命安危。
女教授骇然。她进一步提出细节上的问题：关于那个人家的地点、喝水茶杯的质地、屋里是否有其他人等等。实际上她正是当事人之一，那位拒绝担当受洗教父的人是她的丈夫。女教授当晚邀请远道而来的客人去她家，道出了当年小女孩所不知道的隐情。他们夫妇都是地下抵抗组织成员。这之前接到有关情报说，犹太女孩的事情已经被暴露，领女孩前来的人只是“线人”。由于涉及到抵抗组织的安危，他们不得不做出拒绝的决定。
毕竟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如果不能意识到这种艰难，不能背负着艰难的重负，那就是缺乏良知了。而即使是这样，这个决定从理论上也有重新探讨之处。有关“线人”的情报一定是准确的吗？是否除了拒绝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为了一个组织的安全，就一定要牺牲这个小女孩？为了正义必定要牺牲爱？但是假如没有孩子，便没有了未来，这个“正义”的实现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十诫》开始，基耶斯洛夫斯基影片中的音乐显得非常突出，它们优美、哀伤，带有浓郁的乡愁意味，很好地阐释了影片的内容。与音乐家基纽·普雷斯那的合作，也是从《永无休止》这部影片开始的。音乐家是波兰南部克拉科夫人，此地人们性格温和松散，意志力高度集中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担心他工作不守时，对他强调必须准时到达现场。普雷斯那一听就烦了：“放心吧，我肯定搞砸过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三
当时波兰报纸上正为是否取消死刑而争论热烈，基耶斯洛夫斯基以第五个故事（一般称《杀诫》或《杀人故事》）参与了这次社会讨论。而且他的立场十分鲜明：反对死刑。他很少这么直接和激烈。他后来回忆道：“我想拍摄这部影片恰恰是因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我的名义发生的，我是这个社会的一名成员，我是波兰的一位公民。因此，在这个国家里，如果有人将索套套在别人的脖子上，他就是以我的名义在做这件事情。我不希望这样，不希望他们这样做。”
影片开始时，一个头发蓬松的男孩在街头闲逛，他大约二十岁左右，目光迷离，神态恍惚。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游离的，仿佛是一个幽灵。拍摄街景部分时，摄影机镜头上装上了绿色的滤镜，使得所拍街道、房屋、地面染上了一层病怏怏的色彩，影片的摄影师共制作了600个这样的滤镜。导演强调，那个城市是“肮脏的、悲伤的、空洞的”，指的是华沙。
人们生活在莫名其妙的怨气当中。出租车司机嘟嘟囔囔，身材肥胖，成心为难他的乘客，把妻子做的午饭扔给狗吃。男孩坐上了他的车，他们一路往郊区驶去。窗外的风景越来越荒凉，男孩要求关窗户，被司机拒绝，他们发生了争执。男孩拿出事先准备在身的一根绳子，从背后套住了司机的脖子将他杀死。
男孩很快被抓、受审、出庭、被判死刑。他的律师刚刚通过资格考试，他反对死刑的理由是：“惩罚是一种报复，尤其是意在伤害罪犯，而不是预防犯罪。”他的辩护没有成功。接下来是国家机器有步骤、有预谋、有计划地完成一桩事先张扬的杀人案。人们在行刑室有条不紊地准备一切。有人提醒“窗帘该换一换了”。关心窗帘的人，并不关心这天要处死谁，他做了什么和没有做什么。同样的冷漠也体现在高级法官身上。该案子的法官对匆匆走过的律师说：“听说你新添了一个儿子”，让悲哀的律师无言以对。
最后的时刻，律师去死囚牢房看望男孩。男孩讲述了一个不幸的故事。几年前，男孩和自己的朋友喝酒，喝完酒的朋友驾驶拖拉机，把男孩十二岁的妹妹压死了。男孩内疚不已，一方面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可能也由此产生了对于司机莫名其妙的恨意。杀人过程在影片中占了很大的篇幅，男孩弄死司机大约七分钟，而后来国家机器弄死男孩需要五分钟，透过银幕，人们听到不同生命在暴力重压之下的喘息。拍摄吊死男孩的那一场戏不得不中途停止，因为每一个人看见那种场面都膝盖发软。基耶斯洛夫斯基说，杀人总归是错的。我们不知道男孩为什么要杀人，但是我们知道社会为什么要处死这个男孩。
这部影片既拥有敬畏生命的那种悲凉感，又有生命本身的脆弱感及仓促感，为这十部影片中本人的最爱。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电影版本，普通电影长度85分钟，获1988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
同样拥有电影版的还有第六个故事（一般称《情诫》或《爱情故事》），片长87分钟，也是这个系列中最为优秀的影片。这是一个偷窥的故事，在电影中并不少见。不同在于，偷窥者与被偷窥者因为这件事情，他们的生活和内在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改变，各自走过一段人性的长廊。
尤其是被偷窥者，为一名30来岁的独身女画家。她有不同的感情生活，在家里与不同的男人约会，看上去她比较满不在乎，当然也有伤心的时刻。偷窥者是一名20来岁的年轻人，在邮局上班，他爱上了自己的偷窥对象，是那种全身心的爱。然而女画家却以一种玩笑、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他。年轻人割腕自杀，被送进医院。
他的行为令女画家极为震撼。她的神情变得肃穆起来，目光变得专注，时常挂在嘴角的那一丝嘲讽的笑容不见了。她遇到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对手，这是一份准备以命抵命、不怕死的感情，很久以来她在自己身上已经体验不到这种东西了，她在周围的男人身上也体会不到。而当她感到懊悔的时候，某些东西在她身上复苏了。
用于偷窥的望远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本人并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她身在其中懵然无知，托麦克每天定时通过望远镜观望她。这个“看”的位置，这个“第三只眼睛，提供了一种观照的维度，代表了一种审视的立场。这正应和了苏格拉底所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
扩充的电影版本与电视版本在结尾处稍有不同：女画家来到年轻人的家中，看到了放置在桌上的望远镜，她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接下来是几个回放的镜头，即年轻人窥视到的几幕：她满不在乎地和来访的男人上床；她和男人在家门口的路边上吵架；她受了伤害之后回家，把瓶子里的牛奶洒了一地，并低声啜泣。她这回终于无可回避地直面自身，看清了自己的生活，它们就像春天的河流上漂浮的薄冰，非常脆弱，一碰即碎，缺乏根基。
四
“人为什么要死掉？什么叫做死亡？”十岁的儿子问父亲。父亲的回答是：“心脏停止把血液压进，血液进不了大脑，新陈代谢停止了，这就是终结。”父亲是一位电脑工程师，相信这个世界可以通过计算加以认识，一切都显示在数字当中。儿子发问：“你从来没有说过灵魂的事情？”父亲答：“那是葬礼告别的用词，灵魂是不存在的。”父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是上个世纪一度流行的唯科学主义者。
儿子的母亲去世，父亲独自抚养他。父子之间有着独特的亲密方式，两人在电脑上有着长足的发展。儿子自己编了一个程序，可以和死去的妈妈对话。“现在是下午三点，你在干什么”？电脑屏幕上很快显示：“我在睡觉”。姑姑让他进一步问：“梦见了什么？”屏幕上显示的是“我不知道”。梦是程序之外的领域，是程序所无法理解的。
儿子提前得到了圣诞礼物滑冰鞋。他们打电话到气象局问最近三日的温度。得到的回答是：“今天－11摄氏度，昨天－14摄氏度，前天－12.5摄氏度。有8天的霜冻。”父亲将它们一一输入电脑，计算结果很快出来了，冰面的承受强度为每平方米可以承受257公斤——“一个比你重三倍的人”。黑夜中，儿子帕维尔兴奋地睡不着觉。
第二天下午父亲独自在书房工作。突然，放在桌上的一支钢笔开始渗漏，墨水瓶破裂，深色墨水洒在书上。有不安的消息从湖面上传来。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小男孩帕维尔沉落湖底，再也没有能够上来。父亲彻底失算，也是唯科学论的破产。
显然人们将科学活动的作用夸大了。实验室里的活动是在理想条件之下的活动，而任何具体的人类事务，总会遇到许多偶然的、意想不到的情况，受着某时某地条件的限制，实际生活不是用任何原理构筑起来的。这种盲信科学主宰一切，将科学当作一切声音中的最强音，试图用科学蓝图去改造社会，却抽取了人的生活意义这样重要的命题，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反而造成了巨大的狂妄和带来深重悲剧。
这是第一诫，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关于人生意义的思考，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起点。这批电视电影在当时收视率很高，它们既可以看作是此前社会运动的回响，又可以看作是对于当下人们行为的阐释，那便是道德的要求，伦理的要求。信不信由你。当时年轻的英国记者贾顿·艾许（Timothy Garton Ash）目击了1980年-1981年波兰社会运动的全过程，他后来写书（《波兰革命》）向人们解释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时，引用了格但斯克造船厂一位穿着脏兮兮夹克的工人的话说：“你看到了，这是一场灵魂的革命。”
